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英译史话（第二回）

第二回

莫道零篇碎稿草草付梓，且看字斟句酌步步为营

    19世纪的《红楼梦》英译者全部是英国驻华外交官员，德庇时是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个，也是唯一进行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也是几位译者之中对《红楼梦》本身最不感兴趣的一位。他的《汉文诗解》发表于1830年，距1791年《红楼梦》程甲本付梓不过三十多年，时间很早，然而在长达107页的长文中，与《红楼梦》有关的文字只占不到两页，也不见任何具体情节的介绍。当然，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讲解中国诗词，本来与《红楼梦》无干，但是德庇时的其它著述也没有任何与《红楼梦》相关的内容，虽然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了中国古典小说，也曾翻译过《三国演义》的片段。[1]我们发现，真正对《红楼梦》内容感兴趣并翻译出其中情节的译者，不是德庇时或其他地位类似的汉学家，而是几位普通外交官员，除了上回所讲的罗伯聃之外，尚有鲍拉（Edward Charles Bowra）和乔利（H. Bencraft Joly）两位。

    罗伯聃、鲍拉和乔利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他们的级别也限于领事，面对的是非常具体的殖民事务，翻译《红楼梦》主要是为了解决在华侨民学习语言这一实际问题，或是提供消遣性读物。经由这些译者之手，自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红楼梦》几次译为英文，翻译方法都是极为严格的直译甚至是行间翻译，出版发行方式却极为随意和草率——这些其实都间接提示着当时在华英语国家殖民者熟悉和接近中国社会的具体方式。

    1868年，时任清政府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鲍拉将《红楼梦》前八回译为英语。译文从1868年至1869年连载于上海《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这一译本在篇幅上大大超过前两种译文，但仍然没有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发行。鲍拉在引言里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小说也是如此，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小说最近才发展起来，小说早就娱乐了中国千百万读者也许会使有些读者感到吃惊。”[2]在他心目中，《红楼梦》并不是繁难艰涩的古典文学作品，而是英美读者可以理解的一般文学读物，属于“太阳底下无新事” 一类，对英语读者而言，只是“文字偶尔有点晦涩”[3]。19世纪期间，《中国杂志》是针对在华普通英语读者的综合性刊物，文章多为一般性的中国历史、风俗、文化和文学作品的介绍。20世纪以后该刊物才体现出较强的学术性。杂志专门选择从1868年的圣诞节专号开始连载这一译文，显然也是为了给在华英国人和其它英语国家读者提供节日期间的消遣性读物。

    在1892年到1893年间，第一个较为系统的《红楼梦》英文摘译本由香港别发洋行[4]（Kelly & Walsh Ltd.）及澳门商务排印局（Typographia Commercial）分别出版第一、二卷，书名为Hung Lou Meng, or,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译者为英国驻澳门副领事乔利。译本完整翻译了原著前五十六回的内容，分为两卷，第一卷有378页，第二卷有583页。乔利曾希望完成《红楼梦》的全译本，但因天不假年，未能实现这个梦想。这一早期译本重印多次，至今在市场上还有出售。虽然乔利译本达到了19世纪《红楼梦》英译的顶峰，客观上也体现了原作的文学性，但其翻译目的与罗伯聃并无区别。译本的序言不长，全文如下：

    “之所以翻译这部作品，决不是我自己想跻身于汉学家的行列，而是因为我就学于北京时，在学完了《自迩集》[5]之后，不得不投身到《红楼梦》的迷津之中，经历了种种疑惑与困难。（This translation was suggested not by any pretensions to range myself among the ranks of the body of sinologues, but by the perplexities and difficulties experienced by me as a student in Peking, when,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Tzu Erh Chi, I had to plunge in the maze of the Hung Lou Meng.）

    我可以肯定，在译本的散体部分以及不太高明的韵文部分，都存在着一些错误——尽管较之原文的节奏而言，译本对上述方面还算忠实；然而，只要能获得最微末的成功，给现在和将来学习中国语言的学生提供某种帮助，我对翻译结果就心满意足了。（Shortcomings are, I feel sure, to be discovered, both in the prose as well as among the doggerel and uncouth rhymes, in which the text has been more adhered to than rhythm; but I shall feel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if I succeed, even in the least degree, in affording a helping hand to present and future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6]

     乔利首先是急切地将自己与专业汉学家区分开来，并声明自己之所以翻译《红楼梦》，是由于在语言学习中遇到了困难，所以希望对于类似的中文学习者提供帮助。当然，这一序言并不见得能完全反映他内心的想法。乔利译本共五十六章，对应原作前五十六回，几乎完全没有删节，比二十世纪早期的几种译本都更为详尽，如果不是作品内容和情节对译者个人的吸引，很难想象译者会仅仅出于语言学习的目的进行如此细致的翻译。但他的序言至少说明，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英国人对《红楼梦》的阅读和翻译主要是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进行的，《红楼梦》和他在序言中所提到的《自迩集》一样，是重要的语言学习材料。 

    由于《红楼梦》的首次英文译介登载于“皇家亚洲学会会刊”，译者又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些信息给早期《红楼梦》英文译介的真实情况裹上了一层迷雾，容易让人误认为《红楼梦》自19世纪早期开始就进入了学院化翻译的轨道。通过对一手资料的仔细勘察以及对译者身份的详细甄别，我们揭开这层迷雾，发现整个19世纪《红楼梦》的英译其实与汉学家的翻译与研究基本无关，主要表现为社会功利性很强的一种翻译行为。

    就翻译形式而言，德庇时仅仅摘取了《红楼梦》中的两首《西江月》进行翻译，提及《红楼梦》只有一句话。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他之前，几乎并无英文正式出版物提及这部中国文学作品，他本该对其进行更详尽的说明。罗伯聃的主要翻译目的在于帮助在华外国人学习汉语，他同样无视原作的结构与美感，只是任意选取片断进行翻译。他选择的是对话异常生动的第六回，在抄本系统和程高本系统中都题作“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老老一进荣国府”。罗伯聃的译文劈头就是“Hung-Low-Meng，Chapter VI”[7]，没有译出回目名称，当然也没有任何作品介绍，内容集中在刘老老身上，关于“贾宝玉初试云雨情”的内容全部删去，也没有任何说明[8]。而鲍拉的译文是提供给《中国杂志》的圣诞专刊，所以对原作进行了简短介绍，但他也并不在意小说情节的完整性，只是找出自认为比较有趣的部分进行翻译。乔利的译本比前3种译文的篇幅要长得多，他也的确计划完成全书的翻译工作，但最后留下的仍然是片断翻译。可以说，整个19世纪，《红楼梦》英译的主要形式是零碎的片断选译。

     就出版方式而言，虽说登载《红楼梦》译文的著作或杂志的发行方式并无特异之处。但就《红楼梦》本身而言，译文登载或发行的方式都极不正规。德庇时长文中的《红楼梦》诗词翻译没有任何原文版本和出处的注解，文中所录的两首《西江月》原词文字低劣[9]，所依据的底本显然属于质量较差的程高本系统的翻印本，译者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到不同底本之间的差别。罗伯聃的《红楼梦》译文只是作为《正音撮要》这一教科书的附录存在。鲍拉的译文从《中国杂志》的圣诞专刊开始连载，有始无终。乔利译本是唯一的单行本，可是却出现非常少有的情况，译本的一、二两卷竟然由不同的出版机构印刷，第一卷由香港别发洋行于1892年出版，第二卷由澳门商务排印局于1893年出版。这也是相当草率的出版方式，可见事先没有系统的翻译出版计划，也没有机构对这一翻译提供持续的支持。

    总而言之，《红楼梦》虽然在19世纪数次被译为英文，但翻译出版方式却非常随意，由此可以看出：首先，原作很普及，随处可得，而且译文对在华的英语国家侨民有实际的作用，所以多次被翻译；其次，翻译和出版的态度并不慎重，更说不上学术化和系统化。

    文学作品不同的翻译发行方式可以说明原作在译者心目中的地位。《红楼梦》本身在19世纪的中国社会是作为当代流行读物存在的，在华英国人同样也持有这一观点，如果将《红楼梦》的翻译发行方式与儒家经典和古典诗歌的英译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态度。以《中国经典》系列的英译为例，从1843年开始，主持其事的James Legge（理雅各）以极为严谨系统的方式实行翻译出版计划，安排多人参与助译，涉及儒家经典九种和道家经典两种，从翻译、注释、绪论撰写到出版均成体系。翻译还得到牛津大学等学术机构的支持，自1893年至1895年间，《中国经典》修订后在牛津大学克莱仁登（Clarendon）出版社再版。[10]将其与《红楼梦》英译两相对比，更能体现出后者的草率和随意。

    形成以上鲜明对比的原因何在？也许正如姜其煌在《欧美红学》中所说，“欧美国家虽然早在19世纪就已经出版过几种中国文学史一类的著作……这些欧美人所写的中国文学著作，大多是对诗经、道德经乃至宋明理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喋喋不休，详细评论，而对戏剧、小说这类纯文学的著作，则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有时对汉唐诗歌，还给予一定重视）。早期欧美汉学家可能受我国儒家观念影响较深，不大看重小说。有些甚至不知道《红楼梦》的存在，可见作者对中国小说是很不了解的。”[11]的确，19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间，中国仍是香梦沉酣的古典岁月，儒家经典和汉唐诗歌被视为文学主流，稗官野史和小说家言尽管大受欢迎，却仍然沉沦于诗学系统的底层。正如英国汉学家阿瑟·威利在1929年王际真《红楼梦》译本序言中所说，“过去，甚至现在，正统儒家学者将所有文字作品由上至下进行等级划分，小说位于最底层。位居顶端的当然是儒家经典；然后是诗歌；然后是史传……最后才是小说。（Written matter was and by orthodox Confucians still is regarded as a descending scale, at the bottom of which comes fiction. At the top, of course, stand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n poetry; next history….Last of all comes fiction.）”[12]中国主流诗学传统影响了当时英美汉学研究的主流，进而对学术性翻译行为产生影响，19世纪的汉学家多对儒家经典和古典诗词进行严肃认真的翻译，对小说类叙事作品则关注较少。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理雅各的“四书”、“五经”的翻译计划异常慎重而宏大，为何德庇时对《红楼梦》一笔带过，却认真翻译并讲解了78首中国古典诗词，先在《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发表，又继之以单行本出版，而《红楼梦》英译虽多，却表现为零散而随意的翻译行为，几乎与任何学术机构或学术期刊无涉。

    以上分析能够说明部分事实，但就《红楼梦》这一特定文本而言，原因还不止于此。其实，虽然19世纪的英美汉学家对儒家经典和古典诗词更为关注，但由于英语文学中叙事传统的兴盛，他们对于中国传统小说也还是有所重视的。而英美汉学家对叙事类作品的关注又偏重于成名日久的古典作品，产生于明代以及明代以前的小说戏剧名著虽然在中国属于通俗文学作品，但同样受到了19世纪汉学研究的重视。下面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其一，德庇时1830年发表的《汉文诗解》第一次提及《红楼梦》，但只是一笔带过。然而，就在1834年出版的《汉文诗解》单行本中，除与书同名的长文外，还包括了其它几篇翻译和论文，其中就有长达三十七页的《三国演义》摘译，题为“The Extract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13]。其二，美国汉学家Samuel Wells Williams (卫三畏)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号称“当时美国研究中国最早最具权威的著作”，[14]本书的中国文学部分对叙事文学也非常重视，他对唐传奇和一些史传小说给予高度评价，同时给予很长的介绍篇幅，并指出，“《水浒传》和《列国志》是写得最好的两部作品。”而关于《红楼梦》却只有一句话，“其中最流行的小说是《红楼梦》，但遭到不少反对。”[15]

    可见，《红楼梦》之所以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为英美汉学研究所忽视，不仅是由于中国文学传统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轻视，也是由于《红楼梦》在时间上属于晚近出现的作品。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初版于1791年而流行于19世纪上半叶的《红楼梦》基本属于“当代”作品。其余几大古典小说都成书于明代，名著地位确立已久，而《红楼梦》声望虽隆，却仅仅出现于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在汉学研究者心目中称不上是值得研究的古典作品，虽然他们大多数对这一作品非常熟悉。直到19世纪末，这一情况才得到改观，1885年，翟理思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上发表《红楼梦》的评介文章，并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对《红楼梦》进行两万字的长篇概述。自此，《红楼梦》在英美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才与产生于前朝的叙事名著并提。

    与《红楼梦》类似的作品还有另一叙事名著《聊斋志异》。《聊斋志异》成书虽然在17世纪末，但正式刊印也是在18世纪后期，初版年份为1766年，比《红楼梦》略早，二者都属于19世纪中国很流行的读物。19世纪上半叶的英美汉学家同样也非常熟悉这部作品，并且较早进行零星译介，但也并未真正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与翻译。正如德庇时1830年首次译介《红楼梦》只是一笔带过，卫三畏1848年在《中国总论》中首次提及《聊斋志异》中的《种梨》和《骂鸭》，也只是认为这部小说的“丰富词汇”对语言学习者有益。[16]而且，《聊斋志异》的文言背景使得它又不像《红楼梦》那样具有口语学习的意义，篇幅较长的《聊斋志异》英文选译直到20世纪以后才出现，初版时间1908年，译者为翟理思。《聊斋志异》和《红楼梦》一样，都是直到20世纪初才由翟理思在英国汉学研究中确立其古典名著地位。

    尽管如此，在19世纪《红楼梦》英译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几种译本的翻译形式和出版方式都相当随意和草率，但是，当译者在对摘取的内容进行翻译的时候，却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一种奇异的“忠实”原则。我们在第一回曾经提到，德庇时非常忠实于他所看到的原文，纵然是印刷错误也照译不误。19世纪最后一个《红楼梦》英译本，即乔利译本，更是集中地体现了直译的特征。在乔利的五十六回译本当中，译文几乎字字固守原文，没有任何删节，这与后来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几种译本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例如，第十七回，程本回目为《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对应乔利译本的第17章“Chapter XVII  In the Ta Kuan Garden，（Broad Vista，）the merits of Pao-yü are put to the test，by his being told to write devices for scrolls and tablets./Yuan Ch’un returns to the Jung Kuo mansion, on a visit to her parents, and offers her congratulations to them on the feast of lanterns, on the fifteenth of the first moon.”[17]译文对原文亦步亦趋，所以冗长无比。仔细读来，原文字字不漏，而且“大观园”一词音译、意译各一次，意译放入括号；“元宵”一词给出两个同样准确的翻译，一个强调节日性质，一个强调节日时间，令人不由感叹乔利翻译的辛苦和对原文的拘泥。

    这一回，贾政带领宝玉及众清客到刚落成的大观园参观，并且命令宝玉为园内景观题对作匾，以试其才。因此，本回有大量对联、典故、匾额出现。众清客和宝玉试拟的匾额计有二十种，乔利全部译出，无一遗漏，“叠翠”作“Heaped verdure”、“锦幛”作“Embroidered Hill”、 “赛香炉”作“Vying with the Hsiang Lu”、“小终南”作“the small Chung Nan”、“曲径通幽”作“a tortuous path leading to a secluded (nook)”、“翼然”作“the pinionedlike pavilion”、“泻玉” 作“dripping jadelike”、“沁芳”作“Penetrating Fragrance”、“雎园遗迹”作“the remaining vestiges of the Chü Garden”、“淇水遗风”作“The bequeathed aspect of the river Ch’I”、“有凤来仪”作“a phoenix comes with dignified air”、“杏花村”作“apricot blossom village”、“杏帘在望”作“the sign on the apricot tree is visible”、“稻香村”作“corn fragrance village”、“武陵源”作“Wu Ling Spring”、“秦人旧舍”作“An old cottage of a man of the Ch’in dynasty”、“蓼汀花溆”作“an isthmus with smart weed, and a stream with flowers”、“兰风蕙露”作“the orchid-smell-laden breeze and the dew-bedecked epidendrum”、“蘅芷清芬”作“The fragrance pure of the ligularia and iris”、“红香绿玉”作“the red (flowers) are fragrant, the green (banana leaves) like jade”[18]。

     宝玉所题的全部对联也同样一一译出。“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作“The willows, which enclose the shore, the green borrow from three bamboos; /On banks apart, the flowers asunder grow, yet one perfume they give”[19]、“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作“In the precious tripod kettle, tea is brewed, but green is still the smoke!/O’er is the game of chess by the still window, but the fingers are yet cold.”[20]、“新绿涨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 作“A spot in which the ‘Ko’ fiber to bleach, as the fresh tide doth swell the waters green!/a beauteous halo and a fragrant smell the man encompass who the cress did pluck!”[21]、“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亦香”作“Sung is the nutmeg song, but beauteous still is the sonnet!/Near the T’u Mei to sleep, makes e’en a dream with fragrance full!”[22]。

    清客所拟的两个较为拙劣的对联，同样无一遗漏。“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作“The musklike epidendrum smell enshrouds the court, where shines the sun with oblique beams;/The iris fragrance is wafted over the isle illumined by the moon’s clear rays.”[23]、“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作“Along the three pathways doth float the Yü Hui scented breeze!/The radiant moon in the whole hall shines on the gold orchid!”[24]

    细看这些译例，我们会发现，就字面意义而言，所有的匾额对联都译得一字不差，但译文却相当生硬。而且，相关的每一个情节，译文也做到字字对应，没有漏掉任何一个细节。不仅本章如此，如果细读整个乔利译本，会发现程乙本前五十六回的每一个字基本都能在乔利译文中找到对应的翻译。

    馀生(吴宓)曾于1929年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王际真英译节本〈红楼梦〉述评》一文中对乔利译本作出简单评价，他认为，“焦里氏（H. Bencraft Joly）之英文译本……凡二巨册，系逐句直译，虽无精采，而力求密合原文，无所删汰。”[25]“逐句直译”、“虽无精采”、“密合原文”、“无所删汰”，四个词组，非常准确地总结出乔利译本的特点。

    不仅如此，细看乔利译文，从普通的直译中竟然还能发现很多与罗伯聃译文相类的“行间翻译”的痕迹。乔利的英译本单独出版，不是中英文对照，必要的增词完全可以自然地融入译文当中，不必像罗伯聃那样步步为营，只要添加任何一个原文没有的词，都将其放入括号之中。然而，仅以这一章为例，我们却发现译文仍然充满了这种括号。例如程乙本这一回开头，说是秦钟死后，“宝玉日日感悼”[26]，译文作“Pao-yü, however, continued to mourn (his friend)”[27]。因为原文的“感悼”没有宾语，乔利竟然也不敢在译文中轻易加上宾语，但译文所用的动词“mourn”如果不带宾语又不符合英文语法，所以乔利加上了“his friend”，但将其放在括号中，说明这是原文中没有的字词。

    再如宝玉为大观园进门假山所题的四字“曲径通幽”[28]，乔利将“幽”直译为英文“secluded”，于是整句成为“a tortuous path leading to secluded”。又缺一个宾语，所以乔利添加了“nook”一词，但也将其放入括号中，译文遂为“a tortuous path leading to a secluded （nook）”[29]。类似的还有，“依我拙裁，欧阳公句：‘泻于两峰’之间”[30]，译文是“My humble opinion is that of the line in Ou Yang’s work, ‘(the water) drips from between the two peaks’.”[31]译文增加“the water”作为“泻于两峰”的主语，但将其放入括号：“贾政气得喝命：‘扠出去！’才出去，又喝命……”[32]译作“‘Drive him out! he shouted’；(but as Pao-yü)was on the point of going out, he again cried out…”[33]译文增加了“(but as Pao-yü)”，说明“才出去”的是“宝玉”而非别人，但原文既无“宝玉”二字，译文就只用括号标出所增加的内容。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处处添加括号的行文方式相当笨拙，让人感觉这部翻译小说时时都在对读者提醒着原文的存在。

    乔利译文向我们揭示了两点。首先，译文对原文理解的准确程度令人吃惊，这与译本出版的仓促和草率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只有汉语学习经历，却并无汉学研究背景。由此可见，《红楼梦》在19世纪在华英语国家侨民的汉语学习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得到了很透彻的理解。

    其次，译者似乎过于固守原文的字面意思和语法结构，也太过忽视英语读者的阅读感受。例如，匾额对联全部字面直译，相当冗长笨拙，如“兰风蕙露” 作“the orchid-smell-laden breeze and the dew-bedecked epidendrum”，“红香绿玉” 作“the red (flowers) are fragrant, the green (banana leaves) like jade”，等等，正如吴宓所言的“逐句直译，虽无精采”；又比如，翻译中的增词本来多半都准确自然，然而译者为了体现原文的本来面貌，却要将增词小心翼翼地放入括号当中，在很多情况下，要加上括号中的字才能读出一个语法正确的英语句子，形成很不自然的阅读效果。因此，很难想象乔利的预期受众是英语世界的一般读者。其实，正如乔利在序言里所说，翻译目的还是为了“给现在和将来学习中国语言的学生提供某种帮助”。虽然他的译本后来在英美本土也得以翻印出版，但他本人的预期读者是具有汉语学习需要的英国在华居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他所刻意采取的直译方式。

     追溯19世纪的其他译本，翻译方式莫不如此。德庇时的两首《西江月》译文自称“行间翻译”，但并不生硬，是准确的直译，体现出德庇时对诗词翻译的重视，但他对底本出现的明显错字直接照译，体现了译者作为汉学家对《红楼梦》小说本身的忽视和隔膜。罗伯聃的译文是行间翻译的珍贵标本，介于行间翻译和直译之间，翻译目的是为了“理解源语结构”，同时也适当考虑了英语句法结构，采用在括号中增加词语的方式使译文可读，译文典型地再现了19世纪《红楼梦》英译作为汉语学习材料的原貌。乔利译本是《红楼梦》英译本从语言材料到文学作品的一个过渡，他的预期读者也是潜在的汉语学习者，但译本没有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而是以英文翻译小说的形式出版，译文紧扣原文字面意义，英语表达较为笨拙冗长，有些地方还残存着早期语言材料的行间翻译的痕迹，时时提醒着原文的对应结构。

    我们再来看四十年后王际真1929年译本对《红楼梦》第十七回的处理，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整回内容被压缩到译本的第十一章，作为该章的第五部分，仅仅用了半页篇幅。对于整件事情的背景，用了一句话，“The Takuanyuan was at last completed. Chia Cheng, accompanied by the companions, went to inspect it and to give names to the various halls and pavilions so that they would not be without tablets and scrolls when the imperial Concubine arrived.”[34]对于宝玉诚惶诚恐而又颇为自负的复杂形象、众清客的凑趣和敷衍、贾政的俨然姿态，以及所有的景物描写和相应的具体匾额对联，只用以下两句话概括，“Pao-Yu acquitted himself well, and many of his suggestions were accepted by the exacting Chia Cheng, who was pleased with his son’s accomplishments but sternly told him that he should apply himself to the studies that would win him a place in the examinations.”[35]语言流畅可读，原文中的匾额对联内容消失殆尽。这个译本针对的才是英美国内的一般读者。

    正如我们所反复强调的，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对于英美汉学家来说，《红楼梦》不能算是中国经典作品，也不能算是中国“古典小说”，而是作为中国当代流行作品而存在的。它既不是中国传统诗学所推崇的儒道典籍与古典诗歌，也不是英美诗学所重视的古典小说作品，因此，在汉学研究中不受重视，翻译出版的方式也并不慎重，没有学术性的序跋对原作进行介绍，也没有学术机构对其进行支持。然而，作为“当代流行作品”，《红楼梦》又的确深得人心，语言也是纯熟地道的官话口语，对于外国在华侨民学习中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红楼梦》在19世纪四次被翻译为英文，相对其它小说而言，英译次数更为频繁，而且，出于语言学习的特殊翻译目的，译者都采用了亦步亦趋的直译方式，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奇特印象。可惜的是，在目前的《红楼梦》英译研究当中，这些早期译本却往往被弃置不顾，极具研究价值的特殊时代背景和翻译出版机制也被冷落和忘却，这不能不说是翻译研究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