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作者：
转自王宏（2012），《走进绚丽多彩的翻译世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1-9页。
翻译的定义、翻译的研究范围、翻译的标准
何谓翻译？
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仍属于语言转换，不过它应该是”以原文和原文作者的意图为起点，受译文读者需求、译者翻译目的、译入语文化所制约的语言转换“。有鉴于此，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要以原文为对照，受原文文本限制，如科技、法律文本的翻译，参赛译文等。这类译文，”既要经得起读，又要经得起对“（王理行，2003）。
宽泛意义上的翻译则是”以原文为参照，受赞助者、译文读者需求、译者翻译目的、译入语文化所制约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与原文文本相比，此类翻译在内容、长度、文体和语气等都可能有相当的变异，如某些文学体裁、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就这两类翻译而言，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属于内向型的文本转换，且能覆盖大部分文体；宽泛意义的翻译属于外向型的文化翻译，仅适用于部分文体和一些特殊的要求。作出这样的区分，一是符合实际情况，二是有利于针对不同的翻译行为开展不同的研究。（王宏，2012：3）
翻译研究的范围
翻译研究可分为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翻译内部研究指对文本等开展的内在研究，主要涉及原作者、原文本、译者和读者；翻译外部研究多指围绕文本翻译的外部环境所开展的研究，如促使译文产生的赞助者、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翻译研究可从内外部、多角度入手。但从哪一稿角度较能接近翻译的本质？笔者认为，外部研究是文本解读的必要前提，没有系统化的外部研究，就不可能有切实可信的内部研究。但外部研究不是最终目的。无论我们把外部研究做得多么好，都不可能代替对文本内容的内部研究。
翻译研究必须围绕原文作者的意图、原文文本、译者、译文读者等内在因素以及制约或促使译文产生的赞助者、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展开。我们不可能说所有的因素都一样重要。相对而言，以文本为中心，对原文文本的解读最重要。
只有在从事宽泛意义的翻译时，译者才能对原文进行所谓的操控或改写，比如，体裁形式上的改变，在近代中国，林纾、
伍光建等翻译家在译介外国长篇小说时，为迎合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多将原作译为章回体形式。与此同时，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在译介白居易的《长恨歌》时，为迎合英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也曾将长诗分为八个部分并附上标题：（一）厌倦；（二）丽质；（三）欢宴；（四）出逃：（五）流亡；（六）回京；（七）家园；（八）仙境。使一首以抒情为主的古诗，俨然成了一首情节生动、叙述明畅的叙事诗。但译者对原文的操控或改写也得有个度。超过了一定的范围，恐怕就是误译了。
翻译的标准
近年来，我们在《中国翻译》等杂志上，数次读到国内有学者以文本无原意、文本意义不能被复原为由，撰文解构忠实，呼吁不必再以忠实原文作为翻译的基本标准，引起译界同仁的广泛讨论。有些学者（W.
Quine和J.
Derrida）有意无意地夸大意义的不确定性，这样一来好像就找到了解放译者的依据，于是就放弃了趋近的追求而主张任意性的翻译。意义的复杂性表现出了不确定性的一面，但它还表现出了相对确定性的一面。”（杨自俭，2005）
读者反应论认为，既然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的接受所决定的，不同的读者就会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不存在文本原意。其实，这个观点有其片面性。首先，读者反应论针对的是文学作品的解读，不是所有文本的解读。若以读者反应论为依据，否认文本无原意、否定原文文本在”原文作者—原文—译者—译文—译文读者“这条反应链中所起的中心作用，翻译的基石就不复存在。翻译就会成为所谓”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同的译者可能因文本表现内容的复杂性而感受有所不同，这也很正常。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把自己的解释任意强加给文本，强加给读者。
我们通常所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指的是读者对哈姆雷特可能有多解，但哈姆雷特又有其恒定不变的一面。在众多的解释中只有少数是符合文本原意的，其他的则是偏执、牵强附会的解释或反应。
有鉴于此，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调动文字考证、句法分析以及语境阐发等手段，才能发现文本的真意。在这个意义上，还原文本的“原意”是译者的最高目标。译者只有在突破语言的障碍、克服自身的种种局限之后，才能够体验原作者的心理和精神，还原文本原意。
任何受读者欢迎但脱离原文文本原意的译文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宽泛意义上的翻译可以在形式、体裁、篇幅等方面与原文有一定
差异，但也不能远离原文文本原意。
小结
源语文本、翻译目的、赞助者等都能在不同的程度上制约翻译活动，译者只能在源语语言文化规范和译语语言文化规范的制约下有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我们既要重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又要避免过分夸大译者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由于文本以外的因素太复杂，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应该以文本为中心并强化与语言学特别是与语用学的联系。其他因素，如作者、译者、读者以及文化、社会、权力、意识形态、赞助者等都只能作为解读文本意义时的参照。翻译研究应在多元体系的参照下有所偏重，偏向内向型本体研究，尤其是文本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