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危机与批评的缺席

　　近十多年来，翻译这一人类思想文化交流中最古老的实践活动越来越焕发出勃勃生机，翻译事业取得了令人欣喜的长足发展，翻译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持续的名著复译热潮便是最好的佐证之一。大凡名家的著作都一再被复译、再版。一部作品少则两三个译本，多则近10个译本，经典名著《红与黑》的中译本更达到二十余种之多，似乎一时间复译竟成了一种潮流。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着实应受到翻译界尤其是批评界的关注，繁荣的表象之后是否隐藏着某种危机，启迪着某种思考？

　　若仔细留心一下当今书市中的外国文学专柜，不难发现时下陈列的复译名著在形形色色的外表之下却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名著，尤其是诸如《红与黑》、《茶花女》、《高老头》之类的经典名著，版本繁多，常常令业内人士惊叹不已，就更不用说普通读者在目不暇接之余为选择购买其中之一而如何地踌躇了，说不定最后竟不幸挑中了一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二是某些品质不高的译作改头换面地多次重复出版，而新版本中并无对旧译的实质性的增补、修订之处，让人不禁疑惑此类再版的意义何在，难道仅仅出于商业目的？三是新译本中没有创新的内容，或者说所谓创新仅仅局限在文字表达层面，甚至有流于同义词替换的游戏之嫌，而译者并没有在综合旧译本的基础上对原作内涵进行新的解读。翻译的对象是文本，而文字的固定化使陈述的意思与陈述者完全分离。正如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中所言，“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东西已经同它的起源和原作者的关联相脱离，并向新的关系积极地开放”（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年）。意义是开放的，没有一种意义是固定不变的，每一代人、每一个译者都在自身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人生经验、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基础上以新的、特有的方式去看待和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因此，文学翻译必定是一种再创造，而这种创新不仅首先体现在形式上，更体现在内容上。这既是由翻译的本质，也是由翻译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特性所决定的。“人文科学的传统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传统，它是由相对有限的经典性的文本和绝对无限的解释性文本所构成的，由于后者的存在，才使得前者得以不断流传，推陈出新”（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如果说文学名著是“相对有限的经典性的文本”，那么，不同时代、不同译者的译作就构成了“无限的解释性文本”，肩负着使一个又一个的超越时间、来自异域的经典在新的时空里得以“展现、完善与延续”的神圣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复译的“复”字是远远不能当作一味简单的“重复”来解的。

　　名著复译所表现出的种种现状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或许我们无法驳斥黑格尔的著名命题———“现实的便是合理的”，那么，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复译的必要性究竟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认同“只有不朽的创作，没有不朽的译作”的说法，复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便也不难理解。任何一部翻译作品，无论多么优秀、多么经典，也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长或短———产生广泛的影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无法超越时间、一劳永逸地被奉为原作的翻译定本，供世世代代的读者欣赏、赞美。“理想的范本”或许只是一种永远无法、也不可能企及的理想和追求，况且，平庸之作也并不鲜见。因此，所谓复译的必要性，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旧译中存在过多的失误和不足，不能真实再现原作的魅力。二是旧译年代久远、过于陈旧，已无法满足当代读者的审美需求，需要当代译者对其进行修订和补充，使其更易于理解和接受。正如著名翻译家钱春绮先生在《我为什么要重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文的开篇和结尾就复译的目的所明确表示的：“既然已有过3位大家的译本，我为什么还要重译呢？一句话：就是要在译本中附上大量译注”，“我在译本中努力加上大量译注，起一点导读作用，提供一贴消化剂，以冀能帮助读者举一反三，对本书的语言艺术增加一些了解，这就是我重译本书的主旨”（杨绛等著，《一本书和一个世界》，昆仑出版社，2005年）。这样的复译作品才是值得推崇的。这种对原作者和读者负责任的态度，恐怕要让那些匆匆推出毫无价值的重译本的译者和出版商汗颜。三是同一时代中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的不同解读，以满足不同层次、具有多元审美情趣的读者的需求。毕竟，读者是文学的惟一对象，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读者已经越来越寻求摆脱传统美学和文艺批评观念的束缚，不再满意于将自己的独特感情和意志纳入绝大多数人的趣味之中，而是怀有一种对全新意义的寻求的渴望。

　　由此看来，复译本身是无可厚非并且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如何改变良莠不齐的状况，如何避免沦为简单、消极、不负责任的重复，如何为原著带来新的鲜活的生命力。要解决这些问题，复译必须有所超越与创新，这既是对原作者，也是对读者，更是对翻译事业的尊重。而事实也证明，真正以超越前人、打破所谓“范本”桎梏的勇气，尝试创新的复译作品是深受读书界和翻译界好评的，其价值是得到充分肯定的，而不是“莎士比亚非朱生豪不可，歌德除钱春绮不行”（路文彬语，许钧主编，《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例如，朱生豪翻译的散文体《莎士比亚全集》以其译笔清新、流畅、典雅，素来为读者称道，是令人爱不释手的经典译著；而方平先生没有拘泥于传统，而是发现了用散文体译莎剧“存在的固有的缺陷”，以全新的追求创造性地投入到用诗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工作中，使莎剧翻译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和成就，也使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新莎士比亚全集》格外引人注目。又如，傅雷先生笔下的《约翰·克里斯托夫》的译本“既得作者之心，又得到读者的共鸣，可以说是一部名著名译”，开头的“江声浩荡”4个字更是不知镌刻在多少读者的心中，这样一部经典译著是否可以重译呢？许渊冲先生在复译此书前也面临如此的困惑，且不论傅译和许译孰高孰低，但后者不仅充分体现了译者“知之，好之，乐之”的翻译优化论这一独创的翻译理念，更为不同欣赏趣味的读者提供了新的选择。可见，翻译中的超越与创新是永无止境的，也是令人尊敬的。再如，米兰·昆德拉的作品近年来炙手可热，其中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于1987年由作家出版社推出韩少功的译本，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总印数高达百万册。200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推出许钧的新译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立即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两位译者间以及翻译界、读书界、批评界就翻译本质、翻译观、翻译原则、对原文的理解与阐释等重要翻译问题的讨论。可以说，这部复译作品不仅使原作生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得以拓展与延伸，更在某种程度上积极推动了翻译理论研究，深刻体现了超越与创新的价值所在。

　　给名著复译一个方向，这该是翻译批评责无旁贷的任务，正如鲁迅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所言，“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可近年来，翻译的繁荣与批评的缺席似乎越来越成为一对矛盾，一方面，翻译事业理性、健康的发展离不开翻译批评；另一方面，翻译批评长期处于非理性状态，似乎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对翻译实践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常常以缺席者的姿态出现。倘若继续这种“不作为”的状态，翻译批评永远也无法真正肩负起对翻译活动的监督、指导和促进作用。复译问题的凸显或许正是一个契机，促使批评界认真、切实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对无价值、无新意的复译要毫不姑息地指出，对尝试重新与超越的复译应多加鼓励和倡导。这不仅是给复译一个方向，也是给读者一个方向，使其免于不良译作的伤害，真正体会到异域文化的魅力，更是通过反思复译现象中引发的种种理论问题给翻译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