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出版经过

忆《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出版经过

王水照

  
　　钱钟书先生从1950年7月起至1954年2月一直从事《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
　　英译《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初期的一次重要的译事活动，因其特殊的政治性质和当时的保密制度，至今仍显得神秘莫测。钱钟书是参加时间最长、用力最勤、且最受倚重的译者之一，但他的具体工作情况亦不为外人所知。汤晏的《一代才子钱钟书》对史实搜讨详尽、查证严谨，是目前据信程度较高的一部“钱传”，而于钱先生此段经历却付之阙如。钱先生平日健谈无饰，对此事却三缄其口。只是有次听他发感慨道:从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编写大部头书，洋洋洒洒，易掺水分；其次是论文，自应要有新观点、新材料，但若有自己尚未弄懂的问题，尽可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释，字字句句都得追究，万一遇到拦路虎，还可以不注或径作“不详”、“待考”，一般也是容许的；最难的是翻译，就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了。用他在《林纾的翻译》中的表述，是“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溜过去，没有一处困难躲闪得了”。当时听他这番议论，我立刻联想到其中恐有他参加《毛选》英译的甘苦体会在内。这一著作、论文、注释、翻译的难易次序，虽是一时戏笑之言，却包涵一定的道理。
　　钱先生在1955年填写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表》中说:“自1950年7月起至去年(1954)2月皆全部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故无暇及其他活动”，如果加上他后来参加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一共花去五六年的时间，这是他无法抹去的人生历程，也是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以前只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故事”，如他指出《毛选》原稿说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腹中有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应为铁扇公主，从而使《毛选》正文避免了一次缺失；又如他译“吃一堑，长一智”为Afallinpit　isagaininwit，使有的英译专家“拍案叫绝”。有些传闻也饶有兴味，如《七律·到韶山》“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中的“黑手”，究竟是地主之手，镇压农民运动，还是农奴之手，夺取地主武装，据说英译组也有争论。他们还把有些疑难问题直接向毛主席请示，但毛总不批复。总之有关英译情况，至今只见到程镇球《〈毛选〉英译回忆片段——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等少许篇章，才露出冰山一角。
　　《毛选》英译工作是由中宣部《毛选》英译委员会(后称英译室)负责的，其主持人是徐永　。在他百岁诞辰之际，其子女编辑印行了一部纪念文集，披露了不少珍贵资料，可以大致钩稽出其工作进程和概况，点点滴滴的遗闻逸事更映照出当年历史情貌，值得推介。
　　《毛选》的编辑，据说是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向他提出的建议。其前三卷的英译工作与中文版《毛选》同步完成，时在1950年至1953年。参加翻译和审订的有钱钟书、金岳霖、王佐良、郑儒箴、浦寿昌等。译稿完成后，交英共中央，1954年由英国Lawrence　＆Wishart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前三卷的英文版。国内前三卷的中文版，则分别出版于1951、1952、1953年，时间稍前。这个英国出版的英译版被称为“初版稿”。围绕这个“初版稿”，与英共之间颇有一些周折。在出版前，1954年3月29日，时任英共总书记的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毛选》第二卷)一文的第一、第二两节从英译本中删去。5月，中共中宣部起草了给波立特的复信稿，认为可以同意波立特的意见。这封复信稿送中央审阅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同月，由中联部重新替中央起草了复波立特的信，明确表示不同意删去该文的头两节内容，“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
　　“初版稿”出版后，在1954年至1960年间，又由一位英共作家主持了对“初版稿”的修改，其修改稿被称为“旧改稿”。此“旧改稿”后没有正式出版。
　　在1960年至1965年，由中央联络部重新组织对《毛选》前三卷的审订修改，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始有国内出版的英译本。
　　以上是《毛选》前三卷英译工作的大致情况。至于第四卷的英译，据前引程镇球的回忆，他在1960年夏参加仍由徐永　主持的第四卷英译工作，同时参加的有杨承芳、陈龙、吴景荣、方钜成等。为译稿润色的有外国友人马尼娅与柯弗兰等。工作地点在万寿路18所。初稿完成后，又由章汉夫组织审定，地点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至1961年春全部完成并出版。因而就国内出版而言，《毛选》第四卷英译本比之前三卷英译本提前面世，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毛选》英译分为翻译和定稿两个工作程序，钱钟书先生没有参加第四卷的翻译工作，但也作过“润色”。程镇球文中说:“钱五十年代初即参加过《毛选》前三卷的英译定稿工作，亦曾为《毛选》第四卷英译进行过润色。徐永　一直对他很倚重。”徐永　写于1962年3月的《关于英译毛选稿再次修改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对前三卷“英译旧改稿”的修改工作，“建议由程镇球、SOL(即SolAdler，中文名爱德勒)、钱钟书三人，组成咨询小组，专责整理历次修改建议”；在介绍钱钟书时，他写道:“(钱)汉文英文却都很好，特别是始终地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文学研究所现在让他每星期在翻译组工作两天。他只能参加一部分稿子的校改。又因为陷于会议，更不能发挥全面和深思熟虑的作用。如果把这三人摆到一起，担任全面地、细致地衡量性的工作，则能收政治和技术、英文和汉文、旧人和新人结合的效果。”钱先生大概是作为“技术”、“旧人”的一方被“结合”进去的；至于“英文汉文”兼擅于一身，比之程、SOL两位似更具优势；而“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则是无人可比了。可见钱先生在整个翻译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徐永　生于1902年，长于钱先生8岁；1916年考入清华，1924年毕业，早于钱氏9年，为其学长。1927年入党，他是清华学生中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长期在外交部工作，后任外交部顾问，1968年辞世。
　　他与钱先生正是在《毛选》英译工作中，切磋琢磨，相互“较真”，结下深厚的友谊，成了莫逆之交。
　　徐永　的长子徐庆东《父亲琐记》中的一则趣闻，近日我第一次读到，深深为之感动:
　　有一次，钱叔叔来家里和父亲聊了一天，天色已晚，起身回家。我跟父亲母亲送他。出门的过程中，两人谈话始终不辍。那天下着大雪，他们站在雪地里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母亲看快到吃饭的时间，就跑回家拿了棵白菜给钱叔叔(困难时期，大白菜是细菜)，钱把白菜往腋下一夹，就走了。一小时后，杨绛阿姨打来电话，问母亲是不是给了钱钟书一棵白菜。原来，钱叔叔回家后，杨绛阿姨发现他夹着白菜，问是哪儿来的，回答说不知道。
　　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在徐永？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是对他俩关系的确切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