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是美国的立国根基之一，但在建国之初，司法的权威与行政、立法相比却比较薄弱。1803年的马伯利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一举奠定最高法院解释宪法及司法审查的权力，加强了三权制衡的基础，防止任何一方独大。这一案件的审理，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法制史上的典型案例。
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中的表面主角是当事人威廉•马伯利（William Marbury），但实际主角却是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马歇尔利用这场官司，巧妙地将一桩棘手的行政诉讼案演变成确定最高法院权威的著名案例，名留青史。
马伯利诉麦迪逊案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马伯利是马里兰州的一名成功商人，同时也是一名热心的联邦党人（Federalist）。
在1800年大选中，代表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的杰斐逊打败了试图连任的联邦党人亚当斯，当选总统。在杰斐逊就任前一天，联邦党控制的政府及国会通过立法及行政命令，任命了一大批联邦党人担任法官，包括16名巡回法院法官及42名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 JP, 也译作太平绅士），并由当时执掌国玺的代理国务卿约翰•马歇尔（在此之前，马歇尔已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因此，由国务卿改为代理国务卿）在委任状上盖印，连夜送出。
这批连夜上任的法官，被称为“午夜法官”，马伯利也是这批午夜法官中的一员，他担任哥伦比亚特区的治安法官，可以审判价值不超过20美元的案件，但他的委任状却没有来得及送出。第二天杰斐逊接任总统后，得知还有一批委任状留在了国务院的办公桌上，于是立刻下令新一届政府代理国务卿列维•林肯（Levi Lincoln）扣住已经签署盖印的委任状，将这些委任状“如同办公室废纸、垃圾一般处理”。
法官拿不到委任状，就等于律师没有执照一样，无法履行职务。等了两年多，马伯利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于1803年向重新运作的最高法院请愿（petition），要求最高法院向时任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下达执行令（mandamus），强迫麦迪逊送达委任状。
这样，案件就到了马歇尔的手中。从政治立场上说，马歇尔是联邦党人，与马伯利的政治观点相同，而且最高法院也有向行政机构下达执行令的先例，所以，马歇尔应该很容易替马伯利说话，向麦迪逊下达执行令。但是，马歇尔没有简单地这样做，因为他从这个案件中，看到现实的难处与长远解决之道。
现实的难处是，最高法院可以向国务卿下达执行令，但在当时最高法院“无钱无剑”的情形下，行政部门如果不理睬最高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也无计可施，这样，最高法院的威望将大打折扣；而从长远来看的话，类似的行政案件如果全部都要由最高法院初审的话，就会降低最高法院的地位，不利司法独立。在这种情形下，马歇尔在判决书中，长篇大论地分析了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原则、条款与宪法精神，确认马伯利的请愿具有正当性，应该得到委任状；但是根据宪法条款，最高法院对此案并无初审管辖权，而只有上诉管辖权，因此，拒绝发布执行令。马伯利因此最终没有当上治安法官。
在这个审判过程中，马歇尔判定最高法院没有原诉管辖权，只有上诉管辖权时，提出的理由是国会通过的1789年《司法法》条文与宪法条文相抵触，不当地扩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而任何法律都不能高过宪法。他在判词中指出：“与宪法抵触的法律是无效的”（A Law repugnant to the Constitution is void）。马歇尔的判词，不但维护了宪法的最高权威，也开启了最高法院释宪的先河。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解释法律是司法部门的管辖权限及职责” （It is emphatically the province and duty of the judicial department to say what the law is）。
后世的许多法学论者及历史学家们虽然对此一案件的审理有不同的意见，也有人认为案件的审理充满党派之争、原告马伯利的权益没有得到重视等，但无可否认的是，马歇尔对这个案件的判决，对美国历史发展影响重大，是里程碑式的判决，得到历史学家及法学家的同声赞美。
马歇尔对司法权的解释刻在最高法院的墙壁上
约翰•马歇尔（油画作者：Henry Inman）
马伯利诉麦迪逊案判决书原件（照片：国家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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