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日有所知】英国高校的中国学（汉学）研究机构（上）

汉学（Sinology）与中国学（China Studies），内涵指向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中国各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很多时候，为了行事方便，这两个概念往往会被通用；近年来，China Studies相对来说被更多使用。

英国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由来已久，也不失为一方重镇，例如牛津大学的中国中心、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研究机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等学术期刊，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1916 –2007）等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主编的《中国科技史》等皇皇巨著，都在国际汉学界具有毋容置疑的影响力。可是正如2010年伦敦国王学院院长（Principal）特雷纳（Trainor）在该校中国研究机构启动仪式上所表示的，“英国的大学在对中国的研究上存在显著差距。”[1] 如果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为数众多的研究机构、学者、成果相比的话，这一定不是自谦之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中心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数据库”中，英国高校的中国研究机构竟被基本忽略，这大概是数据库主编的一种疏漏，恐怕也是过往一些年时英国在中国学研究方面滞后的一种体现。《中国研究》、《中国季刊》等汉学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英国学者一度只占很小的比例。这些都与英国汉学研究悠久的历史不相匹配的。如今，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水平卓著的英国高校没有理由仍对中国研究漠然不顾。

2014年9月12日，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网站刊发一篇题为“Studying China：Re-orientation：Britain’s universities are finally growing interested in modern China”的报道[2] ，中国的参考消息网及新华网以《英国高校中国研究升温 更多学生学习中文》为题予以译介[3] 。这则报道关注牛津大学耗资2100万英镑新建的中国研究中心对外开放，聚焦近几年在英国方兴未艾的中国研究热、学中文热，以及雨后春笋般创建或重组的中国学研究机构。

当前，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伯明翰大学、爱丁堡大学、诺丁汉大学、设菲尔德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众多英国顶级名校，越来越重视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过往曾有若干文献对英国高校的中国研究机构进行过介绍，但正是由于近几年变动迅速，因此有必要再做整理。这是个较为繁琐的工作，笔者并不试图长篇大论系统爬梳，仅根据网络资源，进行如下概要罗列。

一、牛津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Oxford China Centre）

牛津大学与中国发生关联开始于17世纪，此后源远流长：1604年，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收到第一本中文手稿；1684年，大学迎来第一位中国访问者；1875年，设立第一个中文教授职位；1939年，开始中文学士培养。20世纪末以来，牛津大学开始重视组建中国研究机构。1994年，牛津大学创立中国研究所；2007年，中国研究所在香港设立牛津中国办事处；2008年，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开始启动，这是在北美之外最大的同类机构（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2012年10月，香港企业家潘迪生捐助，位于牛津大学圣休学院（St Hugh’s College）的中国中心新楼开始兴建；2014年9月8日，耗资2100万英镑的潘迪生中国中心大楼（Dickson Poon China Centre Building）投入使用，博德利图书馆历史久远的中文书有了一个新家，此处成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国的最令人兴奋的场所”[4] 。

牛津大学的中国中心在欧洲乃至世界都是引领性的，拥有超过70名专注于中国研究领域的跨学科学者，中心的作用是将这些校内不同院系的学者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与中国以及全世界其他机构的众多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建立广泛深入的学术联系。因此，牛津大学的中国中心并不是单一静态的固定机构，其运行管理与大学本身松散联邦式的治理模式相匹配。

牛津校内与中国中心具有事务关联的机构还包括圣安东尼学院的东亚研究中心（Asian Studies Centre, St Antony’s College）、中国卡杜里生物数据库（China Kadoorie Biobank）、纳菲尔德中国医学系（Nuffield Department of Medicine in China）、中文教学中心（Centre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英国跨校中国研究中心（British Inter-University China Centre）等。

二、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学院（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剑桥大学是一个由不同书院、院系构成的“邦联”（a confederation of Schools, Faculties, Departments and Colleges），包含31个自治Colleges、6个Schools以及众多的Faculties and Departments。亚洲与中东学院（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FAMES）是在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剑桥大学在中东也亚洲研究方面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其中，FAMES中设置有中国学系（China Studies Research Group）。该系的汉学研究覆盖现代中国和前现代中国的各个时期，更多是聚焦于中国历史、宗教和思想、语言与文学、文化与社会等人文领域。其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汉语言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侧重于19-20世纪），中国古代史（侧重于中国王朝早期和中世纪时期、以及敦煌学），当代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侧重于宗教和礼制），近现代中国文学等。

剑桥大学还有一个国际知名的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这个机构的创建人。在国际汉学界中，学术影响以及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程度能够超过李约瑟的，恐怕寥寥无几。这位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耗费毕生精力主编《中国科技史》这套7大卷34分册的开创性系列巨著，以浩繁史据证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李约瑟据此提出一个发人深省并饱受争议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或称"The Needham Question"）——为什么中国近代以后在科学与技术方面会被西方超越，尽管早期如此成功？为什么近代科学与技术的革命性成就，只发生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方，而没有产生于中国抑或是印度及伊斯兰文明区域？这个问题困扰着李约瑟，也困扰着中国乃至世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经试图从思想与文化角度做出回答。可是至今，这个问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系列问题既在学理上众说纷纭，也在实践层面影响到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