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自负还是自信
许渊冲
自信,否则没人信你。—— 居里夫人
《文汇报》2004年8月8日发表了一篇韩石山先生写的《许渊冲的自负》,对我做了评介。回想五十年前,我从欧洲回国,在北京两所外国语学院教英文和法文的时候,组织上给我的评语是“狂妄自大”。现在说我自负,可以说是批评已经降温了。但我到底是自大,自负,还是自信呢?这得从头说起。五十年代在“反右”运动中我提了三条意见:一说毛泽东思想是应该发展的;二说斯大林肃反杀害好人太多,过大于功;三说“共产主义”翻译错了,原文没有“产”字,这是日本人翻译的,就像把“中国”译成“支那”一样,带有贬义;《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不如改为“魔影”,“徘徊”应该改成“经常出现”,因为欧洲各国不会害怕徘徊不前的幽灵。当时的领导认为我提的意见是学术问题,只说我是“狂妄自大”,没有把我打成右派。但是现在看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提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发展,要与时俱进;斯大林在前苏联已经受到批判;关于共产主义的翻译问题,我九月初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召开的梁宗岱纪念会上(《文汇读书周报》记者在座)再度提出,并没有听到反对的意见。所以我觉得我不是狂妄自大,而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信。
现在韩先生又说我自负。他的根据是:我的“几本译书”“不能说是外文界的诺贝尔”。“几本译书”要看译的是什么书?如果是译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经典《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西厢记》等传世名著,而且是译成英法两种韵文,能不能算外文界的诺贝尔呢?《中华英才》2001年第13期题为《许渊冲不做惟一做第一》的文章中说:“美国学者说他译的《楚辞》是英美文学的高峰,英国出版界人士说他译的《西厢记》可以与莎士比亚的杰作比美。”记得报上说过:顾毓琇1972年荣获兰姆金质奖章,等于电工界的诺贝尔奖;王浩1983年荣获“数学定理机械证明里程碑奖”,等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那么,使中国文学转化为“英美文学高峰”,能不能算外文界的诺贝尔奖呢?在我看来,诺贝尔奖也不过是里程碑或高峰而已。
其次,韩先生说我的自负“有时到了刻薄的程度”,因为我把译界已有定评的赵萝蕤译的《荒原》说成是译词而没有译意。这就要看事实了。我在《诗书人生》中举了例,《荒原》第一句说四月是残忍的,赵译却不能使读者看出四月为什么残忍,这不是译词没译意吗?指出有“定评”的译文有问题,能够算是“自负到了刻薄的程度”吗?韩文谈到赵瑞蕻译的《红与黑》时说:“赵译作‘我喜欢树阴’,许译作‘大树底下好乘凉’;市长夫人死了,赵译作‘去世’,许译作‘魂归离恨天’……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两种风格的不同。”这是两种风格的不同吗?原文要表现市长的高傲,所以说市长这棵“大树底下好乘凉”。“我喜欢树阴”有什么高傲可言呢?所以赵译也是译词而没有译意。原文说市长夫人含恨而死,正是“魂归离恨天”的意思,而“去世”却是正常死亡,并没有传达原文的感情。如果说有没有传情达意只是风格的不同,那就是分不清对错是非和主观的好恶。对不起,我倒真要刻薄一句,说这简直是不知“风格”为何物了!韩先生还说:“看了许先生的翻译只会纳闷:法国也有这样的俗语吗?”外国没有的俗语就不能译成中国的俗语吗?那么,外国没有姓莎姓罗姓朱的,莎士比亚(莎翁),罗米欧和朱丽叶(罗朱悲剧)是不是都该改姓换名呢?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首相访华,报上的译名是“阿特里”,首相知道后不高兴;当时的翻译朱启平立刻改译为“艾德礼”,首相才满意了。’韩先生是不是又该纳闷呢?
为什么《红与黑》的问题要旧事重提?自从1995年《文汇读书周报》对“魂归离恨天”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以来,又有人在香港翻译研讨会上罗列了我的五大罪状:1.“魂归离恨天”是从《红楼梦》中偷来的;2.我用四宇词组是“文坛遗少”;3.我自得其乐是“王婆卖瓜”;4.我强词夺理是“恶霸作风”;5.我是“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
我的答复是:第一,《西厢记》第一折《惊艳》中就有“休猜做了离恨天”,难道《红楼梦》也是偷了《西厢记》?第二,“文坛遗少”不也是四宇词组吗?第三,“王婆卖瓜”要看瓜甜不甜,如果瓜甜就不是自吹自擂。第四,我说错误百出的译者不能授予终身翻译成就奖,这能算“恶霸作风”吗?第五,如果我是“乱译”,那我译的书怎能受到国内外的欢迎?从“千古罪人”到“自负的人”,我看,批评已经从“王婆骂街”变成冷嘲热讽了。
为什么说是冷嘲热讽呢?韩先生说我用俗语翻译使他纳闷,和香港有人反对四字词组,不是一个冷嘲,一个热讽吗?韩讽刺我是阿Q似的“愉快地生活着”,和香港不许我自得其乐,不是一支暗箭,一支明枪吗?“阿Q”没说出来、,“恶霸作风”却摆在桌面上,这又是一阴一阳了。此外,请看韩,先生的原文吧:“许四岁认字,识字300(另一处许说自己三岁认字),”这不是说我自相矛盾,就是自抬身价,自吹比杨振宁小一岁就认字了。其实一年认300字并不矛盾,那言下之意就是我在增加自负的资本了。还有一处:“两人在一个教室上过课。许只是说大一,似乎两个学期;杨说只有一个学期。”仿佛是说我在虚报情况,夸大我和杨振宁同班的时间。他却不知道我在《追忆逝水年华》50页上早就说过:“叶先生只教了一个学期《大一英文》,第二学期我们这个组解散,学生分到其他各组去。杨振宁分到陈福田教授那组,我分到钱钟书教授这组。”这些事情很小,但是可以看得出韩先生的用心。只有自己喜欢弄虚作假,夸大其辞的人,才会怀疑别人也在夸大其辞。恐怕我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韩先生认为我最得意的,是破译了《大地之歌》中的两首唐诗。其实我对破译并不得意,因为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2000年1月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时用的是内子“照君”的名字。如果我最得意,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呢?其实我非但不得意,反而感到悲哀。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成百成千的文学教授、博士导师,包括匾牌可当勋章的北京大学(用韩先生语)在内,居然没有一个学者知道祖国哪些作品在国外开花结果了,这有什么可得意的呢?
我在《诗书人生》第12页上写道:“杨振宁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杨振宁是科学家,他的成就可以使人觉得中国人在科学上并不是不如人。我在《诗书人生》中要说明的是:即使聪明不如杨振宁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出世界一流水平的成绩来,表示中国人并不低人一等。最重要的,是要提高中国人的自信。自信和自负的分别是:前者实事求是,有事实做根据;后者却是言过其实,并无根据。
但是韩先生说,他要读的,只是聪明人写的“让
自己也变得聪明起来”的书。提高自信,在他看来,并不能启发他的心智,只不过是“自负的人写的自负的书”而巳。但是罗曼·罗兰说过:“从来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读自己,发现自己,或检验自己。”如果不在书中检验自己,那即使是绝顶聪明的人写出来的作品,恐怕也不会使不聪明的人变得聪明起来的。
编者附记:许渊冲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自认为是“诗译英法惟一人”(名片右上角语)。韩石山的文章在《文汇报》刊出后,许先生曾撰文予以批驳并将此文寄《山西文学》。因故未能及时刊出,特向许渊冲先生致歉。为了让读者明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兹将韩石山文章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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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许渊冲的自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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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先生是个自负的人。学识，成就，都在其次，重要的是他有经历。一个学者，有经历和没有经历，是不一样的。没经历，你也可能有学识，有成就，但学识只是学识，成就只是成就，你不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广博多高大，只能由别人评价，评价高了还好，低了就吃亏不小。有经历可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先贤的德行，也知道同侪的能耐，超过你的你尽可嘿然一笑，不如你的那就对不起了，你怎么说都会头头是道。 许先生的经历不复杂。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随后赴法留学，五十年代回国，先后在几所地方外语学院任教，大约八十年代进入北京大学任教直到退休。这经历中，最重要的是前后两头。在西南联大上过学，可以说北大、清华、南开那些名教授全是他的老师，那些后来成了名的同学，全是他的同窗。晚年任教北大，北大西门上方那块宝蓝色底子的牌匾，就等于胸前的勋章。这些还在其次，最最重要的，是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同过学。这样，许先生的学识就不是简单的学识了，其成就也就不是简单的成就了。为啥，因为有了可比的。《诗书人生》前三篇文章（包括《序曲》）中，他把自己和杨振宁作了严格的比较： 杨四岁认字，识字3000，许四岁认字，识字300（另一处许说自己“三岁学认字”）。大一英文小考，杨95分，许85分；杨上大学时，读英文版《悲惨世界》边看边翻译，许大一时边听《政治学》边翻译成英文。1944年，杨公费留美，许自费留法。两人成就的比较太精彩了，还是看原文吧： 在杨振宁得奖的前一年，我出版了英国名剧《一切为了爱情》，后一年又出版了法国罗兰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还将毛主席诗词译成英文诗和法文诗。当时高等教育部公布了《高教十六条》，说外语一级教授必须精通两种外文。在我看来，“精通”至少是要出版两种外文的中外互译作品，这也就等于外文界的诺贝尔奖了。 本来已比齐了，还不过瘾，还有一点也是可比的，杨的夫人杜致礼是杨的学生，许的夫人照君也是许的学生。不是有几项不及杨振宁吗，许先生自有他的说辞。说到英文考分不高时是这样说的：“冯友兰先生说，成功的人考试分数不一定高。这话对我说来不错，因为我虽然翻译了几十本诗词，但翻译课和英诗课考试的分数都在80分以下。”给人的感觉是，他在上大学前就翻译了几十本诗词。再如杨公费留美他自费留法，“我报考法国文学，成绩是第四名，只能自费出国”（韩按：就是没考上公费）。更绝的是，“假如我也去了美国，那本世纪就不一定有人能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了。” 学物理的和学外文的怎么会是同学呢？这倒是真的。大一英文是公共课，两人在一个教室上过课。许只是说大一，似乎两个学期，杨说只有一学期。至于物理学和翻译能不能比，几本译书能不能说是外文界的诺贝尔，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许先生最得意，也确实值得得意的一件事是破译《大地之歌》中的两首唐诗。1998年5月德国交响乐团在北京演奏了马勒的名作《大地之歌》，说是“根据中国唐诗创作”，其中第二乐章《寒秋孤影》和第三乐章《青春》，谁也弄不清是哪首唐诗。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听了演奏，指示一定要尽快把这两首唐诗弄清楚。找了多人，都弄不明白。还是许先生破解了，经考证，一首是张继的《枫桥夜泊》，一首是李白的《客中行》。这是要真功夫的。 许先生的自负，有时到了刻薄的程度。赵萝蕤译的《荒原》，译界是有定评的，他却说：“我觉得赵萝蕤只翻译了《荒原》的词，却没有译出原诗的意。”赵瑞蕻是他西南联大的同学，翻译过《红与黑》，他后来也译了，他的一本散文集出版后，送给赵的书上写的是：“五十年来《红与黑》，谁红谁黑谁明白？”还要旧事重提，说他的两处译文多么的精妙，多么的传神。赵译作“我喜欢树荫”，他译作“大树底下好乘凉”；市长夫人死了，赵译作“去世”，他译作“魂归离恨天”。对这两处译文，许先生甚是得意，以为已达到艺术的化境。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两种翻译风格的不同，孰高孰低，要看对译文的整体处理，这么点小聪明说明不了什么。像我这样迂腐的人，看了许先生的翻译只会纳闷：法国也有这样的俗语吗？ 说了这么多，你以为我在批评许先生的这本书吧。不是的。我喜欢这本书，连带的也喜欢起许先生这个人了。人是要有点个性的，书也同样。看这类“夫子自道”的书，最好是看那种聪明绝顶的，看了能启人心智，让自己也变得聪明起来，哪怕是暂时的。可惜这世上，聪明人写的聪明书太少了，那就退而求其次，看看许先生这样自负的人写的自负的书。至少能让你的灵魂在这段时间内亢奋起来，知道这世上还有这样一类人，还可以这样愉快地生活着. 来源:文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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