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鲁迅译介与研究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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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时间：2011-12-07

一   译介
　　世界最早译介鲁迅著作的国家是日本。

　　尽管，1922年6月4日和1923年元月日本《北京周报》分别发表了仲密(周作人)译《孔乙己》和鲁迅自译《兔和猫》，但是，这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译介，还不属于国外的译介。所以，这不是日译鲁迅著作的最早时间。日本译介鲁迅著作的最早时间应是1924年1月：1924年1—11月，《北京周报》第97—137期，连载了丸山昏迷译《中国小说史略》。所以，我们说，丸山昏迷是日译鲁迅著作的第一人，也是世界译介鲁迅著作的第一人。

　　世界译介鲁迅著作第二个较早的国家是俄苏：1925年，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工作的王希礼(Б.А.瓦西里耶夫)将《阿Q正传》译成俄文，鲁迅为其撰写了《著者自叙传略》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次年，1926年，法国文学期刊《欧洲》(”Europe”)杂志5月号和6月号连载了敬隐渔译《阿Q正传》(节译);同年，朝鲜汉城《东光》杂志发表了朝鲜诗人柳树人译《狂人日记》。所以，这东西方二国——法国和朝鲜，在世界译介鲁迅著作较早国家的行列中，当同属第三位。至于，1926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梁社乾译《阿Q正传》英译本，笔者认为，这不算是美国出版的“ 鲁迅作品最早的西文译本”。仍属“在自己国家出版的外文读物”1。美国译介鲁迅作品，则始于1930年《远东杂志》发表王际真译鲁迅短篇小说《风波》、《祝福》等。

　　20世纪，从20年代初(1924年)至80年代初(1983年)的六十年间，世界对鲁迅著作的译介取得了辉煌成就。鲁迅著作，从单篇、单行本到全集，已被全部译成日语、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捷克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丹麦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印地语、孟加拉语、韩语、越南语、蒙古语、世界语等五十多种语言，在大约四十多个国家出版发行。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世界约有120多家出版社和期刊，出版、发表了三百多种鲁迅著作译品。纵观20世纪世界译介鲁迅著作六十年的史迹，大致可划分为五个时期：

　　(一)战前初始期(1924—1937)

　　从日本丸山昏迷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的1924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我们称为世界译介鲁迅的初始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译介国家虽不多(8个)，但译介势头不小。世界主要大国都几乎同时行动起来。它们是日本、俄苏、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捷克和朝鲜。这一时期，日本译介了《中国小说史略》、《故乡》、《阿Q正传》、《孔乙己》、《狂人日记》、《鲁迅全集》、《孤独者》、《幸福的家庭》、《鲁迅选集》、七卷本《大鲁迅全集》等23种译品。主要译者有：丸山昏迷、井上红梅、长江阳、松浦珪三、林守仁(即山上正义)、增田涉、佐藤春夫、松枝茂夫、鹿地亘、日高清磨瑳、小田岳夫等;同期，俄苏译介了《阿Q正传》、《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头发的故事》、《故乡》、《孔乙己》、《风波》、《社戏》等11种译品。译者有：王希礼(Б·А·瓦西里耶夫)、卡北克维奇、科金等;法国发表了敬隐渔译《阿Q正传》(《欧洲》杂志/1926)，出版了敬隐渔编译《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里埃德书局/1929)，其中收入了敬译《阿Q正传》、《孔乙己》和《故乡》。同期，还发表了徐仲年译(1933)《肥皂》，出版了同译者译《中国诗文选》(巴黎/1933)，其中选译了《狂人日记》。几项总计不下七、八种译品;德国译载了霍福民译《孔乙己》(《东亚评论》/1935)和艾格特译《伤逝》、《示众》(《东亚评论》/1936—1937)，连同1928年格汝纳翻译的《阿Q正传》(未发表)，约有五、六种译品;美国刊载了王际真译鲁迅短篇小说《风波》、《祝福》等(1930年代，《远东杂志》)，出版了米尔斯据法文版(敬译本)转译的《阿Q的悲剧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戴尔书局/1931)，发表了王际真译《阿Q正传》(1935年，纽约《今日中国》第2卷第2—4期连载)、姚克译《药》(斯诺为其作序)、《风筝》(共载1935年《亚洲》杂志第36期)，以及伊罗生译《风筝》(美国《小说杂志》)等近10种译品;英国劳特利奇公司出版了米尔斯英译本《〈阿Q正传〉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伦敦/1930)，内收《阿Q正传》、《孔乙己》、《故乡》、《离婚》，伦敦哈拉普书局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1936.10)，内收《一件小事》、《风筝》、《药》、《孔乙己》、《离婚》、《祝福》等，共刊载鲁迅作品译品十余种;捷克出版了雅·普实克和弗·诺沃特娜译《呐喊》(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1937)，其中收入了《阿Q正传》、《孔乙己》、《药》、《白光》、《风波》、《明天》、《狂人日记》、《故乡》等小说，鲁迅为其写了《捷克译本序》;朝鲜刊发了诗人柳树人译《狂人日记》(汉城《东光》杂志/1926)，出版了诗人李陆史个人文集《野葡萄》(1936)，其中译载了鲁迅短篇小说《故乡》。这一时期，八国共发表、出版鲁迅著作译品约七十余种，约占20世纪六十年总译量的23%。

　　(二)战时坚守期(1938—1945)

　　二战(含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世界鲁迅译介与研究，像其他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一样，受到了严重戕害。几乎处于一种“休克”状态。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还在“坚守”：日本——1938年，天正堂重印了增田涉译《中国小说史略》，新潮社出版了井上红梅改译《阿Q正传》(内收《阿Q正传》、《明天》、《祝福》、《伤逝》、《离婚》)，佐藤春夫主编《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收录了《阿Q正传》与《幸福的家庭》;1940年，东京新潮社出版了佐藤春夫译《中国文学选》，将鲁迅的《故乡》列为首篇，东成社出版了增田涉、松枝茂夫、冈崎俊夫、小野忍等译《现代中国随笔集》，选译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某些杂文;1941年，东京春阳堂出版了小田岳夫编佐藤春夫、小田岳夫、武田泰淳译《现代中国文学杰作集》，将鲁迅《孤独者》(佐藤春夫译)列入首篇;1942年，东京大学书林出版了神谷衡平注译的《风波》，岩波书店新出版了增田涉翻译的《中国小说史略》;1943年，新潮社再版井上红梅译《阿Q正传》。译品达11种之多，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高压下，还能取得如此成绩，原因有二：一是上一期的成果积淀;二是日本汉学家以鲁迅译介与研究作为自己反战的具体行动。其治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俄苏——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中，大部分汉学家都奔赴前线，留守人员仍在坚守这块学术阵地。1938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苏联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编的鲁迅纪念论文译文集《鲁迅，1881—1936》，其中选译了《阿Q正传》、《奔月》、《祝福》、《白光》、《端午节》、《示众》、《狗的驳诘》、《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等8篇小说、杂文、散文诗;1945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罗果夫翻译的苏联最早的一部《鲁迅选集》，收录了《呐喊》、《彷徨》和《野草》;同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罗果夫主编《鲁迅选集》，其中收录了《阿Q正传》、《孔乙己》等小说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杂文和鲁迅自传;美国——1941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际真译《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收小说11篇(《故乡》、《肥皂》、《离婚》、《在酒楼上》、《头发的故事》、《风波》、《阿Q正传》、《孤独者》、《伤逝》、《祝福》、《狂人日记》)，卷首有译者序言，此乃美国出版的第一本鲁迅选集;1944年，出版了王际真编译的《现代中国小说选》，收入了鲁迅小说《端午节》和《示众》。这一时期，日本出版鲁迅译品11种，俄苏出版2种，美国出版2种，共15种，约占六十年总译量的5%。战争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昭然若揭。

　　(三)战后繁盛期(1946—1965)

　　二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日、意战败，美、苏、中、英、法诸国成为战胜国，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不管是友好的还是敌视的国家都想得到一些“有关中国的”信息，于是，一轮新的“中国热”在全世界涌动。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世界的鲁迅译介进入了一个战后的繁盛期。

　　这一时期有这么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持续时间较长：从1946年到1965年，长达二十年;二是参与译介的范围大为扩展：亚洲译介国家除原有日本、朝鲜外，又新增越南、蒙古、尼泊尔、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阿拉伯国家跃出了个埃及——1956年，开罗出版了白海丁·齐亚用阿拉伯文翻译的《阿Q正传》和阿卜德尔·贾番·密加微译的《狂人日记》、《药》、《孤独者》等小说;欧洲除法国、德国、英国、捷克、俄苏外，又新增丹麦、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瑞典、芬兰、冰岛等国。连同原有的美国，几乎遍布欧、亚、非、拉四大洲三十多个国家。这时，我们似乎可以说了：鲁迅作品已经遍布全世界;三是译介品种多、质量高，出版进入规模化、系统化、现代化：这一时期，共出版、发表译品268种(肯定未统计全)。出版已从出版诸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史略》等单行本，到系统地出版多卷本、乃至十数卷本的《鲁迅短篇集》、《鲁迅小说集》、《鲁迅评论集》、《鲁迅选集》、《鲁迅作品集》、《鲁迅文集》、《大鲁迅全集》等;四是译者队伍不断壮大，全世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诸如日本的增田涉、佐藤春夫、松枝茂夫、鹿地亘、小田岳夫、冈崎俊夫、小野忍、武田泰淳、中泽信三、竹内好、斋藤秋男、丸山升等，俄苏的Б·瓦西里耶夫、罗果夫、科洛科洛夫等，法国的敬隐渔、徐仲年、李治华等，德国的格汝纳、艾格特、卡尔姆、约瑟夫·卡尔迈尔等，捷克的雅·普实克，英国的E.米尔斯，美国的埃德加·斯诺、王际真、威廉·A·莱伊尔、罗伊生等。

　　(四)文革观望期(1966—1973)

　　“文革”是新中国的一个非常时期，也是世界鲁迅译介与研究的一个非常时期。面对一部部优秀作品被打成“毒草”;面对一个个著名的老作家被打倒;当全国只能读一部小说(《艳阳天》)，只能出版一部经典(《鲁迅全集》)时，世界汉学家们感到不解而迷惑了——似乎，鲁迅已不再是“文学大师”，而成为“文革主将”，其作品已被“诠释”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些倒行逆施大大伤害了汉学家们的感情。他们一时把不准中国文化的“命脉”，只能先观望，大大影响了方兴未艾的“译介”事业。在上一时期(“繁盛期”)的20年间，平均每年出版14种鲁迅译品;而在这一期(1966—1973年)的8年间，全世界只出版了26种鲁迅译品：日本出版10种(26本)，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各出版2种，俄苏、法国、英国、德国(西)、罗马尼亚、葡萄牙、朝鲜、越南、尼泊尔、缅甸各出版1种。平均每年仅出版3种。其落差之大显而易见。“文革”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交流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五)复苏——再次繁盛期(1974—1983)

　　中国“文革”本是十年，为什么世界鲁迅译介与研究没等“文革”结束就提前出现了“转机”?原因有二：一是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二是世界汉学的“走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74年11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理事会在纽约召开了一个“关于优先考虑中国研究的规划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以后10年一定要继续采取以发展当代中国研究为主的方针”。世界传统汉学的“本初意义是汉语研究，特别是古代汉籍研究”，“即有关中国语言遗存之物即汉语文献的语文学”2。所以，传统汉学译介与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的古典经典。这次会议表明：今后世界汉学译介与研究的重点将向中国的“现当代”倾斜。世界汉学发展的实践证明，此后西方汉学的总趋势是越来越倾向于认真地、科学地重新认识中国，越来越重视对于现当代中国的研究。这一大趋势，使世界鲁迅译介迅速复苏，并很快进入了一个再繁盛的时期。

　　先看美国。197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搁置了四十多年的罗伊生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其中译载了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药》、《孔乙己》、《风波》、《伤逝》;1976年，美国耶鲁大学远东出版社出版了威廉·A·莱伊尔主编的《鲁迅选集》，其中收录了《〈呐喊〉自序》、《狂人日记》、《肥皂》、《阿Q正传》、《随想录三十五》、《随想录四十》6篇文章，书中附有作品分析和英文注释;1981年，美国加利弗尼亚州蒙特里举行了“鲁迅及其遗产”国际学术会议，确定了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随之，鲁迅研究也在美国大学和各汉学研究机构全面展开(下节将述)。种种迹象表明：一个新的“鲁迅译介时期”已经到来。

　　再看欧洲。从1974年到1983年的十年间，欧洲的阿尔巴尼亚、法国、西班牙、罗马尼亚、意大利、瑞典、西德、丹麦、东德等国，就先后出版鲁迅译品三十多种。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百周年，法国古卫城出版社出版了米歇尔·鲁阿、于儒伯等译《坟》;罗马的意大利百科全书教研所出版了安娜·布雅蒂选译的《诗歌与诗论》，收鲁迅新诗和旧体诗63首，诗论9篇，这是译者向鲁迅百年诞辰的献礼;1983年11月，西德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了德国诗人尤尔根·台欧巴尔迪与艾格贝特·巴克合译的鲁迅诗选《吟罢低眉无写处》;奥伯鲍姆出版社出版了西德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编译8卷本《鲁迅文集》;80年代中期，法国米歇尔·鲁阿夫人领导“鲁迅翻译中心”着手将《鲁迅全集》全部译成法文出版。种种迹象表明：欧洲的“鲁译”新时期也随之而来。

　　还看俄苏。此时中苏关系几近断交。然而，俄苏汉学家们仍在艰难地工作。1981年，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再版了《鲁迅选集》，印数7.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鲁迅作品在俄苏译介除俄文外，还被译成了多种民族文字：拉脱维亚文、爱沙尼亚文、格鲁吉亚文、阿塞拜疆文、乌兹别克文、吉尔吉斯文、阿尔泰文、图瓦文、土库曼文、乌克兰文、立陶宛文、哈萨克文、阿瓦尔文、亚库梯文、乌德摩尔梯文等。

　　再来看日本。可以说，日本的鲁迅译介，依然如故，或者说有增无减。在这一时期(1974—1983)的10年间，日本新出版鲁迅译品近四十种。80年代初，学习研究社邀集东京大学丸山升等数十位汉学家将我国1981年新版16卷本《鲁迅全集》陆续全译出版。该著不但翻译了全部原注，而且还新增了译注，堪称日译鲁迅最完备、最准确之译本。另外，还新版或再版了两卷本《鲁迅美术论集》(小野忍、田耕三郎译)、三卷本《鲁迅杂文集》(片山知行译)、七卷本《鲁迅文集》(竹内好译)、十二卷本、十三卷本《鲁迅选集》(增田涉、松枝茂夫、竹内好编译)等。日本的鲁迅译介如日中天，为20世纪世界鲁迅译介(事业)六十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 研究

　　世界的鲁迅研究，与译介并非同步，而是先于译介。

　　当然，世界最早关注和研究鲁迅的仍然是日本。如果从日本舆论界对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关注算起，当向前推到1909年。那时，鲁迅还是个默默无闻的留学生，东京的《日本与日本人》刊物第808号“文艺杂事”栏目，就报道了中国“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翻译、出版的消息;当鲁迅正式步入中国文坛后，还在其作品被翻译到日本的数年前，鲁迅的名字就由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青木正儿介绍到了日本。那时鲁迅的《狂人日记》刚发表一年，青木正儿就在其《以胡适为中心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出，“鲁迅是位有前途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已达到“中国小说家还尚未达到的境地”3;紧接着，韩国学者梁白华将青木正儿的这篇文章译出，并于1920年发表在朝鲜(韩国)《开辟》杂志上，鲁迅的名字首次为朝鲜(韩国)人所知。而对鲁迅的研究，则是在1926年《东光》杂志发表柳树人译《狂人日记》之后的事。所以，第二个较早研究鲁迅的国家应是俄苏。1925年6月《京报副刊》发表了俄苏著名汉学家王希礼(Б·А·瓦西里耶夫)《致曹靖华的信》，信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文学成就。这应算是俄苏对鲁迅研究的开始;欧洲最早给予鲁迅作品以高度评价的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早在1926年，罗曼·罗兰读过《阿Q正传》法文译稿(敬隐渔译)后，倍加赞赏，称其是一篇“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决定将其推荐到《欧罗巴》(“Europe”)杂志发表。4;美国的鲁迅研究则始于1927年。当时在北京大学从教的美国人巴特勒特(R.M.Bart—lett)，于1926年6月中旬访问鲁迅后，撰写了一篇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1927年，美国《当代历史》第10期发表了这篇论文。从此，拉开了美国鲁迅研究的序幕。

　　从日本青木正儿在《支那学》发表《以胡适为中心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的1920年，到美国薇娜·舒衡哲在《现代中国》杂志发表《自愿面对历史的必然——鲁迅、布莱希特和沙特》的1981年，六十多年间，世界鲁迅研究，像鲁迅译介一样，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数百名汉学家在研究鲁迅;六十年共发表、出版研究论文、论著约六百余篇(部)5，大大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在这一学术伟业的创建中，成绩卓著者，当属日本、俄苏、美国、欧洲。

　　(一)日本：

　　日本的鲁迅研究起步较早。鲁迅的处女作《狂人日记》在中国一发表，就引起了日本汉学家们的注意。1920年9-11月，日本《支那学》月刊第一卷(第1-3期)连载了青木正儿的长篇论文《以胡适为中心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这是日本最早评介鲁迅的文字，比中国最早评介鲁迅的文章《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茅盾撰，《小说月报》1921年2月号)还早了一年。但是，从1920年到1927年，这只是日本开始认识鲁迅、初步介绍鲁迅的阶段。这一阶段关于鲁迅的文章，大多是通讯报道、作家专访或作家简介。譬如1922年丸山昏迷发表的采访记《周作人先生》(日本《北京周报》1920年第14期)、清水安三发表的《中国当代人物·周氏三人》(1922年8月《读卖新闻》)，1923年丸山昏迷发表的《周树人先生》(《北京周报》第59期)等，只是对鲁迅及其作品的一种“简介”或初步研究。日本学者真正对鲁迅进行系统的学理的研究，还是从1927年鲁迅著作被译介到日本以后开始的。据一般史料记载，可以认为山上正义(林守仁)于1928年3月在《新潮》杂志(第25卷3期)发表的论文《谈鲁迅》，可谓日本早期研究鲁迅的“开山”之作。随着20年代末，日译《阿Q正传》(井上红梅译)的发表，有关鲁迅研究的论著才不断涌现：1931年，尾崎秀实以白川次郎的笔名为日译《阿Q正传》撰写了长篇序文《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山上正义也写了长序《论鲁迅及其〈阿Q正传〉》，大内隆雄发表了研究论文《鲁迅与他的时代》(《满蒙》12卷1期);1932年，佐藤春夫为日译《故乡》撰写了后记《关于作者的小记》(《中央公论》47卷1期)，同年，增田涉发表了日本第一部《鲁迅传》(《改造》14卷4期)，初次掀起了日本鲁迅研究的热潮。在此基础上，1934年，以竹内好、冈崎俊夫、武田泰淳、增田涉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从此，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系统的学理的研究。战前，在1935年、1936年两年间，就发表、出版了增田涉、长与善郎、正宗白鸟、林房雄、小田岳夫、新居格、竹内好、山上正义等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十余篇(部)。诸如增田涉的《鲁迅传》(岩波书店，1935)、竹内好的《鲁迅论》(《中国文学月报》1936年第20期)、小田岳夫的《鲁迅的文学生涯》(《新潮》1936年第33卷12期)等，都为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提出的是，竹内好先生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在即将被派往中国战场的1944年还完成并出版了一部学术巨著《鲁迅》。竹内好坚持科学、严谨、独立的治学理念，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独立和超越战争的“政治需求”，用心灵感悟和生命解读鲁迅，塑造了一个原本的真实的“抗拒为奴”的鲁迅，使该著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对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形成了以“竹内鲁迅”为根基的理论体系与思想传统。

　　战后，在“竹内鲁迅”精神的鼓舞下，日本的鲁迅研究很快复苏并迅速出现一个新的热潮。从1946年至1949年的4年间，就发表、出版研究论文、论著近四十篇、部。其中仅1948年、1949年两年就发表、出版了30篇、部。从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经过尾崎秀树、丸山升、竹内实、木山英雄、山田敬三、伊藤虎丸、北冈正子、以及近30年的丸尾常喜、藤井省三等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日本的鲁迅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一门系统的科学的“鲁迅学”。其研究队伍之大，研究范式之新、研究成果之丰，均堪称世界之冠。日本汉学家们科学、严谨、独立的治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二)俄苏：

　　俄苏的鲁迅研究始于20年代中期。1925年，王希礼(Б·А·瓦西里耶夫)《致曹靖华的信》，拉开了俄苏鲁迅研究的序幕。30年代初，俄苏出版的《文学百科全书》，以较大页面刊载了《鲁迅条目》，给予鲁迅以高度评价。30年代末，苏联科学院出版了纪念鲁迅的论文集《鲁迅》(1938);次年，俄苏汉学家罗果夫在重庆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大会上作了精湛的学术发言，费德林发表了副博士论文《论鲁迅的创作》。到50年代下半期，俄苏的鲁迅研究已形成很大规模，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质量迅速提高，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鲁迅研究家：费德林，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的资深汉学家。30年代末以副博士论文《论鲁迅的创作》起家，深入研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著述甚丰。1949年，发表《论中国新文学》;1952年为罗果夫主编的俄文版《鲁迅选集》撰写了长篇序文;1953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纲要》和《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苏联知识出版社)。后来，又出版了《作家的诠释与艺术功力：纪念鲁迅90周年诞辰》(莫斯科，1971)等;Л·波兹德涅耶娃，也是一位资深汉学家。1954年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撰写了《鲁迅条目》;1956年发表研究鲁迅的博士论文《论鲁迅的创作道路》;1957年出版学术专著《鲁迅》(莫斯科);1959年，出版《鲁迅：生平与创作》(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64年，为鲁迅《故事新编》俄译本撰写了序言：《鲁迅的讽刺故事》(莫斯科大学出版社)等;В·彼特罗夫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汉学家，既通中国古典文学，又通中国现代文学，在列宁格勒大学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对鲁迅有精深研究。1956年发表《中国人民的伟大作家鲁迅》，1958年发表《鲁迅和中国诗歌》，1960年出版学术专著《鲁迅：生平与创作概论》(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7年发表《鲁迅和郁达夫》;1971年发表《鲁迅与苏联》;1975年发表《鲁迅和瞿秋白》等;索罗金也是一位汉学大家。既搞翻译又搞研究，学术成果甚丰。1956年出版研究鲁迅的副博士论文《鲁迅创作道路的开始和小说〈呐喊〉》，1958年发表《论鲁迅的现实主义》，出版学术专著《鲁迅世界观的形成》(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等;谢马诺夫，是莫斯科大学教授，后起之秀，思维敏捷，视域开阔，锋铓毕露。1961年发表《评两本关于鲁迅的著作——克列勃索娃〈鲁迅生平与创作〉(布拉格)和黄松康〈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1962年发表博士论文《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与鲁迅》。同年，又推出《伟大的中国作家——评彼特罗夫著〈鲁迅：生平与创作概论〉》。他的研究正当旺季，此后又一连推出：《鲁迅论外国文学》(1965)、《思想家——革命家》(1966)、《简明文学百科全书·鲁迅条目》(第4卷/1967)、学术专著《鲁迅和他的前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7)、《鲁迅反对庸俗化者》(1972)、《评波兹德涅耶娃著〈鲁迅：生平与创作〉》(1973)、新版《苏联大百科全书·鲁迅条目》(第15卷，莫斯科，1974)、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鲁迅条目》(莫斯科，1976)、《“迅行”——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作》(1981)等。俄苏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令世界汉学界瞩目。70年代末，美国翻译出版了谢马诺夫著《鲁迅和他的前驱者》(阿利别尔译)，在国际汉学界影响颇大。

　　(三)美国：

　　美国的鲁迅研究，始于1927年《当代历史》(第10期)发表巴特勒特《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按说，起步也不算晚。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初期的译介与研究受到了较大影响。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总有那么多坚持科学、真理的民主知识分子和友好人士，硬是冲破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羁绊，坚持传播和研究鲁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另外，华裔学者王际真、哈雷特·密尔斯、艾尔伯、威廉·舒尔兹、夏济安等汉学家，都为鲁迅在美国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23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他在与鲁迅、林语堂等中国作家的交往中，发现西方汉学家对发端于五四运动的中国新文学的轻视是一种偏见，于是决意译介、宣传中国新文学。他与夫人海伦·斯诺一起，花了5年时间编译了以鲁迅作品为重点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鲁迅。30年代中期，他在美国《亚洲》杂志(1935年1月号)发表了《鲁迅——白话大师》，给鲁迅以极高评价。接着，又在同年《亚洲》杂志2月号发表了英译本《药》的《序言》;1936年，又出版了《活的中国·鲁迅评传》(伦敦)，同年，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也撰写了研究鲁迅的论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并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刊载于伦敦《今日生活与文学》杂志1936年第15卷第5期;1937年，斯诺又在与夫人主办的《民主》刊物(北平，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向鲁迅致敬!》，以表示对鲁迅的敬重与悼念。与斯诺夫妇同年来华的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与鲁迅的交往中，发现了鲁迅文品与人品的伟大，对鲁迅无比敬佩。鲁迅去世后，1937年11月，她发表了《追念鲁迅》6;1939年10月，发表了《鲁迅是一把剑》7，同年12月发表了《论鲁迅》8等。1943年，史沫特莱出版了《中国战歌》一书，其中有近两万字论述了鲁迅。斯诺夫妇与史沫特莱的这些文章和书籍发表、出版后，在英美国家，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美籍华人王际真，在早期译介和研究鲁迅方面，是一位有功之臣。1939年，他在纽约《中国学会学报》第3卷第4期上发表了《鲁迅年谱》，为美国的鲁迅研究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194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际真《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集·导言》。这篇“导言”，是一篇很精湛的研究论文。王际真以其丰富的中国文史知识和对西方文化心理的洞悉，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独到的解读和评析，很具学术性。

　　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美国的鲁迅研究仍在坚持。 1955年，华盛顿大学发表了威廉·舒尔兹的博士论文《鲁迅：多产的岁月》;1960年，《东方和非洲研究报告》第23卷第2期发表了钦纳里《西方文学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影响》;同年，《中国季刊》第4期刊载了哈雷特·密尔斯《鲁迅和共产党》;1963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H·C·密尔斯的博士论文《鲁迅：左翼时期，1927--1936》;1968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夏济安《黑暗的闸门》;1969年，美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29期，发表了［捷］普实克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品——鲁迅的〈怀旧〉》。

　　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美国汉学重点的转移，美国汉学家重新审视自己的中国观和鲁迅观，鲁迅研究出现新的气象：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过去尘封若干年的著作得以出版。截止80年代初，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1974)、艾尔伯《W.A.莱尔评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1975)、艾尔伯《野草：鲁迅散文诗的对称美和对句法》(1976)、威廉·莱尔著《鲁迅的现实观》(1976)、哈雷特·密尔斯《鲁迅：文学与革命——从摩罗到马克思》(1977)、林毓生：《鲁迅的复杂意识》(1979)、艾尔伯《西蒙诺夫的鲁迅及其前辈们》(1980)、薇娜·舒衡哲博士《自愿面对历史的必然——鲁迅、布莱希特和沙特》(1981)等，展示了美国鲁迅研究的实力。

　　(四)欧洲

　　欧洲是传统汉学的中心，历史最为悠久，但过去研究的重点是古典经典，自1974年“美国会议”后，也把研究重心移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当然研究的重点作家还是鲁迅。数十年间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著名汉学家：诸如法国的戴密微、敬隐渔、米歇尔·鲁阿夫人、弗朗索瓦·于连、范伯旺、徐仲年、布里埃、克洛德·罗阿等，德国的顾彬、马汉茂、格汝纳、王成举、杰夫·拉斯特等，捷克的普实克，英国的H.E.谢迪克、约翰·贝尔等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代表作家鲁迅的译介和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1931年，法国徐仲年首先在巴黎《新法兰西杂志》第2期介绍了鲁迅的《呐喊》;1937年，德国王成举发表了德国的第一篇博士论文《鲁迅：生平与创作——论中国革命》;1946年，上海法文版《震旦大学通报》第7卷第1期发表了法国布里埃《人民作家鲁迅》，同年，法国范伯旺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及其作品》(北平，斯科特书局)。1950年代，德国杰夫·拉斯特发表了博士论文《鲁迅——作家与偶像：论新中国思想史》、法国克洛德·罗阿发表了《<阿Q正传>序言》(1953)。1978年，法国弗朗索瓦·于连出版了《<华盖集>法译本序言》和《<鲁迅，作品与革命>导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出版);1980年，弗朗索瓦·于连发表了《作家鲁迅：1925年的展望，形象的象征主义与暴露的象征主义》等。

　　1970年代之后，研究鲁迅成绩最卓著者当属法国米歇尔·鲁阿夫人。 1973年，她发表了《鲁迅，这样的战士》、《对于一个政权的了解》、《了解鲁迅》、《鲁迅，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死后》;1974年，发表了《阿Q的产生和他死的意义》;1975年，发表了《保卫鲁迅，反击皮埃尔·里克芒斯》、《关于鲁迅》;1977年，出版了《鲁迅》、《官场与欺骗》等;1980年代出版了《论战与讽刺·前言》;1981年，鲁阿夫人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而撰写了学术专论《向新的高度攀登，我们会看得更远》;1982年，她在《欧罗巴》(1/2月号)发表了《罗曼·罗兰和鲁迅》等。鲁阿夫人的这些著作，为法国人认识中国伟大作家鲁迅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她的积极倡导和努力践行，她和其他汉学家一起，“在法国掀起了一股介绍、学习鲁迅的热潮，造成了一种‘鲁迅奇观’”9，成为欧洲汉学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三 评价

　　从总体来说，世界对鲁迅及其著作的评价很高。

　　最初，当鲁迅作品尚未翻译到日本时，日本的评论家就已开始评论鲁迅了。1920年9月，青木正儿(1997—1964)在《支那学》月刊著文称：“在(中国的)小说方面，鲁迅是一个属于未来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期)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的惊怖的幻觉，达到了中国小说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10此时，《狂人日记》在中国刚发表一年多，青木正儿就能如此断言，这除了说明批评家的远见卓识外，还说明鲁迅这部白话文学处女作对日本评论家的震撼力之大。接着，在法国，也是在鲁迅作品尚未翻译到该国之时——1926年，著名文学大师罗曼·罗兰读了《阿Q正传》法译稿后曾激动地说：“这是一篇明确的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阿Q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11罗曼·罗兰对鲁迅《阿Q正传》的这一高度评价，当时在日本和美国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1935年，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就曾说：鲁迅在1921年发表的讽刺小说《阿Q正传》，使得他全国闻名。“罗曼·罗兰就是鲁迅作品的一位伟大的赞美者，说自己曾被这篇作品深深感动以至流下泪来。”12

　　从《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入手，世界汉学家对鲁迅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学理的研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研究流派。上世纪30年代，日本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新居格认为，《阿Q正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已经占据了一种经典的地位，而且，也“已被世界接受为名著了”。他说，在日本普罗文学极盛的时代，有人曾批评《阿Q正传》是无聊的，“但我在当时、在现在，对于这一著作的评价，却一点也没有变动。我始终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读过之后，即能理解鲁迅的伟大。”13.实践证明，这部作品已成为汉学家们常说常新的话题。直到70年代末，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教授林毓生在其《鲁迅的复杂意识》一文中还说，“虽然《阿Q正传》并非毫无瑕疵，但确是一部独创的、才气焕发的作品，它以其生动的、有特点的人物，中国口语的巧妙运用，以及轻松的风格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他指出，在现代中国人思想中“阿Q”已成为一个特定的类型。因此，这部作品在文学、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4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哈雷特·密尔斯在自己的论文中也指出，正是收在《呐喊》和《彷徨》集中的二十多篇短篇小说，为鲁迅赢得了最广泛的读者。他说，“这些作品是一种新形式的成熟典范，它们达到的高度也许至今无人可以企及。”15

　　随着时间的进展和研究的深入，许多汉学家对《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以外的其他鲁迅小说，诸如《一件小事》、《示众》、《兄弟》、《离婚》等一些回忆性强的、情节淡化的小说也颇感兴趣，且评价甚高。日本文学主义学派代表，日本“鲁迅学”奠基者竹内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竹内鲁迅”观。他在其代表著述《鲁迅》(日本评论社，1944)中将鲁迅小说分为六种类型。他说，“第六种类型是《兄弟》、《离婚》等，这是最具短篇小说特色的小说。在技巧上显示了鲁迅所达到的顶点”。他指出，这两篇作品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夸张与烦琐的说明，“可以说是近于完美的作品。这种完美，是经历了《孔乙己》、《药》、《故乡》、《孤独者》等而完成的”。他认为，鲁迅把自己排除在外，构筑起自己的小说世界。16无独有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哈南对鲁迅的《离婚》、《示众》等短篇小说也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认为，比起别的作家来，鲁迅的每一篇小说更是一种技巧上的大胆创举，“一种力求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的尝试。”17他说，“《离婚》是《彷徨》里最后一篇，也许是最优秀的一篇作品。它糅合了几种方法，包括性格反语和一个朴实的叙述者讲出的描述性反语。”18他指出《示众》则“显露出了一种新的包容全篇的反语概念。这是走到了散文小说边缘的一部出色的作品，是说明鲁迅对反语结构与构思深感兴趣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他说，这篇作品里没有议论，也没有意识中心，甚至没有人物的姓名。叙述就像一台照像机在逐渐移动，表现出一种“纯客观态度”。在这篇作品里，“所有的感情都是完全克制的，一种平心静气的观察代替了心中的愤怒和轻蔑”。“通过反语技巧的作用，恰恰是缺乏适当的感情赋予这篇小说以力量”。19

　　像《示众》、《离婚》等这样一些淡化情节，甚至没有什么情节的短篇小说，怎么竟成为“最具短篇小说特色的小说”和“一种力求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的尝试”?这些小说对中国和欧洲的传统小说究竟有哪些创新和超越?这一问题，捷克学派汉学大师雅·普实克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科学解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雅·普实克的论据不是从鲁迅白话小说代表作中获取，而是从未编入《鲁迅全集》的一篇文言小说《怀旧》中所得。他的论题是：《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文章开篇作者开门见山地说：“我的研究将只限于一位中国作家鲁迅，并主要限于一部作品，即小说《怀旧》。”他指出，这篇小说是用文言写成，以笔名周逴发表于1911年的《小说月报》。从文体和发表时间来看，它“不像是受五四运动影响而创作的文学”。他说，“尽管如此，当我们阅读它时，却十分清楚地感到这完全是一部新的现代文学作品，而绝不属于旧时代的文学。”他认为，“这篇小说有别于传统小说的第一点，就在于情节结构”：古老的叙述传统，都以明确的情节为基础，情节的解决也即故事的完结。20而鲁迅处理情节的方法是简化，把情节内容简括到单一的成分，企图不借助于解说性的故事框架来表现主题。“作者想不靠故事情节这层台阶而直接走向主题的中心。这就是我以为新文学中最新的特点;我甚至想把它列成公式：减弱故事情节的作用甚至彻底取消故事情节，正是新文学的特点。”21他说，譬如《示众》，完全没有什么情节，整篇小说是现实的明确而痛苦的写照，鲁迅就是要集中读者的注意力于此。鲁迅作品中还有一些类似的例子。所以，他认为“消弱故事情节的作用可视为他(鲁迅)的一项基本原则。”22为了说明鲁迅小说淡化和削弱故事情节的“现代性”，雅·普实克还搬出了伟大的史诗作家托马斯·曼。托马斯·曼在其《我如何写浮士德博士》一书中问道：“我们在小说的领域里必须要考虑的是否已不再是小说本身?”并引用哈利·列文评乔伊斯《芬涅根的守灵》的话：“我们当代最好的作品不是在创造故事情节，而是充满回忆，唤起人们的情绪。”普实克认为，列文的评论完全适用于鲁迅自《怀旧》以始的全部文学创作。“鲁迅作品突出的回忆录性质和抒情性质，使他区别于19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而合乎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抒情散文作家的传统”。这说明，“甚至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这位中国作家就已运用了欧洲散文很晚之后才发现的写作手法。”这就“进一步肯定了我们的观点：在亚洲，新文学的崛起是一个突然的成长过程，它产生的各种类型、体裁的时间和顺序与它们的西方样本并不一样。”23

　　普实克认为，《怀旧》这篇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形式的最大区别，还在于记录这种无关紧要的谈话。在旧小说中，对话是发展故事情节、决定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这篇小说里的对话却是独立的，甚至不像《儒林外史》里的对话那样，服务于刻画人物的目的。这种形式的对话仅仅表现某种气氛、某种情境，或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这是读者在海明威、乔伊斯或福克纳等西方现代作家作品中常常可以见到的。断断续续的谈话无需直接描写，就把人物展现在我们面前，表露出用别的写法无法描述的各种关系，揭示出直截描写绝对写不出的人物的心灵及其犹疑和细致入微的思想感情。这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要途径。他说，“有趣的是，在中国文学中正是鲁迅用古老的文言写作时，开创了这个新方向”。所以，他说，“这就使我们得出另一个结论：出现新文学的根本条件并不是像胡适相信的那样取决于语言”24。普实克指出，我们无意否认新文学语言的重要性，然而必须承认，最根本的条件并非是要新的语言，而是要新的作家，要具有现代修养、能用现代眼光看世界、对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有完全不同的新的兴趣的作家。“革命必须首先发生在作家的头脑中，然后才能体现在作品中”。25

　　显然，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汉学家们通过对鲁迅作品的深入研究，从鲁迅的具体作品中，从鲁迅的全部创作实践中，逐渐深入地认识了作为作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早在30年代新居格就指出，鲁迅，作为文人，他一方面精通世界文学，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深厚的造诣;他常常站立在比文学更为广阔的视野与见解中发表评论，因此，与其说他是文学家，毋宁说他是更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而兼思想家，同时又具有透视政治形势的见识，站立于这些综合之上的鲁迅，实为其他的作家、文学家所不能企及。”所以他说，“鲁迅的名字，不仅将留在中国，而且将留在世界文学史上，他是现代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存在。”26俄苏著名汉学家В·谢马诺夫在其《鲁迅和他的前驱者》论著中也指出，梁启超是政论家、诗人、剧作家、长篇小说家，苏曼殊是诗人、散文家、翻译家。“但是，他们都不能与鲁迅相比;鲁迅在散文、散文诗(《野草》)、回忆录、翻译等诸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绩，并创造了一种中国新新型的文艺政论文体——杂文”。27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就说：“今日之鲁迅，几乎所有的人，甚至连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当代的伟人。”他指出鲁迅赋予“白话”一种引人入胜的技巧和富有活力的风格，在处理生活中最关键的主题时，把讥诮、讽刺和微妙的幽默结合起来，作为杂文作家，“创作了许多具有完美技巧及形式的范本。这些作品，现在连那些不同意鲁迅意识形态的作家也在模仿。鲁迅是公认的白话大师。”28

　　世界汉学家们普遍认为，鲁迅与传统作家的根本不同在于世界观的不同。鲁迅“热爱纯朴的人民和危难的祖国，这种爱激越他，决意用语言武器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而英勇战斗。作家将自己的创作视为改造旧社会、教育人民、解放个性和改造‘国民性’的武器。”29所以，日本许多学者从50年代就在努力探讨鲁迅文学的“出发点”。著名中国新文学理论家岛田政雄指出:“鲁迅从事文学的动机，是为了改造国民精神”。“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是中华民族之魂的工程师。”30鲁迅的生前好友，鲁迅研究家增田涉说：“文学家鲁迅是利用写小说，利用小说的力量，来变革维护中国旧社会的旧思想，启发思想的变革。这就是鲁迅文学的出发点。”(《与鲁迅相处的日子》)后继的藤伊虎丸先生更以西方近代“个”的思想来考察鲁迅思想精神发展史。认为鲁迅从“真的人”出发，提出了“根柢在人”的“立人”思想。而“立人”，则首先以“个”的“自立”，即国民主体性的确立为前提。31这样的“立人”的文学创作“动机”和“出发点”，必然生发其独特的，与传统作家不同的艺术观与美学观。所以，В·谢马诺夫认为，鲁迅和20世纪初的小说作家所选择的主要人物之所以不相同，首先在于鲁迅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他那与众不同的改造社会的方法和观念也起了很大作用。他指出，旧小说作家主要描写上层社会的代表人物，幻想他们得到改造，而鲁迅则大都描写下层人民，旨在唤起民众;谴责小说作家同情人民，然而看不到人民的真正力量。鲁迅则相信黎民百姓，力求洞悉事物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由此，谢马诺夫指出了鲁迅不同于传统作家的艺术表现手法：其一，鲁迅小说读起来动人心弦，但不是像某些谴责小说那样，是靠惊险、奇妙的故事情节吸引人，而是靠自然而精致的艺术结构、所选择事件的典型性和深刻的心理描写而引人入胜;其二，谴责小说描写的人物基本上千人一面，而鲁迅则追随其最富洞察力的先辈作家(曹雪芹、吴沃尧、曾朴)，善于透视人物心理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善于运用“自我解剖”的艺术手法表现主题;其三，鲁迅打破了传统文学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叙事的旧模式。他笔下的过去与现在互相交插，结合得贴切自然、天衣无缝。32

　　诚然，鲁迅具有最现代的美学观和最高超的艺术技巧，然而，这并非成就伟大鲁迅的关键。关键是，鲁迅立志解救民族的“厄运”，因而，经历了充满矛盾而痛苦的个人“厄运”。美国汉学家李欧梵说：“鲁迅的作品最终在中国获得成功，正是他本人的‘厄运’与民族的‘厄运’融为一体而又出神入化地重演的结果。”33法国著名汉学家M·鲁阿指出，鲁迅为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始终投身到文化战线上政治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处于最尖锐、复杂的战斗中心。“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一个旧社会的反抗者变成一个革命者，从一个陷于孤独力图‘麻醉’自己的灵魂的诗人变成革命的‘主将’，这就是鲁迅走过的道路。”34

　　这是一条漫长的，充满矛盾和痛苦的道路，也是一条正确的，充满激情和快乐的成功之路。在这条“成功之路”上，鲁迅终生充满“矛盾”的独特思维，一直在为他护航，使其胜利地达到成功的彼岸。譬如他“既有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想，又对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在认识上，道德上有所承担，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未解决的紧张”35;他既采用欧洲文明的“根柢在人”的思想作为自己文学的“出发点”，但又反对“全盘西化”。鲁迅认为西方各种思潮只是西方内部社会和文化进化的结果，而中国存在的问题则是在中国本身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两者可能并不相干。“只凭从外国借来的药方是难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他是希望中国人在清醒地了解自己国民性的基础上，将某些本国的和西方的因素创造性地统一起来，找到能行得通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36

　　当然，许多汉学家认为，鲁迅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其在饱饮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掌握了人类知识的“总和”，“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彼特罗夫指出，鲁迅饱览中外名著，他的早期学术研究和翻译活动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学术研究使他接受了先辈作家的优秀传统，翻译西方作品使他找到了东欧和俄苏文学。但是，彼特罗夫强调：外国文学的影响，“决不会破坏鲁迅创作风格的独立性，决不意味着鲁迅摒弃了自己的民族传统。鲁迅永远是一位深刻的富有民族性的作家。”37所以，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都分别指出：与其把鲁迅称为“中国的伏尔泰”、“中国的高尔基”或“中国的萧伯纳”等，不如把他称为“中国的鲁迅”，因为他是“道地的中国货色”。38

　　其实，这位“中国的鲁迅”，早就跨出国门，成为“世界的鲁迅”。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骄傲。因为，鲁迅“希望他的祖国强大得足以抵御外侮，而不是去欺凌别国。如果中国有富余的力量，就应当扶助别人，像拜伦援助希腊，波尔约瑟夫贝谟援助匈牙利那样。……‘乌乎，吾华土亦一受侵略之国也，而不自省也乎 ?’”39

　　鲁迅当年“希望”的祖国，如今已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继承鲁迅传统、学习鲁迅精神时，尤其不可忘记鲁迅的这个“希望”。我想，也许，这正是世界鲁迅译介与研究的根本和现实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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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А.Н.Желоховцев.Лу Синь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инологии.с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82,№3,сс.72-81.)

　　2［美］薛爱华：《汉学的内涵与现状》，转引自周发祥：《比较文学与国际汉学的学科同异性》，《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期，第148页。

　　310［日］青木正儿：《以胡适为中心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日本《支那学》1920年9—10月号。

　　411参阅《罗曼·罗兰评鲁迅》，1926年3月2日《晨报副刊》。

　　5实际的数字肯定比这大得多。譬如2009年11月13日中国新闻网载文《鲁迅研究在韩国：在韩国最黑暗的时代引发共鸣》(［韩］李润姬撰)，其中提到对鲁迅“相关研究的论文也有400余篇”。因为，我没见到相关的《论文索引》，所以不敢使用。

　　6［美］史沫特莱：《追念鲁迅》(傅东华 译)，上海《文学》月刊1937年第9卷第4号。

　　7［美］史沫特莱:《鲁迅是一把剑》(凡容译)，安徽《文化月刊》1939年第3期;

　　8［美］史沫特莱：《论鲁迅》(黄源译)，1939年12月，金华《刀与笔》月刊创刊号;

　　9钱林森著：《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页。

　　12参阅美国《亚洲》杂志1935年1月号第40—42页。

　　131626转引自严绍蘯、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361、322、325页。

　　143536［美］林毓生：《鲁迅的复杂意识》(尹慧珉译)，载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40、46—47页。

　　1539［美］哈雷特·密尔斯：《鲁迅：文学与革命——从摩罗到马克思》(龚文庠译)，《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中文载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171819［美］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张隆溪译)，载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323、325—326页。

　　212022232425 ［捷］雅·普实克：《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沈于译)，载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6、468、469、470—471、470—471页。

　　2732В.И.Семанов.Лу Синь и его предшествени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Масква 1967，стр.94,102、97、120—121.

　　28［美］埃德加·斯诺：《鲁迅——白话大师》(佩云译)，《鲁迅研究资料》4，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0—421页。

　　2937 ［俄］В·彼特罗夫：《中国人民的伟大作家——鲁迅》(宋绍香译)，载宋绍香编译《前苏联学者论中国现代文学》，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2页。

　　30［日］岛田政雄:《鲁迅论》(节译自岛田政雄著《中国新文学入门·Ⅰ》)，载武鹰宋绍香编译《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四辑——现代文学专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31参见张梦阳：《日本鲁迅研究对我们的启示》，《光明网》2006-08-02-6：00。

　　33［美］李欧梵：《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盛宁译)，载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81年版，第130页。

　　34［法］M·鲁阿：《中国革命中的一位知识分子》(蒋靖萍译)，《鲁迅研究资料》1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2、184页。

　　38参见：［美］埃德加·斯诺《中国的伏尔泰——一个异邦人的赞辞》(蕊译)，1936年11月25日《大公报》;［美］史沫特莱《鲁迅是一把剑》(凡容译)，1939年10月《文学月刊》(上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