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自序

于世界文学史中，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为词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腊之荷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乎。此四子者，各于其不同之时代及环境中，发为不朽之歌声。然荷马史诗中之英雄，既与吾人之现实生活相去过远；但丁之天堂地狱，复与近代思想诸多抵牾，歌德去吾人较近，彼实为近代精神之卓越的代表。然以超脱时空限制一点而论，则莎士比亚之成就，实远在三子之上。盖莎翁笔下之人物，虽多为古代之贵族阶级，然彼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故虽经三百余年以后，不仅其书为全世界文学之士所耽读，其剧本且在各国舞台与银幕历久搬演而弗衰，盖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与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

中国读者耳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廿四年春，得前辈同事詹文浒先生之鼓励，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越年战事发生，历年来辛苦搜集之各种莎集版本，及诸家注释考证批评之书，不下一二百册，悉数毁于炮火，仓卒中惟携出牛津版全集一册，及译稿数本而已。厥后转辗流徙，为生活而奔波，更无暇晷，以续未竟之志。及三十一年春，目睹世变日亟，闭户家居，摈绝外务，始得专心壹志，致力译事。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管不缀。凡前后历十年而全稿完成（案译者撰此文时，原拟在半年后可以译竟。讵意体力不支，厥功未就，而因病重辍笔），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身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然才力所限，未能尽符理想；乡居僻陋，既无参考之书籍，又鲜质疑之师友。谬误之处，自知不免。所望海内学人，惠予纠正，幸甚幸甚！

原文全集在编次方面，不甚惬当，兹特依据各剧性质，分为“喜剧”、“悲剧”、“杂剧”、“史剧”四辑，每辑各自成一系统。读者循是以求，不难获见莎翁作品之全貌。昔卡莱尔尝云，“吾人宁失百印度，不愿失一莎士比亚”。夫莎士比亚为世界的诗人，固非一国所可独占；倘因此集之出版，使此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则译者之劳力，庶几不为虚掷矣。知我罪我，惟在读者。

生豪书于三十三年四月

总序

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在19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当时，泱泱神州大地正处于风雨飘摇之大变局中。我浩浩中华发生了有史以来波及最为广泛、影响极为深远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大交融和剧烈碰撞。传统的民族文化、思想面临咄咄逼人，极端陌生之泰西文化、思想的猛烈撞击，东方古华夏被犹如排山倒海般的欧风美雨，仁智之辨，警世之钟所产生的巨响唤醒。夷语东渐，西学大张，异域文化如潮水般涌入我炎黄子孙世代栖居之家园。时代发展孕育着新旧更替，中西互融，文化价值观念之嬗变催生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域外文学名著的译介引发文艺在内容与形式上产生沧海桑田之感叹；欧美典籍之译介和文化交锋，打开、改变了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开创了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而美善之所存、理趣之所蕴的莎士比亚作品传播就是经典输入中的一个杰出范例。

中国人民喜爱莎士比亚和他的作品，尊重莎士比亚，他的名字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在莎士比亚已经传入中国近两百年，距中国杰出的翻译家朱生豪翻译出版《莎士比亚戏剧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陈才宇教授对前人未言者补其遗缺，言而不详者补其疏略，依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手稿》(2012)重新校订的朱生豪译本，补译朱生豪未及完成的8个剧本和全部诗歌创作，编纂这部全新的《莎士比亚全集》，对于莎学研究工作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在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1．莎士比亚的生平与创作

1564年4月23日，威廉•莎士比亚生于不列颠岛中部沃里克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在圣三一教堂受了洗礼，并被命名。他在这里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在16世纪中叶，莎士比亚生活时代，斯特拉特福是“一座美妙的集镇”，拥有居民大约2000人，镇上街道相当宽阔，半木质结构的房屋以茅草为顶。集镇四周作物繁茂，牛群满谷，富有商业气息，是“不俗的商业中心”。镇上有二十家旅馆和小酒店，有十四道桥拱的大桥横跨埃文河，居民是好喝酒聊天的人。

莎士比亚（Shakespeare）一姓出自中世纪，英格兰许多地区都有此姓居民的广泛分布，它的含义是“快速拔出利剑”。关于剧作家莎士比亚家族的第一个可靠记录是从理查•莎士比亚开始的，他是居住在离斯特拉特福四英里远的斯尼特菲尔村的农夫，此人很可能是莎士比亚的祖父。理查•莎士比亚大约卒于1561年的冬天，他生前拥有一座价值38镑17先令的房产，财富数量相当可观。

斯特拉特福镇从13世纪开始就已拥有在教堂支持下创办的免费学校。但是，16世纪教会改革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使学校教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从事世俗教育的学校，以取代教会学校，这类学校被称为“文法学校”(Grammer School)。这一名称强调了这类学校教学的世俗性质，强调它有别于渗透整个中世纪教育的神学精神。莎士比亚可能就在镇上的文法学校接受教育。在求学时代他所读到的英语诗集，不论其数目多少，其中一定包括了英文本的《圣经》。伊丽莎白时代的教育家普遍认为知识必须靠填塞，有时甚至必须靠挥鞭抽打才能装入学童的脑袋。学童通过“入门书”学习阅读，这种“入门书”是一张镶嵌在板子上的单页纸张，书上通常印着大小写字母表及主祷文。学童通过印有教义问答的字母书练习读写，他们可在大约年满七岁时被允许进入文法学校学习。学校纪律异常严格，体罚也很常见。文法学校按照市政厅的规定对属下的市民子弟实行义务教育，它的宗旨只有一条，那就是其名称所规定的:学习文法。使用的教科书是1522年故世的圣保罗公学的首任校长威廉•李利编写的《文法基础》，同时学习罗马演说家西塞罗的书信、演说词和论文，阅读罗马诗人维吉尔、奥维德，戏剧家普劳图斯、泰伦斯和塞内加的作品的片断。莎士比亚的早期剧作，如《错误的喜剧》《爱的徒劳》《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及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和《鲁克丽丝受辱记》，都切实而直接地反映了古典文学作品阅读对他的影响。

莎士比亚的少年时代，在他的故乡斯特拉特福接触到了戏剧。尽管那些流浪演员的演出并不完美，演技也远非精良，但是这些戏剧却受到了乡村观众的欢迎，在莎士比亚的内心种下了热爱戏剧的种子。这些走村串巷的戏班所带来的戏剧艺术的魅力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并最终成为他一生所从事的职业。1575年，莎士比亚11岁时，曾与许多斯特拉特福居民一道，参加了赖斯特伯爵为伊丽莎白一世驾临而举行的盛大庆祝活动，伯爵的花园里还演出了哑剧，吸引了周围村镇的村民围观。为取悦于女王，赖斯特伯爵在城堡设宴，还在公园的草地上和湖滨演出戏剧。

莎士比亚18岁时与比他大8岁的安妮结婚。伍斯特市的主教登记处所出具的主教许可证书证实了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在他们结婚次日所出具的担保人契约里提到安妮的姓氏为哈瑟薇（Hathaway）。

有人说莎士比亚曾一度从事过教书职业，如果情况属实，那就不会是在他的家乡，而是在葛罗斯特某地，或者是考斯特沃尔特区。因为在当地的文件里，常可以见到莎士比亚和哈瑟薇这两个姓氏。莎士比亚所受的文法学校教育无法使他有资格担任学校教师的工作，但可以胜任学校教师的“助理教员”或助手之类的职务。

1585到1592年这段时期，有人说莎士比亚曾在斯特拉特福镇做过学徒，这一说法来自教区执事约翰•道多尔。根据他的说法，莎士比亚是被迫成为一位屠夫的学徒的，但后来他从师傅那儿逃往了伦敦，并被一家戏院收留而成为“跟班”。

另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莎士比亚“偷鹿”。为此领地的主人露西爵士（Sir Lucy）还曾数次鞭笞过莎士比亚，有时还拘禁他，最终导致莎士比亚逃离故土。莎士比亚甚至还写了一首不敬的民谣来描述露西如何逼迫他匆匆动身前往伦敦。我们不知道“偷鹿”的故事是否真的发生过。但许多莎士比亚传记都记载了这件事。

由于从1585—1592年这七年期间没有任何可靠的信息可查，因此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当初是如何进入戏剧界的。他可能是在斯特拉特福加入了某个巡回演出的剧团后随演员们一起来到了伦敦。莎士比亚在剧院的第一份职务是提词员的随从。莎士比亚登上剧坛之前，伦敦城内有四座建筑专供剧团演出之用，其中一家剧院名叫“花坛”，另外两家剧院坐落在泰晤士河南岸，一家在伦敦大桥附近。莎士比亚熟悉这里所有的剧院，为了提高自己的表演技巧，更为了生计，他曾在“玫瑰”、“花坛”剧院演出。不管起点是如何的卑微，莎士比亚从演员成为剧作家并获得显赫地位的速度是极快的。莎士比亚既当演员也从事写作，1589年可能参加了两部历史剧的编写：一部是《战争使大家成为朋友》，手稿（未署名）现存不列颠图书馆，该剧描写11世纪初争夺英国王位的斗争。另一部是《爱德华三世》，此剧于1596年和1599年出版。

莎士比亚的剧作受到了观众的追捧，这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剧作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引起了大学才子派剧作家的嫉妒。在莎士比亚从事戏剧事业的一生当中，剧团之间激烈的戏剧竞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围绕年轻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典故是一次针对他的恶意攻击。这起攻击发生在罗伯特•格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所写的《百万的忏悔换取的一先令的智慧》中。这部作品的其中一个著名段落猛烈攻击公立剧院的演员们抛弃了他，并且把他们的关心都投在了某个暴发户式的剧作家身上。这段话还警告了大学才子派（University Wits）的其他三位剧作家同行克里斯托弗•马洛、托马斯•洛奇以及乔治•皮儿，劝他们趁着还没成为类似的忘恩负义之人的牺牲品前，赶紧放弃戏剧写作。这段谩骂如下：

有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饰美化自己，他的演员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虎狼之心，他自认为像你们中的佼佼者一样，可以挥笔写出无韵诗。他是个地道的“打杂儿”，却妄自认为是“全国唯一的摇撼舞台者”。

“摇撼舞台者”显然是在攻击莎士比亚，但这段文字无意中也透露出莎士比亚是一位多面手：集演员、编剧、诗人以及剧院杂工等各种职务于一身，既能导演也能制作戏剧。但是，对莎士比亚最准确无误的描述倒表现在这句话里：“他的演员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虎狼之心”，这句话脱胎于《亨利四世》的台词：“啊,在女人的外衣下面包藏着虎狼之心”。莎士比亚作为剧作家取得的成功引起了这位年老而失意的竞争者嫉妒心的爆发。我们不难从这篇怀有恶意的文字中理解到戏剧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但它也正好为我们彰显了一个事实：1592年前后，莎士比亚作为戏剧家的地位已经确立。

1594年末，漫长的瘟疫结束后，伦敦的所有剧团被准许再次面对观众进行演出，此时莎士比亚已是宫内大臣剧团（Lord Chamberlain’s Company）的成员。他可能已经写出《错误的喜剧》《爱的徒劳》《维洛那二绅士》《亨利四世》及《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等剧作。也许还完成了《驯悍记》《仲夏夜之梦》《理查三世》《约翰王》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莎士比亚的剧作与大学才子派的戏剧创作的侧重点不同：基德对一切流血复仇事件都感兴趣；马洛醉心于幻想世界的悲剧性任务。莎士比亚则关注国家、王朝的命运，可称为关心国家命运的民族诗人。基德和马洛以一种阴郁的快感描写流血的恐怖。莎士比亚对于那些因一己之私贪恋权力，把国家推进混乱的血泊之中的人物，进行了强烈的道德谴责，批判其虚荣和自私自利的野心与权欲。莎士比亚努力掌握戏剧写作的技巧，不断积累舞台演出经验，同时做一个“更熟练的伶人和剧作家”。尽管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已显示出他非凡的戏剧才华，但相对于他的后期作品，同时代剧作家的作品及古典作家的作品对他的启发是更加明显的。《错误的喜剧》中的人物类型及情境部分衍生于普拉图斯的戏剧，但莎士比亚还是在情节建构上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爱的徒劳》里满是诙谐的辩论，风格十分温和，仅有的尖刻是两性之间的斗争。这部剧作是莎士比亚最具约翰•李利风格的早期作品。《维洛那二绅士》与《驯悍记》则来源于意大利风格的浪漫小说与喜剧。在这两部剧作中，莎士比亚将同时发生的不同情节放在一起，以对比凸显出关于爱与友谊的不同观点。《仲夏夜之梦》一剧中宫廷人物、爱侣、仙子与雅典商人四条人物行动线索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莎士比亚在戏剧结构方面有了较高的掌控能力。虽然剧中对于爱的不合理性的滑稽强调仍然保持着莎士比亚的早期风格，但是，莎士比亚在他的喜剧世界里，已经开创了一种艺术的新境界。

莎士比亚的声誉日渐鹊起，以至于那一时期他笔下的戏剧人物也开始深入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莎士比亚的道德观不是一种宗教的道德观，而是一种个人超越的自尊，对于人生的超越的体认，以及有关正常的事物关系的胜过常人的见解——也许特别是有关个人和家庭，家庭和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的见解。”（见小泉八云《莎士比亚评传》）他创作的福斯塔夫（《亨利四世》中的人物）这一形象一站上舞台，立刻就成了典型人物。据说福斯塔夫的原型约翰•奥德卡索爵士实有其人，为哈里亲王年轻时期的损友。在早期版本的《亨利四世》中，“福斯塔夫”这一人物的名字就是“奥德卡索”，后来因受到奥德卡索后裔的抗议，才改成 “福斯塔夫”。

莎士比亚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十分重视采用夸饰文体。在那一时代的英国，夸饰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还深入影响到贵族青年的日常生活：当时的贵族青年的语言同他们的服装和姿势一样，都过分“戏剧化”。莎士比亚的很多极尽夸张的文字，曾经给同时代人带去了许多欢乐，但在今天看来却是令人费解的。这些文字游戏无一例外地反映出：诗人喜欢穷追词意，探究词汇在新的语境中获得的新的隐喻意义。

1604年3月15日，詹姆士一世举行了新王加冕，莎士比亚参加了庆典仪式。在詹姆士一世当政的12年间，宫内大臣剧团进宫为国王演戏达150场次之多。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已很少创作喜剧，少量的喜剧作品也缺乏在《第十二夜》和更早期一些喜剧里所见到的对欢娱的肯定。这时候剧作家已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悲剧创作中。《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这四大悲剧都是在1601—1606这几年完成的。这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高峰。

在《哈姆莱特》中，莎士比亚探寻的是：一个体贴细致的人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一个人是否应该主动地反抗不公与不法行为？一个人要如何分辨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实？又如何预见所有行为将会带来的复杂后果？在《奥赛罗》中，主人公怎样才能抵抗诱惑与内心的脆弱？人性应在何种程度上为他的悲剧命运负责？在《李尔王》中，是否上天对人类的残忍太过无动于衷？考狄莉亚必须死吗？而在《麦克白》中，诗人探讨了野心与抱负、道德与权力应怎样合度地结合：外在女巫的蛊惑与内心“女巫”的膨胀，如何滋长为必须付诸实现的欲望和人性的堕落？麦克白是否真是受到了女巫和妻子的蛊惑而去犯罪？或许谋杀邓肯根本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不管这些剧作向人们透露出多少铺天盖地的悲观疑问及悲剧结局，在莎士比亚的伟大悲剧里人们至少在不断追寻问题的答案，这件事本身已经证明了人性的高贵，并说明了人性善良一面的存在，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践行人性善良一面的人们常常被屠戮殆尽。罗马悲剧或古典悲剧已经被这些伟大的悲剧所分离：虽然罗马悲剧也说明了人性的高贵，但语气上更加嘲讽，而且也更加令人沮丧。莎士比亚通过悲剧写作，为读者和观众展现出极有深度的理性思考，并为人类的悲惨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式。

莎士比亚晚期的创作主要是传奇剧，如《辛白林》《冬日故事》及《暴风雨》。在《辛白林》里，莎士比亚把宫廷的倾轧、嫉妒、愤怒、血腥的敌意、国王的专横同自然环境中的和平生活的理想相对照。善良的村民收留了国王欲置之死地的公主。他们都以劳动为生，空闲时刻就进行愉快的娱乐——唱歌和跳舞。在这里，这些普通人比宫廷更富有人性，具有更真实的高尚情操。莎士比亚创造出的戏剧世界以及观众的参与使其意义的可能性延伸到无限远的地方。莎士比亚设想人的精神生活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学习过程。

诚如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所言：“莎士比亚尽其所能地发现各种主题，创造了一种跨越一切界限的语言。”莎士比亚戏剧的特色归纳起来是“同情、通俗、幽默、广博和深刻……文艺复兴的曙光，出现在他的一切的杰作中，通过他的作品所看到的田地，是那么的富丽与灿烂”(见李慕白《莎士比亚评传》)。莎士比亚剧作中蕴涵了人文主义思想，与中世纪教会神学观念不同，人文主义把人提高到与神相同的地位，提倡个性解放。莎士比亚通过其剧作透露了反对放纵情欲，希冀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思想。通过剧中人对自己的思想、行为和动机的自我剖析，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伦理观；莎士比亚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观则强调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他主张效法自然，建立等级制秩序，重视历史发展中的现实因素。莎士比亚戏剧反映了丰富的思想，具有不同的社会和哲学意义，其经典性正如其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真、善、美就是我的全部主题”。

在1611—1612年间的某段时间，莎士比亚很可能放弃了在伦敦的住所，虽然他可能仍需要在某些情况下返回伦敦，比如1613年《亨利八世》的开场演出等等。这时他仍然是重建后的新环球剧场的所有者之一，但他已不参与剧场的日常经营。回到家乡的莎士比亚的社交范围，显然包括了所有富裕的当地人。当地的商民都是他最接近的邻居，其中有不少还是他青年时期的朋友。

莎士比亚逝世于1616年5月3日，享年52岁，死后葬于斯特拉特福镇的圣三一教堂墓地。

2． 当代中国的莎学研究

中国接受、传播西方文化的历史表明，在所有的域外文学家、戏剧家之中，莎士比亚是被中国人研究最多的外国作家。中国从五四前后到今天，总共出版莎学专著近百种，莎士比亚辞典六部，《莎士比亚全集》三种， 发表有关莎士比亚的文章一千五百多篇!

作为世界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莎学的发生、发展与外来莎学思潮的影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除了英国莎学以外，俄苏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是所有外来莎学理论难以望其项背的。俄苏莎学理论为中国莎学家理解莎士比亚的思想，探悉莎作艺术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方式，研究莎作主题、形象、结构、背景和艺术特色等方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甚至一度成为中国莎学研究所遵循的最显赫理论。俄苏莎学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使中国翻译、研究莎作的人，第一次接触到域外莎学理论。中国发表的第一篇译自外国作家的莎研文章是登载在《奔流》1928年1卷1期上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屠格涅夫著，郁达夫译)。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莎评通过对俄苏莎评的译介，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已经从总体到细微处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作出了较系统的观照。但这一时期缺乏厚重的著述，在文艺思想的论争中被涂上了各种油彩。鲁迅领导的《译文》杂志从1934年到1936年刊载了苏联莎学家和戏剧家的多篇莎学论文，表明他对苏联莎学的关注。通过对俄苏莎评的译介，我们知晓了俄国文学巨匠们对莎士比亚的推崇。1934年茅盾的《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转述了苏联莎学家狄纳摩夫1933年的论文《再多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表明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上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原则。

由于中国莎学所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中国莎学的发展反而引起了俄罗斯莎学界的惊异。中国对俄苏莎学译介的数量仅次于对英国莎学译介的数量，但需要指出的是，苏联莎学评论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莎学研究方法，这种莎学理论有时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

在当代，苏联莎学尤以阿尼克斯特等人的理论对中国莎学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成为研究者、学习者研究莎作的指导书。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莎学研究在总结苏联莎学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正在逐步或已经初步构筑了自己的莎学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莎学研究理论、方法，并且力争在超越前人的基础上，对莎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莎学研究凸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特点，这也是苏联莎学给我们留下的重要印记之一。在卞之琳、赵澧、陈嘉和吴兴华等人的莎学研究中都强调“为斗争生活服务”，将阶级斗争的理论应用于莎学研究中，挖掘莎作中所蕴涵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把莎学研究看成是莎士比亚时代的阶级斗争史。这种强调阶级斗争的莎学研究是当时政治环境中中国莎学研究者的唯一选择。因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不但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准则，也是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必须牢牢把握的政治大方向。在他们的笔下，从“政治”的立场出发，指出莎剧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并给予批判便成了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拉越紧，其时的莎学研究者便开始批判《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资产阶级恋爱观”，批判“莎氏企图否认其阶级性，宣扬所谓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论”。1964年3月1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袁先禄的文章《莎士比亚生意经》，还对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大泼冷水，对英国的“莎士比亚企业”的赚钱旅游宣传进行了严厉批判。

1978年，被“文化大革命”耽搁了15年之久的《莎士比亚全集》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套外国作家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为中国莎学走向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末期，各种莎剧译本大量印行，我国莎学家开始出现在世界莎学会议的学术讲坛上。莎学研究蓬勃兴旺，显示了在遭到长久禁锢之后，中国莎学爆发出的强大生命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的四十多年中，可以说是中国莎学研究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莎学组织从无到有，老一辈莎学家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焕发出青春，在莎学研究中摆脱了以往的束缚和思想禁锢，在中国莎学研究、翻译和演出领域带领中青年学者开创了中国莎学研究的辉煌时代。

1980年1月18日，以曹禺为团长、英若诚等人为团员的中国代表图访问了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特福，并将中国刚刚出版的由朱生豪等人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和曹禺本人翻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赠送给莎士比亚研究中心。1980年8月，复旦大学林同济应邀参加了在斯特拉特福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莎学会议。1981年，裘克安参加了在莎士比亚故乡举行的第三届世界莎学会议。1982年和1984年，北京大学杨周翰，复旦大学陆谷孙、索天章，上海戏剧学院汪义群先后参加了第二十、二十一届国际莎学会议。1986年，复旦大学索天章、杭州大学张君川参加了第四届世界莎学会议。1988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王佐良参加了第二十三届国际莎学会议。

1984年12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在上海戏剧学院宣告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被推选为名誉会长，曹禺被推选为会长。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成立期间，中国老一辈莎学家汇聚一堂。会议决定创办《莎士比亚研究》刊物，定期举行“莎士比亚戏剧节”。1992年，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纪念朱生豪80诞辰学术报告会”；台湾英美文学会会长朱立民参加了会议，这是海峡两岸莎学学者的首次莎学交流。1996年4月，“中国莎学代表团”赴美国参加了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这是我国第一次由国家行政部门批准组成“中国莎学代表团”参加世界莎学大会。至此，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与国际莎士比亚协会建立了经常性联系，国内的一些重要莎学研究成果开始引起国际莎学界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我国就发表莎学文章达一千余篇，出版莎学论著四十余种。这一时期，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成果在各种刊物上不断发表，而且角度多样，数量甚多。1983年，《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甫一出版，就得到了外国文学界的重视，受到了莎学研究者的好评，到1994年共出版了4期。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编辑的《中华莎学》从1989—2002年共出版了9期。2011年，由李伟民主编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年刊出版。这一时期，中国莎学研究开始引起国际莎学研究的注意，一些中国莎学研究论文开始被收入《世界莎学年鉴》。部分高校的英文系和中文系开设了面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莎士比亚研究”课程。这一时期的莎学研究已经逐渐摆脱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和苏联莎学研究中“左”的观点，结合哲学、美学、文艺理论、戏剧学、语言、比较文学、翻译和宗教学等深入探讨了莎作的特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并对某些沿袭已久的论莎观点提出了质疑，给予了新的诠释。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首任会长曹禺曾经充满激情地说：“做莎士比亚的知音”； 孙家绣通过《裘力斯•凯撒》提醒研究者要把握莎士比亚的政治倾向，不要把“共和主义”及其代表人物抽象地、超出时代与阶级而理想化；张君川探索了莎剧的表演艺术，提倡以不同的表演方法、不同艺术风格表现莎剧，做到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体现莎剧的精神实质；顾绶昌、王佐良深入探讨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语言问题；杨周翰反思了中国莎学研究受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影响的意识形态化；张泗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全面研究莎士比亚作品；方平从人、人性与审美的角度阐释莎作；孟宪强在研究中提出了“创立有中国特色的莎学体系”。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西方文论的引进，新批评、意象研究、神话批评、心理分析、原型理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莎评、符号学、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后殖民主义、后戏剧评论、后现代主义等研究方法都被中国学者所掌握，运用于莎学研究中，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或重要的收获。

在中国莎学发展史上，清华大学外文系培养的或在此任教的学人为中国莎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为中国莎学研究中的“清华学派”。这些杰出学人包括：曹禺、梁实秋、李健吾、张骏祥、余上沅、孙家琇、卞之琳、李赋宁、梁宗岱、杨周翰、王佐良、孙大雨、张君川、索天章、方重、陈嘉、林同济、郑敏、郭斌和、施咸荣、英若诚、杨德豫、贺祥麟、柳无忌、黄雨石、许国璋、徐克勤等。这一个群体，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学派，但他们接触莎士比亚作品和莎士比亚研究都是从清华大学开始的。通过对包括莎士比亚作品在内的西方经典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他们在做人与做学问上养成“博雅之士”的风范与气度。他们的莎学研究与翻译实践，在深层次意义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与学统，即在个人精神与学术风格上充分体现了“博雅”之传统。他们在清华读书时就重视西方文学和语言的训练，受到莎士比亚和西方文化的熏陶，无论从专业与文化背景、学问素养抑或学校培养人才的要求看，都为中西文化的兼容与会通，特别是对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切入莎士比亚研究提供了方便与基础。

清华大学从1924年起，开出了“莎士比亚”课程，有时又叫“莎士比亚研究”。清华大学外文系先后有王文显、温德、燕卜孙、潘家洵、陈嘉、陈福田开设了“莎士比亚”专题课程。这些学人高雅脱俗的言谈举止和气质，学术大师的气度与热爱莎士比亚的感情来自于“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的学术涵养。他们通博精深的学术境界需要高雅的志趣来提升，莎士比亚课程的开设和莎学研究的开展为这种提升提供了可能。

3．当代中国的莎剧表演

在莎剧演出上，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舞台，与莎剧研究一样，也深受俄苏莎剧演出理论，尤其是斯坦尼斯拉夫的戏剧理论的影响。几个主要莎剧的演出都得到了苏联专家的指导。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莎剧表演开始走向成熟，标志为“中国这个学生”在排演莎剧时不再依赖“苏联这个老师”。无论是大型的莎剧节20多部莎剧一起上演，还是平时零星的演出，中国人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排出异彩纷呈的莎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包括话剧、京剧、昆曲、川剧、越剧、黄梅戏、粤剧、沪剧、婺剧、豫剧、庐剧、湘剧、丝弦戏、花灯戏、东江戏、潮剧、汉剧等十七个剧种排演过莎剧。这在外国戏剧改编为中国戏曲中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例子。曹禺曾经说过：“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诗、是哲学，是深刻的思想与人性的光辉；是仁爱，是幽默，是仇恨的深渊，是激情的巅峰。”我们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的，所有这些活动、创造，都在舞台上发出了他们独特的光彩，在莎士比亚与中国人民之间架起一座座美丽的桥梁。

1978年，上海青年话剧团上演了《无事生非》，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威尼斯商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请君入瓮》，北京实验京剧团演出了京剧《奥赛罗》，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了《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1986年4月，“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举行，在这期间共演出25部莎剧，其中包括话剧、京剧、昆曲、黄梅戏、越剧等剧种表演的莎剧，其中上海昆剧团的《血手记》、上海越剧团的《第十二夜》、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无事生非》、中央戏剧学院的《黎雅王》、上海戏剧学院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李尔王》、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都具有较大的影响。规模盛大的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为发展我国的戏剧事业、丰富了外国文学和莎学研究。1994年9月，“94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在上海隆重开幕，在本届莎剧节期间共上演了10部莎剧，其中既有话剧，又有越剧、歌剧和儿童剧的演出，英国索尔兹伯里剧团和爱丁堡皇家书院剧团演出了《第十二夜》、德国纽伦堡青年剧团演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英国利兹大学演出了《麦克白》，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奥赛罗》、上海越剧院演出了越剧《王子复仇记》、哈尔滨歌剧院演出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有较大影响的莎剧演出还有，中央戏剧学院的话剧《第十二夜》，上海京剧院的《王子复仇记》，林兆华戏剧工作室的话剧《哈姆雷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哈姆雷特》等。

考察中国舞台上的莎剧，我们发现，以1986年分界，中国舞台上的莎剧演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或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模式。

第一阶段，建国初期到1986年前，中国舞台上的莎剧演出主要以话剧为主，主要采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排演莎剧，即莎剧表演力求演员在创造角色中，在完成各自的单元任务之上，完成一个最高的任务，即用真实的环境激发演员——角色的心理生活动力和自我感觉诸元素的创作意向，塑造出丰满的人物。这时候的莎剧演出尽管也融入了中国导演的表演思想，但主要还是处于学习阶段，较之1949年前中国舞台上的莎剧演出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第二阶段，1986年以后的莎剧排演，尽管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演出的莎剧还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出现了大量以戏曲形式演出的莎剧。这类莎剧以“形式兼带精神”，不但将中国戏曲艺术与莎剧结合起来，而且还在戏曲理论、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指导、影响下，创作出一批浪漫主义色彩浓郁的莎剧。

第三阶段，即近年来，随着莎士比亚戏剧进入商业演出的范畴，借莎剧的故事或主题改编莎剧（包括影视剧作品），或以拼贴、戏仿形式演出莎剧。其中既有正规的演出，也有明星加盟的大片。校园莎剧的演出，也在高校学生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舞台上的莎剧，首先取得重要成绩的是话剧形式的莎剧演出。我们知道，西方戏剧是由“写实主义戏剧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从表演、舞美到剧场的技术和制度”。 这类话剧形式的莎剧尽管在表现主题上各有侧重，但都力图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挖掘出蕴涵在莎剧中的深邃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反映人性的复杂，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为旨归，在具体落实语言动作化和文学形象的视觉化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

1961年，中央戏剧学院58级表演班毕业公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借鉴戏曲表现手法，采用抛掷彩球的表演，用飘逸的白纱巾具象化地表现连接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信物，“既含蓄又深情，既壮美又纯真，将人们的情感带进了一个崇高的境界”；1980年，上海戏剧学院藏族班演出的《柔密欧与幽丽叶》侧重展示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发展轨迹。尽管这些话剧在主题的表现、艺术手法上侧重点有所区别，但无一不是严格按照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来演绎莎剧的，力图在深入挖掘莎剧中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同时，较好地阐释莎剧内在的进步因素。

话剧莎剧在中国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中被视为正统的莎剧演出，为莎剧在中国舞台上树立“经典”地位奠定了基础，并且产生了一批可以被称为具有经典因素的话剧莎剧。这类话剧莎剧大多以中国杰出表演艺术家或新秀担纲主演，其演出已经成为莎剧再创作和戏剧院校学生学习的范本。

如中央戏剧学院的《黎雅王》《麦克白》与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李尔王》均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担任主演，堪称话剧改编莎剧的优秀剧作。1980年11月，中央戏剧学院徐晓钟、郦子柏导演的《麦克白》，突出的是“那个时代的残酷渗入我们的感觉和想象之中”，“血腥”的戏剧象征语汇隐喻了悲剧的戏剧内涵，同时展现了弑君者、暴君者内心的痛苦和折磨，刻画了麦克白的灵魂自我戕害的全过程。李默然的《李尔王》把深邃的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性格刻画结合起来，突出了刚愎、自信、骄横、愚昧的性格特点；而一旦王袍脱落，李默然就着重表现李尔对生活主观看法的崩溃。胡庆树主演的《李尔王》则将李尔王内心孤苦无助，大彻大悟，将权力的在握与丧失表现得淋漓尽致。陈薪伊导演的《奥赛罗》，营造了奥赛罗三个层次的心理空间：理想层次、世俗层次、黑暗复仇层次。“心理风暴”三个层次的空间为人物精神世界创造了外化的条件，鲜明、准确地体现出奥赛罗的悲剧就在于他丧失了对美的信念，由追求美、捍卫美的英雄，沦落为毁灭美的罪人。雷国华导演的《奥赛罗》不仅仅是一出性格悲剧，而且是一部强调普遍意义，即揭示了人类某些根本性弱点的寓言剧。话剧莎剧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成功演绎，使莎剧演出得到了国内外莎学家的肯定。

新世纪以来莎剧演出更为活跃，而且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前面两种形式的莎剧演出，而是融入了后现代元素的莎剧演出。尽管对这种演出还存在着种种不同意见，但是这种解构式的莎剧演出却受到了年轻一代的欢迎，在艺术形式上显得或朴素或华丽，反映了观众追求多元的文化需求。而近年来被称为体现先锋实验精神的莎剧表演则以著名演员作为号召，演出受到了青年观众的热捧。林兆华的《哈姆雷特》被誉为中国最具先锋实验精神的戏剧作品之一，他对《哈姆雷特》进行的全新阐释，颠覆了过去对《哈姆雷特》排演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具有极强的解构性，同时也在另一层面上进行了新的建构。在林兆华转动《哈姆雷特》这个万花筒时，通过角色之间的互换，使舞台上的人物成为立体的形象，人的性格也不是固定和单一的。林兆华将文艺复兴时代一出具有强烈人文主义精神的悲剧，建构为当代人和当代生活的悲剧，“使莎剧充满了荒诞不经的迷幻色彩，在障眼法的后面，却深藏着导演的生命哲学”。此举成功地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移植到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尴尬和两难之中，通过对人性深入发掘与链接，以对悲剧和经典《哈姆雷特》的隐喻认知解构了原有的“人文主义精神”，建构了“人人都是哈姆雷特”的理念，利用人们已经熟悉的经典，将观众带入经过解构的莎剧之中，为观众提供了认识经典与人性的新视角，将人性中的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生存与死亡、平凡与伟大以及平和与焦虑展现给了中国观众。这种解构与建构的创造意识，正是中国导演在阐释《哈姆雷特》过程中所表现出来中国意识和中国化。这种“抛弃实景做法——取消大量形体动作——演员叙述故事”的方法对传统演绎的《哈姆雷特》的主题、内容和认知的解构与建构中使我们看到莎剧不朽价值的同时，也以其全新思考和演绎，构成了莎剧的当代价值与现代性。

莎士比亚演出的任何固定模式化，都是有害无益的。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的戏剧舞台上早已不满足完全遵循现实主义风格或浪漫主义风格演绎莎剧的路数，而是借用莎剧的故事，大胆吸收各种艺术形式来演绎莎剧。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演员首先追求的是好看，适合当代青年的欣赏口味。演员由影视明星或大腕担任，布景豪华，服饰华丽，演员众多，舞美和音乐富于流行性、现代感。由田沁鑫编剧、导演的《明》，因对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改编的角度和风格的改变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当李尔王走进中国，走进明朝的时候，他已不再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国王，而成了中国的天子。该剧突出了在江山面前所有的人都是过客，皇帝也不例外的理念，大胆采用了间离等舞台效果。该剧也不再是悲剧，调侃、幽默占据了舞台……该剧演出时，舞台上没有皇位，而是十几把象征权力的一模一样的椅子。这种表演把中国戏曲的精神“戏”与“戱”发挥到了极致，它的重点不在于“教”，而在于“乐”。与李尔王对应的角色是朱元璋，李尔王的女儿则成了诸皇子。林兆华导演的《大将军寇流兰》（改编自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那斯》），则通过大段诗化的独白及演员奔放不羁的表演与舞美设计的空间感、仪式感，以及摇滚乐队的活力，把悲剧英雄马歇斯的性格刻画得异常细腻，在整体上颠覆了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深刻把握。表演形式排挤了莎剧中的精神和文学内容，莎剧中的人文精神已经演变为表演形式和表演技艺的载体。舞台的豪华气势已经淹没了导演所期许的戏剧与人文精神，成了解构中的再解构。该剧引起争议较多的是采用摇滚乐解读莎剧，并遭到强烈质疑，由于该剧采用倾斜矗立的钢架、粗线条的桌椅、昏黄的灯光、粗布大袍的布景与服装设计，“既古典又现代”，以强烈的摇滚精神和金属气质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与听觉上的冲击，观众由此产生怀疑这是否就是莎剧。

当我们追溯中国话剧的发展时，我们还应看到话剧与校园戏剧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由于莎士比亚戏剧的经典意义，一百多年过去了，不管社会和文化环境如何变换，莎士比亚戏剧一直居于中国大学校园改编外国戏剧的榜首。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校园戏剧，演绎莎士比亚和其他戏剧大师的经典作品，是学子们展现自己的才华，为实现“人生的艺术化”所作的修炼。根据我们的统计，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在全国的许多高校舞台上演出过莎士比亚戏剧。一些高校甚至把举办“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作为经常性的活动固定下来。

哈罗德•布鲁姆（Harlod Bloom）曾说，莎剧的美学价值是西方文学中的最高尺度。长期的艺术实践证明，戏曲莎剧作为两种文化复合的特殊产物，对于中国观众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所难以完全取代的辐射力。一种异国文化能否在当代中国寻觅到知音，最终决定于有没有寻找到超越时代和国界，而又特别为我们今天所需要和认同的人类文明智慧和精神素质。莎剧之所以拥有恒久的生命力，在于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艺术家可以从中找到其中根植于人性的内在需要，并获得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某种感应。把中国戏曲与莎士比亚融合在一起将为戏剧美学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向中国观众展示莎剧的过程中，戏曲莎剧成为再创造的泉源和戏剧艺术新手法的实验场，同时，也是最生动、最活跃、最具中国特色的莎学研究和戏剧研究。

4．台湾的莎剧翻译与表演

台湾开始莎士比亚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时从事莎作翻译和评论的主要是从大陆去台的学者、教授，其中以梁实秋和虞尔昌为代表。1947年秋渡海去台湾大学外文系执教的虞尔昌，不顾生活的艰窘，利用授业之余，埋头小几翻译莎剧，以10年工夫终于克竣10部莎士比亚历史剧。1957年4月，台北世界书局出版了朱生豪和虞尔昌合译的5卷本《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梁实秋除了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以外，还著有《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1964年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时，梁实秋还主持编写了《莎士比亚四百年诞辰纪念集》，由台湾中华书局出版。

1970—2000年间，台湾发表、出版的莎学论著共计211篇（部）。刊登莎学论文最多的刊物是《中外文学》。在台湾发表莎学论文较多的有梁实秋、朱立民、颜元叔、彭镜禧等人。在研究方法上，莎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莎士比亚的语言、意象、结构、版本等文本范畴，而是从剧场演出、影视改编、戏剧观念、女性主义、性别研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领域出发，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莎士比亚。

1986年之前，台湾的莎剧演出大多局限于戏剧院系的毕业公演，其中尤以文化大学戏剧系在毕业公演莎剧上较有影响。文化大学自1967年演出《李尔王》之后，共演出了25出莎剧，包括悲剧、喜剧和传奇剧等14个剧目，其中王生善单独或与人联合导演7部，洪善群单独或与尹世英等人联合导演6部，前者重视运用传统或现代剧场形式及表现元素来呈现莎剧，后者大量采用象征性手法，特别是音响效果制造出戏剧所需要的基调与气氛。这些校园莎剧演出，不仅具有戏剧学习、艺术教育的功能，在表达形式、舞台美学创造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台湾的莎剧编剧、导演和演员在莎剧演出中强调如何用中华文化、中国戏剧舞台表演形式和语汇重新诠释莎剧，使莎剧能够与台湾人民的生活、文化习俗和感情产生共鸣，使莎剧与台湾剧场和汉语文化产生更多的对话空间。

1986年，由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邀请汪其楣导演的《仲夏夜之梦》音乐剧的演出，在舞台灯光设计中融合了写实与抽象的创作手法，制造出一种似真似幻、晶莹剔透的水晶般的效果，在两道纱幕上，既有森林、鲜花、树叶的美妙投影，又可以使透明水管组合装置投影在纱幕上，营造出诗意般的梦幻空间。这也是台湾在舞台设计上首次采用大型幻灯及纱幕来营造剧场空间。同年，阎鸿亚在台湾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执导改编的《射天》（即《哈姆雷特》），将整个时代和历史背景都置换到了战国时代的宋国，以歌舞伎的形式糅合元杂剧元素，体现出一种有别于京剧的中国风格。1989年，“当代传奇剧场”推出了王安䜣改编，吴兴国执导的《王子复仇记》，是一部以京剧形式改编的莎氏悲剧。该剧将莎剧中的戏词转换为京剧的韵白、唱腔，运用京剧表演程式，并融入了更多的中国传统民俗技艺的表现形式。

1992年，台湾屏风表演班推出了由李国修编剧及导演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讽刺情景喜剧《莎姆雷特》。该剧以《哈姆雷特》主要情节为主线，以三流的“风屏剧团”团员因角色竞争、感情纠葛导致仇恨、嫉妒、勾心斗角的情节为辅线，演绎了当下演员在现实生活中一再重复的生存困境，使观众对戏剧和真实之间的反讽、辨正和交互指涉关系有更多地反省玩味的空间。该剧于2000年8月还推出第三版，即“千禧年狂笑版”，在这个新版中，包括莎士比亚在内都被渺小化乃至琐碎化了，凡夫俗子成为戏剧中的主角，哈姆雷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1998年，贾孝国改编自《哈姆雷特》的摇滚版的《树林中的王子》，则强调肢体张力和暴力氛围，运用强烈的现场摇滚音乐和仪式化的动作，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树林王子，轻快逗趣的动作使画面中的真实的残酷血腥呈现出疏离的反讽效果。1997年，在台北戏剧院演出由梁志民导演的《吻我吧！娜娜》（即《驯悍记》），以现代歌舞剧形式将莎剧中嬉笑怒骂的语言改为通俗易懂的唱词及对白，配以不同形式和风格的流行音乐、歌唱和舞蹈，反映了台湾流行文化的拼贴效果，使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亲近莎氏喜剧。

近年来，台湾的莎学活动较为活跃，而且与大陆的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也比较频繁。大陆举办莎士比亚戏剧节、莎学研讨会也有台湾莎学家如朱立民、彭镜禧、姜龙昭、王淑华、林璄南、简南妮等受到邀请前来观摩、参与研讨。台湾大学彭镜禧多次来大陆参加莎士比亚学术研讨会、讲授莎士比亚，如2006年到四川外国语大学讲授莎士比亚后，又参加了“全国英语文学与莎士比亚研究学术研讨会”。台湾莎学学者的论文也在大陆的刊物上相继发表。在大陆出版的一些莎士比亚书籍，也在台湾再版，如孙大雨翻译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2001，台北市联经经典出版社出版）；方平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2001，台湾猫头鹰出版社出版）。

5．朱生豪与莎士比亚翻译

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莎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莎剧译文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也在众多优秀译本历经百年的竞赛中，受到几代中国读者特别的喜爱。当今天的我们抚卷展读之时，真灿然照眼也。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能达到“文而不越，质而意显”的高度，而且把莎士比亚戏剧以具有强烈诗歌韵味的口语化汉语以散文形式呈现出来。这正是朱生豪译本胜过其他许多莎剧译本的地方，也是其存在的独特价值的体现。

我认为，是朱生豪醇厚的中国语言文学基础，他的诗词创作才能，对莎剧原文较为透彻的理解以及灵活的翻译策略，使他的莎剧译文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中国莎剧译文中的精品。因为朱生豪自己就是一个诗人，又对中国古典诗学有着深厚修养和独立见解，所以在译莎时，对诗体的选择，有着更大的自由和广阔的天地。他可以优游从容地选择古今诗体的不同风格、不同句式，作为翻译中的多项选择。从四言诗到楚辞体，从五言诗到六言七言，甚至长短句，他都运用自如，在译文中可以充分发挥他的诗学才能，并使中国诗体的各种形式，十分自然地熔化浇铸于汉译莎剧之中而不露痕迹。

朱生豪的老师，一代词宗夏承焘曾对他的勤奋和才华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说他“对唐宋名家，颇多创新独到之见”。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夏承焘写道：“朱生豪，不易才也”，“阅朱生豪读晋诗随笔，极可佩，在余诗友中，不当以学生视之。”在之江大学，朱生豪参加了之江诗社，经常和诗友们切磋诗艺，酬唱应对，使他的诗作水平提高很快，被人誉为“之江才子”。朱生豪的同学彭重熙甚至认为朱生豪近体诗可以和李商隐相比，而词则祖述姜白石、史达祖：无论诗或词，都刻意追求技巧，讲究声律，以比兴象征、淡语韵味取胜。

在之江大学读书四年，朱生豪整日浸淫于秦望山那极富诗意的环境中，山上的红叶歌鸟、流泉风涛，江边的晨暾晚照、渔歌萤火，熏陶着诗人的情感，启迪了诗人的灵感。之江大学时期是朱生豪一生创作诗歌最多的时期，直到毕业后才“诗情锐减”。而就是在这段时期，打下了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并初步显露出他的诗歌创作才情与诗人气质。朱生豪和之江诗社的诗友们或放情山林，或行吟湖畔，伴着弦歌潮汐，拈韵填词。在朱生豪汇抄的《芳草词撷》中收录了十三首词，语意婉约，风格清丽，是大学时代青春伴侣之间的友谊、爱情和创作活动的真实记录。从朱生豪创作的这些词中，我们看到他有超乎常人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

1933年，朱生豪即将惜别朝夕相处的母校，处在离情别绪中的他创作了《八声甘州》，其词云：

又一江春水搅离情，惜别苦匆匆。忆晨暾夜月，鸣涛霏雪，芳树丹枫。转眼弦歌人去，塔影暝孤钟。别梦应来此，挂屩苍松。聚散何须惆怅，看纵怀四海，放志寥空！慨河山瓯缺，端整百年功。赠君婉娈幽兰色，一枝香应与寸心同。长记得，年年今日，人笑东风。”

尽管朱生豪大学时代所写的诗词内容多以唱酬寄情、记游抒怀、感旧怀人之类，追求柔美，风格以婉约为主，但也有少数篇章是立意高昂，格调不凡的，表现了阔大高远的意境，又确切地写出了远大崇高的理想。这说明朱生豪不但能够创作具有婉约风格的诗词，同时也能创作豪放风格的诗词，这种创作才能无疑为他翻译风格多样，既有儿女情长，又有英雄气概的莎士比亚戏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生豪是用散文形式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的，但凡是读过朱生豪译本的读者都有这样的感觉，朱译本和其他译本比较，即使是和现在的诗体译本比较，朱译本的文字也如行云流水，卷舒有度，常山之蛇，首尾连贯，散发着浓郁的吮英咀华的诗意。他的白话文表达并不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使现在的读者感到生疏。在中国的莎作翻译者中，朱生豪可以毫无愧色地名列诗词创作最好的译者之一。如果朱生豪没有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也就不可能成为莎剧的著名翻译家，因为莎士比亚是诗人兼戏剧家，而朱生豪则是诗人兼翻译家。

朱生豪所处的时代，汉语白话文已正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新文化运动使他的白话文书写得到锤炼和提升。他的白话文水平也是远远高出一般人的。他翻译莎剧与其说选择了散文，不如说选择了极其口语化的白话文风格。这对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载体，是传统的典雅的文言文根本无法承载的。朱生豪显然领悟到了这些。赞赏朱译莎剧的人都认为他的译文典雅优美，理脉契通，才气横溢，既传达出了莎剧中浩荡庄严的意蕴，凄楚沉痛的情愫，也传神地再现了剀切凌厉、幽默诙谐的语言，美仑美奂的意境。这种由中西审美心理结晶幻化出来的莎剧魅力，犹如满山满谷的如茵的青草，像挥洒天地间飘扬的飞絮，像春风、像秋雨，在滋长、飘扬、生生不息，叩打着年轻诗人的心弦。在这些生动、鲜明、激扬、感怀、铺陈、赋比的语言中，我们每每被朱生豪译文的口语化程度深深折服，想象不出那是六十多年前的译文!

能够熟练地富于创造性地驾驭口语，其实是运用语言的最高境界。如果我们读一读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出现的一大批与成熟的白话新诗有较大距离的诗歌，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朱生豪以口语化的白话文风格译莎达到了怎样一个高度。朱生豪采用白话散文体来译述无韵诗体的莎剧，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一样的美感。他将汉语文字的灵光神妙一一彰显，其“文津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的翻译风格是他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并形成自己的翻译特色，至今仍然受到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之一。朱生豪的莎剧译文成功地实现了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型，并且在这一转型中既超越了前者，也为后来的译者树立了一个典范。

朱生豪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相当高的英文造诣，固然是他作为优秀的文学翻译家的先决条件，是成就其译莎事业的基础，但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在贫病交加的困顿中，究竟是什么力量驱动、鞭策着他发挥自己的文学潜能，义无反顾地去完成这项似乎难以完成的文化工程呢？回答这一问题恐怕需要首先想到朱生豪还是一个爱国者和他自愿肩负的“文化托命”，舍此以外的任何假设，似乎都难以解释清楚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原动力。

从1936年夏天开始，朱生豪就把译莎与“民族英雄”和有无“文化”联系在一起。从他给宋清如的信件中，我们明显感到一种紧迫感、使命感、担当责任。与前期的信件相比，他生命历程中最后的六十封信，几乎封封谈到译莎。他说他经常译莎到第二天凌晨，从晚上7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4点! 这充分说明，他已经意识到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翻译工作，也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由于莎士比亚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在中华民族正在遭受侵略者蹂躏的灾难深重的时刻，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已经上升到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的尊严。

朱生豪说过：“爱国是一个情感的问题……个人是整个国家的一分子，因此必然地他对于他的国家有一种义务。”他主张的“爱国”，就是要拿出实际行动，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可爱起来”，“他的信念是空喊口号不能救国，只有加强自己，才能为国出力。”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他能够拿出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呢？朱生豪作出的回答是：以自己年轻的生命换取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在祖国的出版。在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他说：

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

从朱生豪之子朱尚刚所著的《诗侣莎魂》中我们得知，这封信中所指的“某国人”，其实就是当时正侵略我们的日本人。我国的大好河山正处在日寇的铁蹄之下，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地在神州大地展开。不会使枪弄棒的朱生豪在这里开辟的是另一个抗日的战场，即对侵略者进行一场文化意义上的抗争。可以说，他是以自己的笔直接投入到抗日的行列中来了，他为能“秉笔诛乏直接参加抗战行列而感到兴奋的情绪”。 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他的部分莎剧译稿几度毁于战乱。但他像一个不屈的斗士，毫不犹豫地进行重译。我们现在读到的部分译文（如《暴风雨》《仲夏夜之梦》）都是重译稿，《无事生非》甚至还是第三稿! 到1944年初，朱生豪翻译完成了全部13个喜剧、10个悲剧、4个历史剧和4个传奇剧(共31种)，剩下还有6个历史剧来不及翻译，便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终于撒手人寰。临死前对夫人宋清如说的一句话是：“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指莎剧）译完。”

可以说，朱生豪是用毕生的心血倾注于翻译莎士比亚的。这位战斗在文化战场上的英雄用自己的生命维护着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 我们今天阅读他的无与伦比的莎剧译文时，他的那种高尚的人格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并敬仰的。

在我国的文学翻译史上，朱生豪所译的莎剧固然是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但也存在着种种未尽人意之处。美中不足的原因既有翻译策略方面的，更在于工作条件的艰苦。他自己说过：“乡居僻陋，既无参考之书籍，又鲜质疑之师友，谬误之处，自知不免。”随着“朱生豪译莎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客观地指出朱译的不足，其实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朱生豪的译文虽做到了“明白晓畅”，但由于他喜欢重组原句，有时会使译文显得啰嗦或简慢。有些译得比较优美的段落，往往过于渲染铺张。最大的缺点是任意漏译：剧中小丑的插科打诨，一些俏皮话或双关语，淫秽不雅的词语，他会采取节译或删除的策略。因此，后人以他的译文为底本编纂《莎士比亚全集》时，校订和补译的工作就显得十分的必要。

现在这套《莎士比亚全集》就是陈才宇教授在朱生豪译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同样的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已经做过，他们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各有千秋，对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功不可没，但校订和补译均出自多人之手，虽然补全了朱译本没有译完的莎作，也纠正了朱译本中存在的不足，但由于出自多人之手，校补的风格往往不能统一。现在由陈才宇一人完成全部的校补工作，这一现象就可以避免。这套全集还对校补之处作了注释，并用异体字印行，这样，以往出版的全集所出现的文责不清的现象也可以得到纠正。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套《莎士比亚全集》中属于朱生豪翻译的31种戏剧，是直接根据朱生豪的手稿校订的，这就最大限度上维护了朱译的权威性和真实性。

陈才宇教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专家，又是一位成绩卓著的英国文学的译者。早年他跟刘新民教授等人合作出版过《莎士比亚诗全集》，两年前又校订出版了《朱译莎士比亚戏剧31种》，此次出版全集时又弥补了《31种》中的若干不足。我相信，由他补译完成的《莎士比亚全集》已经为莎士比亚研究、朱生豪研究、中国莎学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的翻译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伟民

2013年8月15日。

后记

值此《莎士比亚全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绍兴文理学院：这所学校虽不像早年我任教过的浙江大学著名，但能为我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我对朱生豪译文的校订和其他莎翁作品的补译，大部分工作是在那里完成的。如果我当年不从繁重的英语教学中解脱出来，很难想象我会有时间和精力承担起编纂《莎士比亚全集》的艰巨任务。

同道和朋友之间，值得感谢的有蒋承勇教授：他作为浙江工商大学的领导，一直关心这套书的出版；刘新民教授多次陪同我查阅资料，还对我的译文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李伟民教授为全集写了热情洋溢的《总序》；朱生豪的哲嗣朱尚刚先生为我慷慨地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包括一些插图；吴洁敏和朱宏达先生允许我使用他们辑录的《朱生豪年表》；美籍华人于海艺女士为我提供最新的英文原版资料；钟仲南先生、何海峰、罗丁瑞、何小玲、袁金麟等人十分认真地编辑了这套书。他们都是值得我特别道谢的。

在家中，我属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那种人，繁杂的家务活都由爱人周彩英一手操持。她辛勤的付出使我能专心致志于书案的工作，在此提上一笔，算是我也谢过她了。

今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为纪念这位“人类文学奥林匹克山上的宙斯”，我国多家出版社都在出版《莎士比亚全集》。这种现象不免有炒作之嫌。我无意间也卷入其中，内心很有点惶然。再过两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殊不知出版界届时又将是何等热闹的一番景象！频繁地出版莎翁的作品，足以证明他的作品的经典性；但作为汉译文本，只会处在不断的完善与更替之中。大浪淘沙，那些经不起读者检验的汉译文本，一定会被时间所遗弃。我只是朱生豪译文的校补者，我的成果随时有可能会被优秀的后来者所替代。我知道这一点，因此真诚地期待读者的批评。

陈才宇

2014年4月15日。

补译者的话

新编的《莎士比亚全集》终于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怀着欣悦之情交代一下编纂的初衷，以及我黾勉从事的勤苦。

这套全集是以朱生豪的译文为底本，经我的校订和补译完成的：朱生豪译出其中31部莎剧；我补译余下的8部、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诗和若干短诗。

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时，公认的莎剧是37部；如果今天仍然只收录37部作品，那就不能称为“全集”：经过学术界多年的考证，确定历史剧《爱德华三世》中有一部分是莎士比亚写的；《两个高贵的亲戚》是莎士比亚与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1579-1625）合作写的一部戏剧。我把这两部作品一同译出，分别归类在历史剧和传奇剧中。还有《托马斯•莫尔爵士》一剧，其中有两个片断是莎士比亚写的，我将它收在附录里。另外一首题为《致女王》的短诗，1973年才在手稿中发现，被确认是莎士比亚献给伊丽莎白女王的收场诗，我也一并译出，估计在国内还是首译。可以说，这套《莎士比亚全集》收入了迄今为止为学界确认的全部莎作，真正体现了作品的完整性。

需要说明的是那组题为《爱情的礼赞》的杂诗，共20首，其中5首被学界确认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其余的15首作者另有其人或无法确定。而这5首已经出现在莎士比亚其他的作品中：第1、2首即《十四行诗》第138首和144首，第3、5、17首见于《爱的徒劳》。尽管河滨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将《爱情的礼赞》收入其中，但我还是同意其他版本的做法，不将它收入，我觉得这样做更具编纂的严肃性。

莎士比亚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是人类智慧的见证，文明的奇迹。学术界有一个说法：“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演艺界有一个说法：“演不完的莎士比亚”。在翻译界，我们还可以说：“译不完的莎士比亚!”

说莎士比亚译不完，是因为莎士比亚的深刻性。这位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作家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语言大师，他能用最富丽、最生动的语言表达最丰沛、最深刻的思想。别的作家，大多只能侧重一面：有的将文字修饰得美了，结果使思想变得贫乏；有的将思想写丰富了，语言却相对干硬、平淡。唯有莎士比亚两者兼备：他能用绮丽派的语言写出伏尔泰的思想。这是莎士比亚的特殊性，也是译莎的难点。一般人的翻译，在神韵与意趣上，很难做到与之等量齐观。面对不朽的莎士比亚，完美的译文难以期许。

综观国内形形色色的各种莎作翻译，译得最好的还是那个嘉兴人朱生豪。这位天才的翻译家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在译莎的事业上；在翻译实践中，他懂得用同样华美的辞采遣词造句，译出与原著近似的富丽生动；他的译文真正做到了神形兼备，最逼近原著那种雍容繁丽、斑斓多姿的文采。深厚的英汉双语修养保证了他有足够的才质译好英语写作中用词量最大的一位作家的作品。尤其剧中那些有韵诗的翻译，句式工整有范，行文流畅耐读，字字句句透露出译者无比高超的翻译技巧和语言造诣。难怪朱生豪的译文始终深受读者喜爱，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版社也喜欢重复出版他的译作。无论普通读者还是专家学者，都知道读汉语中的莎士比亚，首选的是朱生豪的译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生豪所译的莎士比亚，是译学中的典范，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当其他人的翻译作品最终被更优秀的后译者所替代而埋入历史的沉沙时，唯有他的翻译会被后人当作原著最可靠的汉语参照长久地被诵读，由他的神来之笔所创造的翻译艺术的丰碑，永远被后人瞻仰!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朱生豪只译出31个剧本便在贫病中离开了人世；在已经译出的31个剧本中，或多或少存在着删节的现象，所删的部分主要是小丑的插科打诨、俏皮话或双关语。尽管这部分文字往往游离于主情节，但毕竟是莎士比亚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删节了这些文字，有损于莎士比亚的完整性。

朱生豪先生就是那么一位可遇不可求的翻译奇才，他给我们留下了最优秀的莎剧译文，但同时给我们留下了遗憾：他没能译完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他的翻译策略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在他逝世后的七十年中，在中国的翻译界，由于再没有出现第二个像他那样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后来者编纂《莎士比亚全集》时，大都在他的译文基础上做一些校订和补译的工作，不再另起炉灶。

既然朱生豪的译文是经典的，值得作为译学遗产传承于后世，那么，维护朱生豪翻译艺术的本真性和权威性就显得十分的必要。但以往我们的校订工作总是比较随意：校订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语言习惯改动朱译原文，在“锦上添花”的一厢情愿中不自觉地侵害了朱生豪的著作权。由于修改之处没有标记，还误导读者将后来者的“润色”当作了朱译的本色。

我说这话并非对别人求全责备，更多的是检讨我自己：二十年前浙江文艺出版社曾嘱我校订莎士比亚的13种喜剧，我怀揣无知者无畏的胆气对朱生豪的译文妄下雌黄，还亏得后来出版计划流产，我的“润色加工”才不至于谬种流传。当时浙江文艺出版社将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复印出来供我们校订，责编王女士还说这个集子就是1947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翻版。由于当时手头没有书局的本子，我便想当然地以为作家版一定忠实于朱生豪的原译。认识上这一误区直接导致我在校订《朱译莎士比亚戏剧31种》（2011，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时以讹传讹，不自觉地犯下了过度校订的错误。

2012年是朱生豪先生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为我国翻译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文化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手稿》（共十册）。朱生豪的手稿能完整地保存下来，首先得感谢朱生豪的夫人宋清如女士和他们的哲嗣朱尚刚先生：是宋清如女士一直将它视如生命般珍藏着，1987年全部捐赠给嘉兴市图书馆。朱尚刚先生则不遗余力地从事整理其父母遗作的工作，并亲手主持了手稿的出版。

朱生豪译莎手稿的出版是我国学界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今后的莎士比亚研究、朱生豪的研究和中国翻译史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对于正在编纂中的这套《莎士比亚全集》，更是雪中送炭。如果问起我们这套新编的全集与以往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有什么不同，最关键的一点是：作为主干部分的朱生豪的翻译是依据《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手稿》校订的，从而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朱生豪，维护了朱生豪翻译的权威性。另外，由于校订和补译的工作都由我一人独力承担，还有效地地克服了以往因多人参与校补所不可避免的风格多样化的现象。

在具体的校订和补译的工作中，我们遵循了以下几条校补原则：

1，可改可不改之处，不作自以为是“润色加工”；

2，尊重朱生豪行文中的吴语习惯（如，儿音化的词一概保留）；

3，维护朱生豪译语的历史感（如，“身分”不改为“身份”）；

4，修改之处采用不同字体，并在注释中给出朱译原文；

5，补译部分也用不同字体排印，以示补译者的文责；

6，人名与地名的翻译，一律规范化。

我与莎士比亚作品结缘，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逐渐有了版权意识的我国出版界早早盯上1994这个年份，想趁朱生豪逝世五十周年之际重印朱译本。当时浙江文艺出版社就规划过《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并嘱我校订朱生豪所译的13个喜剧。接受任务后，我便夜以继日地与古奥、艰深的英语文法进行呕心沥血的鏖战。我说这话并不夸张：莎士比亚的文字确实不好懂，字字句句拨动你紧张的神经，考验你理性思维的敏感性。七个月过去，我完成了7部喜剧的校订。由于每天都让大脑处于冥思苦索的状态，我发觉自己的身体一天天变得虚弱起来；有了切身的体会，忽然明白朱生豪为什么会英年早逝。正当我为自己的身体担忧，同时为一步步接近工作的终点而欣喜时，出版社的编辑王女士告诉我：他们获悉译林出版社也在搞朱译校补本，由于出版计划撞车，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编纂计划只得取消。我那7个月的劳动也就付之东流了！

校订计划被迫取消后，浙江文艺出版社索性酝酿起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出版计划：新译莎剧！王女士又找到我，说他们打算组织译者用一两年时间出版莎剧新译，问我能承担几个本子。我权衡了自己的能力，答应译4个剧本。这一次我留了个心眼，特意问起出版计划的可靠性。王女士信誓旦旦说这一次一定错不了，你就放心译起来吧。老实巴交的我又努力了整整三个月，译出了《爱的徒劳》。这时，王女士又来告诉我：此前他们一直在全国各地寻找能胜任译莎的译者，去上海找人时获悉：方平先生正率领他手下的一班人翻译莎剧，而且还是诗体本！我们的计划又因撞车而流产。我可怜的《爱的徒劳》，这一回成了“译的徒劳”!

浙江文艺出版社最后决定出版一本莎士比亚的纯诗集，作为对我们无效劳作的补偿，或者说安慰。刘新民教授译《维纳斯与阿多尼斯》，我负责译《鲁克丽丝受辱记》和一些剧中歌谣，飞白先生介绍过来的一位外地学人译154首十四行诗。那就是96年出版的那本《莎士比亚诗全集》，全书由我通稿，写序。

中国有句古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话倒也应在我的身上。浙江文艺出版社流产的译莎计划固然让我白白耗费了许多精力，使我的校订稿和译稿只能安安静静地躺在抽斗里，但另外一家出版社知道了我的情况后主动与我联系，使我此后的翻译之路变得坦荡起来。

这家出版社是专门从事翻译作品出版的译林出版社：他们当时还在编辑《莎士比亚全集》，责编施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从书店里看到我们译的《莎士比亚诗全集》，并问我能不能帮他一个忙。原来，他们把朱生豪未译的一个历史剧交给某大学的一位知名教授翻译，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译稿弄丢了。那位教授很恼火，说他没有留底稿，不想再译第二遍。施先生问我能不能帮出版社译一份初稿赔给这位教授。如果我的译文能得到教授的认可，出版时可考虑把我的名字署在他的后面。

我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我觉得多一次练笔的机会对于一个初入译界的新手来说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然而，正当我译出这部历史剧的一大半时，施先生来电告诉我：教授已经答应重译。这样，我的劳动也就无果而终。

后来，我还帮译林出版社审读过另外三部新译历史剧的译稿：译者是北大的一位教授，他的译文不够流畅，理解上也有错误。施先生希望我把他的文字“加工加工”。我明知做这种事吃力不讨好，而且会得罪人，但碍着施先生的面子，还是遵命去做。好在出版时不署我的名字：那位很有名望的老前辈永远不会知道书稿背后的这段故事。

回顾我最初与莎士比亚发生联系的这些往事，我感慨良多。虽然诸多无效的劳动不免让我耿耿于怀，但今天坏事都变成了好事。确实，如果没有前期的“无用功”，很难想象今天我会有勇气编纂这套全新的《莎士比亚全集》。经验告诉我：一个人做任何事都应该有耐心，急功近利是要不得的；挫折未必不是一种历练，一种积累。只要有的放矢地准备着，说不定哪一天你就能把遗憾化解在遂意顺心之中。

我的转机出现在我离开浙大，去绍兴文理学院任教以后：2008年，我所在的人文学院成立了一个研究越文化的创新团队，他们为我量体裁衣，设立了一个整理朱生豪翻译文献的子项目。有了学校的支持，先前被浙江文艺出版社耽搁下来的校订稿便获得了“新生”；在先期作业的基础上，我校订了朱生豪所译的全部31部莎剧。付梓后便是那部由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译莎士比亚戏剧31种》。

校订完成后，我的后续工作是补译朱生豪未完成的8个剧本和那些纯诗，这是比校订更艰巨的工作。最近五年，我排除一切功利研究的诱惑，专心一志于莎作的翻译，个中的甘苦，只有我自己最清楚。由于前期的校订是在没有见到朱生豪译莎手稿的情况下完成的，在新编《莎士比亚全集》时，我还得根据朱生豪的手稿做一些返工。在我平凡的一生中，编纂《莎士比亚全集》无疑是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去年是我的花甲之年，我所在的学院希望我续聘，但我还是执意办理了退休手续：我并不图退休后的清闲，就为这部书稿的完成。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浙江文艺出版社校订朱译莎剧算起，到今天《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时间已过去整整二十年! 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心中着实是喜悦的。贤明的读者也许会讥我狗尾续貂，但我不会气恼，因为我是在继续朱生豪所遗下的工作：与天才的翻译家朱生豪相比，我确实没有骄傲的资本。但聊以自慰或自嘲的是，一条狗尾续貂，总比多条好些。我相信这一点，也就有了面对读者质疑的胆气。

陈才宇

2013年11月。

腊月二十三——小年
December 23 of the Lunar Calendar (Little New Year)

Custom: Worshiping the Kitchen God
As the legend goes, there is a kitchen god in each hous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kitchen and oversees the conduct of the family. On this day, the kitchen god returns to Heaven to report the conducts of the family to the Emperor of Heaven. Therefore, worshipping the kitchen god aims to “please him.” People put out some sweet and sticky foods, such as rice dumplings and malted sugar. In this way, the lips of the kitchen god will stuck together, and he cannot report any wrong doings of the family. Thus the family can lead an auspicious life.

习俗：祭灶
民俗传说中，每家都有一位灶神掌管饮食，也记录一家人的言行。今天，灶神就要返回天庭汇报这一户人一年的大小事，所以祭灶的主题就是“拉拢灶神”。在厨房内摆放些甜而粘牙的如汤圆、麦芽糖等食物，灶神的嘴被粘住，就少汇报些坏事，才能天降吉祥。

腊月二十四
December 24 of the Lunar Calendar

Custom: Dusting
After worshipping the kitchen god, people begin to thoroughly clean their houses to sweep away bad luck and welcome good luck. Dusting shows the good wish of putting away old things and welcoming a new life, making everything look fresh in the new year.

习俗：扫尘
祭灶后，人们便开始大扫除，扫尘除灾，以迎祥纳福。扫尘也是辞旧迎新，求的是万象更新的新年新气象。

腊月二十五
December 25 of the Lunar Calendar

Custom: Pasting Window Paper and Making Tofu
The times for pasting window paper are gone. Nowadays, the tradition is replaced by cleaning windows. Tofu is homophonic with “Toufu (first fortune of the year)”, so it is considered as a good food which brings happiness. In order to prepare it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people should begin to grind beans and make tofu today.

习俗：糊窗户、磨豆腐
纸糊窗户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如今这习俗已经被擦玻璃取代。而豆腐音同“头福”，被视为能够为新年带来福气的好食材，要为过年做准备，今天就要开始磨豆自制豆腐了。

腊月二十六
December 26 of the Lunar Calendar

Custom: Preparation of Meat and Shopping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When there was insufficient food in the past, the majority of ordinary people could enjoy a comparatively lavish feast only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can be started on the day. Besides meat and fish, people also purchase cigarettes, wines, fruits, gifts and festive ornaments.

习俗：割年肉、置年货
在物质不丰富的年代，大多寻常人家要到年节期间才能吃得丰富一些。割年肉主要指准备春节的肉食，实际上也代表各种年货可以从这一天开始置办，除了鱼、肉，还有烟酒瓜果以及礼品、装饰等。

腊月二十七
December 27 of the Lunar Calendar

Custom: Bating and Going to the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folk customs of the Han ethnic group, people should take a bath and do their washings to get rid of bad luck from the past year and welcome the new year. Besides the purpose of purchasing goods, people also go shopping to enjoy the exciting atmospher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in advance.

习俗：洗浴、赶集
汉族传统民俗中，在这天要洗澡、洗衣，以除去一年的晦气，准备迎接来年的新春。赶集，除了担负置办年货的任务，也能提前感受过年的热闹气息。

腊月二十八
December 28 of the Lunar Calendar

Custom: Leaving Dough and Pasting Spring Couplets
Besides meat and side dishes, people also prepare cooked wheaten food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People in north China mainly eat noodles. They leaven dough, steam buns or cook noodle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oday, people also paste spring couplets and pictures. With concise texts and festive patterns, people show their welcome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In addition, these activities indicate that the Spring Festival begins.

习俗：发面、贴春联
准备了肉食配菜后，也要准备主食。北方以面为主食，发好面，可以在春节期间蒸馒头或者做面条等食物。这一天也是将春联、年画贴出来的日子。以简洁的文字和喜庆的图案迎接春节、抒发愿望，也意味着春节正式拉开帷幕。

腊月二十九——小除夕
December 29 of the Lunar Calendar

Custom: Paying Tribute to Ancestors
Preparation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should be completed today, the day before New Year’s Eve. Worshipping ancestors is also a major event on this day, by which people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and yearning for their ancestors during the important festival.

习俗：祭祖
过年的准备工作将在除夕前一天的今天全部完成。除此之外，祭祖也是这天的重要活动，以在春节这最重要的节日表达感恩与思念。

本文来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b3c51d0102vdrx.html

一、rather than用作连词，连接两个平行结构。既可以表示主观愿望上的决择，“与其…宁可…”，也可以表示客观程度上的差异，“与其说是…不如说是…”。例如：
1、接代词
1）I,rather than you,should do the work.
该做这工作的是我，而不是你。
2、接名词
2）John ought to go rather than Jean.约翰比琴更应该去。
3）I think I'll have a cold drink rather than coffee.
我想我该要一杯冷饮，而不要咖啡。
试比较：
4）We sometimes eat rice instead of potatoes.
有时候我们不吃土豆，而吃米饭。
3、接形容词
5）These shoes are comfortable rather than for your friend.
这鞋不好看可是舒服。
6）You are doing this for yourself rather than for your friend.
你不是为你朋友，而是为你自己做这种事。
7)I'd prefer to go in August rather than in July.我愿8月去不愿7月去。
5、接动名词
8)I always prefer starting early,rather than leaving everything to the last minute,
我总是愿意早开始而不愿意把所有事情都留到最后才做。
9)He was engaged in writing a letter rather than reading the newspaper.
他那时是在写信而不是看报纸。
6、接过去分词
10)She insisted on having the room papered rather than painted.
她坚持要用纸裱糊房间，而不是把房间粉刷一下。
7、接不定式
11)I decided to write rather than telephone.我决定写信而不是打电话。
12)They prefer to die fighting rather than live in enslavement.
他们宁可战死，也不肯活着受奴役。
13)I prefer to work rather than remain idle.我宁愿工作而不愿闲着。
8、接谓语动词
14)He told a lie rather than get his friend into trouble.
他宁愿说谎也不愿连累朋友。
15)Shall we go for a walk rather than watch television?
咱们不看电视，出去散步，好不好？
16)He ran rather than walked.他跑步而不是步行。
rather than后接动词原形表示主观抉择，接一个动词的过去式则表示客观差异。
9、接从句
17)It was what he meant rather than what he said.
那是指他话中的意思，而不是他所说的话。
18)It was what he had eaten rather than what he had drunk that made him ill.使他得病的不是他喝的东西，而是他吃的东西。

二、rather than用作介词
R.Quirk编著的《英语语法大全》p.1387明确指出：和as well as及in stead of一样，rather than后面跟一个和母句中的动词形式并不匹配的ing分词分句时，它是介词，而不是准并列连词：
19）Their actions precipitated the war rather than averting it.
他们的行为促使战争爆发而不是避免战争。
20）Rather than a new car,he bought a colour television.
他买了一台彩电，而不是一辆新车。
21）Let's finish the job today,rather than leaving it till tomorrow.
让咱们今天干完工作，而不是留到明天。

三、rather than用作从属连词，引导一种优选分句。
R.Quirk在《英语语法大全》p.1540指出：优先分句主要用从属连词rather than和sooner than引导，用不带to的不定式作该分句的谓语动词：
22）Rather than go there by air,I'd take the slowest train.
我宁愿乘最慢的火车，也不愿乘飞机去那儿。

(来源：互联网)

玫瑰与王冠——历代英王情史

第十七章 开创者亨利——都铎王朝亨利七世

1 双重私生子的后裔

亨利七世(Henry VII，1457年1月28日－1509年4月21日，1485年8月22日到1509年4月21日在位)是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从法统角度看，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成为英格兰国王是很勉强的，就像约克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理查三世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双重私生子的后代。以他的父亲第一代列治文伯爵埃德蒙来说，虽然他是亨利六世的同母弟弟，但他不是金雀花家族的人，他的父亲是威尔士地主欧文·都铎，在当时的国王亨利五世去世后，与他的遗孀凯瑟琳王后秘密结婚（有人怀疑是否真的结婚，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结了婚也不会被承认的），据说至少生下六名子女，包括埃德蒙都铎和贾斯珀都铎两兄弟。

后来亨利六世给他的这两个异父弟弟分别授予了列治文伯爵和彭布罗克伯爵封号，但毕竟他们不姓金雀花，于是亨利六世进一步安排埃德蒙与玛格丽特·博福特郡主结婚，使他正式加入兰开斯特家族。玛格丽特是第一代索默塞特侯爵约翰·博福特的孙女，所谓博福特家人，其实就是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约翰的第三个妻子的后代（包括第一代萨默塞特公爵约翰·博福特，温切斯特红衣主教亨利·博福特，第一代埃克塞特公爵托马斯·博福特），由于当时他们未正式结婚，因此没有得到姓金雀花的权利，因此就以他们生活的博福特城堡作为姓氏（后来在他们的嫡长兄亨利四世建立兰开斯特王朝后，他们获得合法地位，只是没有王位继承权）。

因此亨利·都铎的父母都是私生的后代，虽然他们与亨利六世的血缘关系比其他任何王族都亲近。而当约克家族挑战兰开斯特王室继承权时，埃德蒙和贾斯珀兄弟毫不犹疑的站出来支持亨利六世，成为兰开斯特家族中奋战到底的死硬派。1455年，新婚燕尔的埃德蒙就投入了刚刚爆发的玫瑰战争，不久就被约克军所俘，第二年11月死于卡马森城堡，年仅25岁。而他的新婚妻子也仅仅13岁，当时还怀着7个月的身孕。

1457年1月28日，玛格丽特在彭布罗克城堡生下了亨利·都铎。因为玛格丽特年幼而娇小，这次生产很艰难，母子都险些丧命，而后玛格丽特尽管还有两次婚姻，但再也没有生育，那次艰难的生育让她从此不育。此后玛格丽特母子住在彭布罗克，由埃德蒙的弟弟贾斯珀保护，直到1461年爱德华四世的约克军队攻克彭布罗克城堡，贾斯珀都铎流亡法国，玛格丽特母子被置于约克派的新彭布罗克伯爵威廉-赫波特监护之下。

不久，玛格丽特再婚嫁给一位兰开斯特派骑士亨利·斯塔福德，4岁的亨利都铎只得独自在彭布罗克城堡生活，但他并没有受到虐待，反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实际上他的看管威廉-赫波特还打算把女儿嫁给他。亨利·都铎在这种宽松的条件下一直生活到十二岁，这时约克王朝的舅老爷——国王制造者沃里克伯爵与爱德华四世翻脸，威廉-赫波特被沃里克以谋反的罪名处死，而在第二年即1470年，沃里克策划了亨利六世复辟，亨利都铎的叔叔贾斯珀也从法国重返他的彭布罗克城堡。

而后亨利都铎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他出生的地点，随叔叔贾斯珀来到首都朝觐他的嫡派大伯——兰开斯特国王亨利六世。据说亨利六世第一次看到这位来自威尔士的英俊少年，就盛赞道：“千真万确，我们及我们的敌人都得放弃争斗而把天下托付给这位少年”，果然在玫瑰战争结束之后，亨利都铎成了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的双重继承人（不过我老觉得长期患精神病的亨利六世说出的这个伟大预言是后世都铎王朝的马屁精编造的）。

一年之后，约克王朝的爱德华四世卷土重来，沃里克的军队和兰开斯特派的军队连遭败绩，亨利六世的唯一儿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战死沙场，亨利六世也因此失去利用价值而被杀害，兰开斯特派贵族更是损失殆尽，亨利-都铎成为兰开斯特王族唯一的继承人。因此他的叔叔贾斯珀觉得在这种情势下，亨利都铎即使呆在荒漠的威尔士也是不安全了，于是叔侄俩一起到法国流亡，在布列塔尼公国亨利都铎度过了长达十四的成长时期。

在那里，亨利都铎成长为一个身材高大、头发黝黑、皮肤白皙的威尔士青年，他爱好运动，尤其善于马术。成年后的亨利面临两个问题，婚姻和事业，虽然出生后不久，亨利的母亲玛格丽特就不与他生活在一起，但仍靠通信紧密联系，而为了加强亨利的继承权，玛格丽特利用理查三世篡夺侄子爱德华五世的机会，与被废黜的伍德维尔王后联合，为他安排了一个爆炸性的联姻——与爱德华四世的长女伊丽莎白订婚。就这样，亨利巧妙的把自己的婚姻与夺取王位的事业结合在一起进行了。

本来作为在世的兰开斯特家族中唯一要求继承王位的人，亨利都铎已经成为英国流亡贵族的核心，而通过这种联姻，使这个核心也吸引了大批失败了的约克贵族。本来亨利都铎与杀父之仇的女儿联姻应该对兰开斯特家族具有重大的冲击力，但实际上被冲击的却是约克王朝的理查三世，因为这意味着残余的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中的爱德华四世后代要联合起来对付他。首先是他的死党白金汉公爵反水，与亨利都铎暗中联系相约共同起事，虽然因为准备不周而失败，白金汉被斩首，但亨利都铎还在，兰开斯特王朝的火种未灭。

于是理查三世提出了巨额的悬赏，要收买亨利都铎的项上人头。亨利都铎的保护者布列塔尼公爵自然不会为金钱收买，但不巧的是当时他正在患病期间，而他的大臣朗杜瓦企图出卖这个值钱的难民。幸运的是亨利都铎事先知道了这个阴谋，因此在大难临头的关键时刻扬鞭策马逃到巴黎。根据竭力分裂英国的一贯政策，法国摄政王安娜热情地接待了他。而当布列塔尼公爵病情好转以后，斥责了他的大臣，继续庇护亨利都铎和他的五百壮士。因此亨利都铎重返布列塔尼公国，全力筹措预定在1485年夏天对约克王朝的全面进攻。

最后说说都铎家族正统的祖上，作为威尔士人，他们既不同于诺曼-安茹系的法兰克人，也不同于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是最初登上不列颠岛的凯尔特人，这也是亨利都铎选在布列塔尼公国避难的原因之一（布列塔尼人就是在盎格鲁人、撒克逊人进入英伦三岛后，被迫重返回欧洲大陆的一部分不列颠人，与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同为凯尔特人种）。威尔士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就是亚瑟王，因此都铎家族也许带有亚瑟王的血统。

不过有材料显示，都铎家族在威尔士并不显赫。据说都铎家族最初是格温内思郡(Gwynedd)曾经自封为威尔士国王之卢埃林家族的家臣，首个领导者是森弗李哥·阿普·约尔沃思，他的儿子恩迪费德是外交家和大使，全权代理卢埃林国王与英格兰王室协商。后来恩迪费德娶瑞斯·格鲁菲德之女为妻，生了七个孩子，全都为卢埃林家族效劳，其中最年长的叫戈里，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卢埃林国王的管家，并成功让他的儿子都铎娶卢埃林家族的玛格列特郡主为妻。由于卢埃林家族与英格兰王室的长期通婚，因此都铎就此与金雀花家族搭上血缘关系。

后来都铎成为彭布鲁克郡的领主，他的职位反映出其家族地位的攀升。都铎和玛格列特先后养育了五个孩子，其中最年幼的孩子马瑞德的儿子名为欧文·阿普·都铎·马瑞德，人们认为他曾经在亨利五世时指挥或者协助指挥过对法战争，由此成为兰开斯特家族亲密的朋友。由于都铎家族的一直以家臣为职业，因此欧文都铎成为亨利五世的管家。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欧文都铎曾经结婚，但他在亨利五世去世后，与他主人的遗孀凯瑟琳王后至少生了六个儿女，并因此成为玫瑰战争和金雀花家族的终结者。

然而欧文都铎并没有看到这一天，由于玫瑰战争的爆发，虽然不是正统的兰开斯特派，但由于儿子们的血缘关系，欧文都铎也加入到对约克军队作战的行列，结果在莫蒂默路口战役(Battle of Mortimer's Cross)中，爱德华四世的约克军队大胜，欧文·都铎被俘。因为当时战争中的俘虏通常是用来换取赎金的，因此欧文·都铎面对着斧头和砧板还不相信他会被砍头，直到他的红色马甲领子被人撕开时才恍然大悟。

实际上由于玫瑰战争的目的是争夺王位，因此战斗的主要目的是肉体消灭而不是掠夺财富，因此兰开斯特派和约克派都大开杀戒，最终的结果是金雀花家族的自我毁灭。虽然欧文都铎成了玫瑰战争的陪葬品，但他的后代最终取代了金雀花家族，这大概能让他含笑九泉了。

1485年8月1日亨利都铎从塞纳河口的阿夫勒尔起航，随他同行的有他的叔父贾斯珀和兰开斯特老将牛津勋爵，以及一些与他共同流放的骑士，再加上法兰西雇佣兵，总共约2000人。这比当年征服者威廉的庞大队伍差远了，但他的优势是他宣称他是兰开斯特派与约克派的双重继承人。出发前亨利在雷恩大教堂庄严宣誓，一旦他入主英格兰 ，他就与爱德华四世的长女伊丽莎白结婚，消灭那个杀害爱德华五世和约克公爵的理查三世。

亨利都铎这次选择他的故乡威尔士彭布罗克郡作为突破口，于8月7日在米尔福德港附近的米尔贝登陆，这里是他童年时就了如指掌的地方，好像他的伟大冒险注定要从这里开始似的。不出所料，威尔士人见到他们的本族人来问鼎英格兰王位都高兴得不得了，不列颠人将夺回失去上千年的土地，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这意味着古老民族的复兴。

不过当时威尔士的主要首领里斯·阿普·托马斯面临一个道德难题，原本作为约克王朝的臣属，他曾经宣布不让任何叛乱者进入威尔士，“除非他们从他的肚子上走过去”。当理查三世要求他把自己的独生子送到诺丁汉当人质时，里斯·阿普·托马斯还以这个誓言为借口拒绝国王的要求，声称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他的良心更有约束力（我想起了西安事变后声称以统帅人格做担保履行协议的蒋公公）。

然而，圣戴维大教堂的主教通过宗教手段帮助他解除誓约，并建议他如果仍然感到不安的话，就躺在亨利都铎的面前，让他从肚子上迈过去。结果开了窍的里斯·阿普·托马斯采取了更加体面的办法，他站在代尔附近的莫洛克桥下，亨利都铎的队伍从桥上面走了过去——由此可见再狠的誓言也敌不过脑筋急转弯啊。

据说亨利在远征前曾经与里斯·阿普·托马斯有过联系，否则亨利是没法在故乡安全登陆的。而在里斯加入亨利的队伍后，还给亨利指出了能防止南面侧攻的进军路线。登陆后的亨利都铎下令以上帝和圣乔治的名义进军，他不仅打起圣乔治的十字圣旗，还打出了卡德瓦拉德的赤龙大旗，威尔士人纷纷投到他的麾下，在他经过什鲁斯伯里和斯塔福德向东挺进时，他已经带领了五千人马。

在什鲁斯伯里，吉尔伯特·塔尔伯特爵士率领500名士兵加入了亨利的队伍。此后，亨利的进军路线主要是服从他争取斯坦利兄弟——斯坦利勋爵托马斯和他的兄弟威廉爵士——的需要。托马斯·斯坦利是理查三世的王室内务总管和马恩岛国王，但他同时又是亨利都铎的继父——玛格丽特·博福特的第三任丈夫。

当时在英格兰除诺福克家族和诺森伯兰家族之外，最有权势的便是斯坦利家族——控制着英格兰的西北部，他的儿子斯特兰奇勋爵乔治守卫兰开夏郡，他的兄弟威廉·斯坦利负责柴郡。几乎可以肯定，在亨利登陆前不久，威廉·斯坦利便掌握了入侵的详细计划，但是他无意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一行动。

在当年7月御前会议在诺丁汉举行时，托马斯请求理查允许他去北部巡视他的庄园，借口是这个地方他几乎有两年没有去了。很多人强烈要求理查拒绝此请求，但理查只要求用他的儿子斯特兰奇勋爵做人质就行，而托马斯答应了这个要求。结果在理查听到亨利登陆的消息，要求托马斯到莱斯特与他会合时，托马斯提出了一个最搞笑的借口，他正在患盗汗症，无法行动。

而在同时，托马斯的儿子斯特兰奇勋爵试图逃离诺丁汉城堡，不幸的是他被抓住了并供认其叔父威廉·斯坦利和约翰·萨维奇爵士（威廉·斯坦利的女婿）与亨利都铎有牵连，但他拒绝承认其父也是叛徒。实际上理查这时才认清威廉·斯坦利的面目，将其斥为叛逆，但他对托马斯·斯坦利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因为其儿子就在他的手里。

其实理查的判断即不对也不完全错，斯坦利兄弟绝非忠臣，但也不是革命党，他们实际上是骑墙派。他们的确没有阻截亨利，并在8月17日与亨利都铎在斯塔福德秘密会晤。但会晤很简短，因为斯坦利兄弟拒绝这么早就作出承诺，他们兄弟俩实际上是要当理查三世与亨利都铎决斗的旁观者。

8月21日，亨利和理查的军队终于遭遇，亨利从阿瑟斯通推进到一个叫怀特穆尔斯的地方，这里位于罗马大道以北，距阿瑟斯通5英里；而理查则从莱斯特向西开进到了萨顿切尼西北的高地。国王的军队约为1万人，而亨利都铎的军队只有5000左右。另外同时到达战场的斯坦利兄弟大约掌握有4000人，因此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平衡力量。

理查三世方面由诺福克公爵指挥前卫部队走在最前，国王率主力部队紧跟其后，无精打采的诺森伯兰伯爵率领后卫走在最后。而亨利都铎方面由牛津勋爵指挥前卫部队，亨利和叔叔贾斯珀率主力跟进。牛津勋爵沿着沼泽地边缘前进，不知不觉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安比昂山脚下，与在他上面的诺福克公爵的弓箭手相距仅几百码。这样的时刻一定令人非常不安，但他以令人赞叹的沉着，把他的前卫部队展开成弓箭手在前，钩镰手在后的战斗队形。吉尔伯特·塔尔伯特爵士在右翼指挥从什罗普郡征来的士兵，约翰·萨维奇爵士在左翼指挥威尔士人。

牛津勋爵打算将手下人全部投入战斗，因此当战斗刚一开始，牛津勋爵便用大炮猛轰对方。而与此同时，诺福克公爵一方的弓箭也雨点般地射向牛津勋爵的前卫部队。一般说来，先打炮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鼓舞先头部队，激励他们尽量接近敌人，使他们敢于以较为适当的方式与敌人短兵相接地拼杀。然而这次炮击刚开始不久便奇怪地中断了。牛津勋爵害怕在他的整个部队展开成战斗队形之前被敌包围，便下了一道严格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向前超过他的军旗10英尺。这种似乎不合情理的踌躇，起初使诺福克公爵的士兵为之一惊，他们怀疑其中有诈。结果在两军发起进攻之前，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间歇。

战斗持续了大约2个小时，当诺福克公爵和牛津勋爵的前卫部队进入肉博战，士兵们在挥舞的钢刀、长矛和钩镰下纷纷倒下的时候，双方的主力部队都很快派出了援兵。诺福克公爵是第一个阵亡的高级指挥官，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的死对理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很快，两军阵线都开始出现宽大的缺口，谁胜谁负完全取决于三个人——站在旁边隔岸观火的两个人——斯坦利兄弟，和近在咫尺的一个人——诺森伯兰伯爵。

诺森伯兰伯爵是第一个表现出背叛意向的人他率兵前往莱斯特时就极为拖拉，他的所作所为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只要能不参战，他就不参战。当理查在战役的紧要关头急令他率部参战时，他拒绝执行命令，说他最好留在后面，以防斯坦利兄弟捣乱。事实上，他是在等着看斯坦利兄弟如何行动。克罗伊兰编年史家写得非常生动和简洁，他写到：“诺森伯兰伯爵带着规模和素质与其身份相符的军队据守在哪里，哪里就看不见敌方的部队，也没有愤怒的交战。”

说实在，理查三世任命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是很难理解的，因为这位伯爵的父亲和祖父都曾为兰开斯特派作战，分别阵亡在圣奥尔本斯和陶顿。唯一能解释的就是，由于理查三世的篡位，使得他在约克家族中也众叛亲离，因此他没的选择。实际上诺森伯兰不是唯一等着看斯坦利兄弟如何行动的人，理查和亨利·都铎也都焦急的盼望着斯坦利兄弟出手，亨利在兵力上不占优势，理查则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人也效仿诺森伯兰伯爵畏缩不前或者临阵脱逃。

威廉·斯坦利的部队离亨利部队的左翼不远，于是亨利在卫士的陪同下打着军旗骑马来到部队左翼，希望这样更容易使威廉·斯坦利集合到他的麾下支持他的事业。据说理查国王看到亨利的马队在左翼很显眼，易于攻击，便认定不能象他的随从恳求的那样以逃跑求生存，而是应该抓住战机，给这个给他带来这么多麻烦的人以决定性的一击，从而结束战斗。于是这位高傲而易冲动的金雀花王朝的国王骑着他高大的白马，迅速集合起他的王室成员和卫队（大约不超过100人），经过威廉·斯坦利的正前方向安比昂山的西北坡冲击，以期砍倒这位威尔士的篡权者。

这场厮杀真是威武雄壮，在最初的几秒钟里，理查便杀死了亨利的旗手威廉·布兰登爵士，并将以勇力过人而著称的勇士约翰·切尼爵士砍下了马。而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三世》里，理查王一顿乱砍居然斩杀了五个亨利都铎——据说战场上有六个亨利都铎的替身——怎么搞得像哈利波特似的。就在理查三世就要砍到亨利都铎正主的关键时刻，威廉·斯坦利爵士的三千“穿着血红颜色衣服”的军队赶到，把这两位主要人物分开了，亨利都铎被保护起来，理查国王拒绝逃走，被众人砍下马，死于乱刀之下。相传他的遗言是：“叛国、叛国、叛国、叛国、叛国。”

托马斯·斯坦利勋爵虽然没有参战，但他抢先把理查三世掉在荆棘丛中的王冠捡了回来，恭顺的戴在了亨利都铎的头上——都铎王朝第一代国王亨利七世。

     亨利都铎赢得了博斯沃思战役，在战场上就戴上了王冠。然而他对于自己的法统地位还是不太自信，担心国会的贵族们会向对待老约克公爵那样拒绝他，因此他先在1485年10月31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加冕典礼，然后才召开了国会。其实亨利的担心是多余的，贵族议员们把他当做从暴君手中拯救黎民百姓的第二位约书亚（继摩西之后的犹太国王）来欢迎，并很快通过法令，宣布英格兰的王位由亨利都铎及其子孙世代相传。

    不但亨利七世在英格兰朝野中得到一致拥护，就连罗马教廷也极力支持这一改朝换代的结果，后来英诺森八世甚至以威胁的口吻说，谁要是对这一合法继承权提出挑战就把他开除教门。然而约克王朝的阴影并未散去，亨利七世始终为约克家族的王位觊觎者所困扰。首先是理查三世在自己儿子死后确立的王位继承人——他哥哥克拉伦斯公爵乔治的儿子爱德华——继承了母亲的爵位成为第十七代沃里克伯爵。另外还有林肯伯爵约翰-德拉波尔，理查三世在他的王后安妮过世后，改立了他姐姐─约克的伊丽莎白、萨福克公爵夫人的儿子林肯伯爵为王位继承人（不过作为母系后裔，在法统上他没有父系后裔沃里克伯爵有优势）。

    于是亨利七世在登基后，立即就把年仅10岁的沃里克伯爵关进伦敦塔，不久在博斯沃思之战中逃走的林肯伯爵也被抓住，国王这才感到放心，然而他想的太简单了。在1486年3月他巡视约克郡的时候，就发生了前王室总管洛弗尔（Lovell)勋爵的叛乱，幸好亨利七世依靠忠于他贵族和从林肯郡招募的民兵平息了叛乱。

    而在这年的秋天，一个名叫兰伯特·西姆内尔的人再次发动了叛乱，当时他自称是从伦敦塔中逃出来的沃里克伯爵，宣称要夺回属于约克家族的王位。叛乱得到林肯伯爵的支持，他当然知道这是个假货，但他参加叛乱显然是为自己争位的目的，因此以假当真，并从勃艮第公爵那里借来2000德国雇佣兵。

     1487年5月5日，叛军在爱尔兰登陆，并在5月24日为这位假冒的沃里克伯爵举行了加冕仪式，称为爱德华六世（亨利七世因此对爱尔兰的贵族们非常不满，常常出语讥讽）。而后叛军在兰开夏郡登陆，兵锋直指英格兰中心地带。虽然亨利七世当时既没有常备军，也没有雇佣兵，但久经战乱渴望和平的英格兰的民众站在国王一边，6月16日斯托克一战叛军被打败，假沃里克伯爵被俘。亨利七世对这个假货兰伯特·西姆内尔很宽容，仅仅是罚他在王室厨房摇烤肉叉，而林肯伯爵约翰-迪拉波尔则当场被杀了。

    不过约克王朝复辟的暗潮并未平息，1491年初，一个叫珀金-沃贝克的法国推销员，在爱尔兰被约克余党说服冒充爱德华四世的幼子约克公爵理查（与爱德华五世一同被害的塔中王子之一），他们的行动得到了爱尔兰科克郡人的拥护，同时法王查理八世、苏格兰的詹姆斯四世、勃艮第的玛格丽特及他的女婿奥地利大公——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连都宣布承认这位王子，整个一反都铎王朝大合唱。

    法王理查八世甚至把珀金-沃贝克接到巴黎，以王子的礼仪招待这个冒充者。然而不久查理八世为了入侵意大利（推荐大家看一看BBC的《波吉亚家族》，可把查理八世丑化够呛），在1492年冬天与亨利七世签署了《埃塔普尔（Etaples)条约》，规定双方均不得支持对方的敌国，并由法国替英国偿付给布列塔尼的欠款，这笔钱是前法王路易十一答应借给英国的。

    因此珀金-沃贝克在巴黎的宫廷混不下去了，于是他投奔勃艮第的玛格丽特，作为约克公爵理查的假冒者，他管玛格丽特叫姑姑。由于玛格丽特和她的女婿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对英法讲和很不满意，因此支持珀金-沃贝克以王子的身份在维也纳参加各种国际活动，并在1495年1月与他签订了一个协定，马克西米连承认珀金-沃贝克为英王理查四世，但条件是如果珀金-沃贝克死后无嗣，由马克西米连继承英格兰王位。

    如果珀金-沃贝克聪明一点的话，他就应该知道只有他不去谋求英王位子时，他才是最安全的。而如果他真的去抢夺本不属于他的王位，那就只有两个结果，一是在抢夺失败被现在的英王杀死，二是抢夺成功，被将来的英王——马克西米连所杀死。

    但这个珀金-沃贝克看不明白这一点，他为自己成功的假冒王子感到陶醉，真的开始组织对英格兰的入侵，其实他只不过是在当反对都铎王朝势力的炮灰而已。不过由于沃贝克一伙的声势浩大，英格兰国内也有与之暗送秋波之人，而这人居然就是曾经在博斯沃思战役砍倒理查三世救了亨利七世的威廉·斯坦利勋爵。

    原来威廉·斯坦利勋爵虽然在博斯沃思战役中立有决定性的大功，但在都铎王朝建立后却没有得到相当的奖励，反而是他的哥哥托马斯·斯坦利在博斯沃思战役并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只是在战后把王冠给他的继子亨利都铎戴在头上，就因此得到了丰厚的奖赏，被封为德比伯爵（原属于兰开斯特王室），在亨利都铎加冕时，德比伯爵穿着昂贵的黑貂皮长袍，把国王剑从伦敦塔送到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亨利七世这么做大概是认为斯坦利兄弟是一体的，奖赏他哥哥也就是奖赏他弟弟了，何况他哥哥还是自己的继父。另外同时奖赏两个兄弟大概会让斯坦利家族做大，对王室反而不力。而现实中功高震主的威廉·斯坦利由于对自己得到封赏不满，愚蠢地参与了沃贝克事件，而且由于他做事不周，被亨利七世调查发现，因此在1495年2月国王抓住并被处死。

     虽然由于内应被除，但珀金-沃贝克仍然在1495年7月率领德意志雇佣军在肯特郡登陆，结果很快被肯特郡的民兵击败。沃贝克转而去爱尔兰围攻瓦特福德（Waterford)，然而再次受挫。最后这支残军不得不逃往苏格兰，詹姆斯四世答应他们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然而由于得不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在1496年7月发动的这次进攻缩小成一次边界骚扰，打了几下就很快撤回了。

     但亨利七世对此很不满，决心报复苏格兰，于是国王召集国会开征战争税以资北伐。结果还没等出兵苏格兰，国内就因此开了锅，西部亚瑟王的故乡康沃尔郡人抵制征税，一名叫迈克尔-约瑟夫的铁匠和一个叫托马斯-弗拉曼克的律师领导了一支多达1万5千人的义军，浩浩荡荡杀向伦敦。

    为了平息叛乱，亨利七世不得不忍痛撤换了他的财政大臣莫顿大主教雷金纳德-布雷爵士，因为他教唆国王横征暴敛，如同剪羊毛一样。然后任命道班内勋爵统帅王军，在1497年6月17日击败叛军，叛军首领都被杀，其余的则被赦免，以换取他们和平返回康沃尔郡。

     于是亨利七世腾出手来，遣使苏格兰要求交出叛首沃贝克，但苏格兰人也知道英国发生了抗税内战，因此支持沃贝克第三次发动对都铎王朝的进攻。不过这个沃贝克并没有看清形势，他不是直接赶赴康沃尔郡利用那里的形势，而是又一次进攻爱尔兰，以为那里能得到支持。结果既没有在爱尔兰站稳脚跟，又白白耽误了好几个星期，最后在9月初在布里斯托湾登陆英格兰。

    虽然抗税起义已经平复了2个多月，但沃贝克还是在当地获得了很大的支持，登陆仅仅10天沃贝克的队伍就发展到8000人（假设沃贝克提前2个月登陆的话，英格兰真有可能要变天），发动了对埃克赛特城的围攻。然而亨利七世早就做好准备，一方面派遣新的宫廷总管多布尼勋爵贾尔斯尾随追击，另一方面动员当地的乡绅进入埃克赛特城协防。

    由于沃贝克的队伍毫无攻城经验，在9月17-18日的两天攻城战中死亡了400多人，而守军无一伤亡。在得知多布尼勋爵赶来之后，沃贝克仓皇逃走，本想在南安普敦找船溜走，但国王的军队封锁了海岸，最后沃贝克不得不向王军投降。同时苏格兰的詹姆斯四世发动的协同作战也告失败，在萨里伯爵的大军阻击之下，苏格兰军队刚出边界不久就同意停战撤军了。

     亨利七世一如既往的那样宽恕假冒者，向对待上一个骗子兰伯特·西姆内尔那样只要求沃贝克住在宫廷里不出来，但当了很多年王子的沃贝克滥用了这种自由，于是他给自己在伦敦塔里找了个位置。而在这里沃贝克仍然不安分，据说策划了一起越狱事件，不但自己要跑，还要带走那位正牌的沃里克伯爵爱德华。于是在1499年的1月16日，沃贝克被以叛国罪处死。

      两天之后，在伦敦塔中关押了14年之久的沃里克伯爵爱德华也被处以绞刑，自亨利七世登基以来他就一直被关押在塔中，因此他绝不可能参与任何反对都铎王朝的事（实际上由于他从未接受教育，也没有人与他交流，因此他的智力还停留在学前水平），而唯一有罪的就是他身上的约克王朝血统。

     做完这件事亨利七世的心仍未彻底放下，1506年，国王终于把流亡海外很多年的林肯伯爵的弟弟埃德蒙-德拉波尔从神圣罗马帝国引渡回国并关在伦敦塔中，虽然亨利七世本人放了他一马，但第二代都铎国王还是把他送上断头台，金雀花王朝的后裔至此已经彻底的断绝了。

    在亨利七世的王宫中，升起了上白下绿红龙旗，而不是三条诺曼金狮旗（这让我想起了格兰芬多的红底金狮和斯莱哲林的绿底银蛇旗），象征着作为威尔士都铎家族的骄傲。当然王室的徽章还是以金狮为主，只不过把盾形纹徽的护卫由理查德三世时三两头野猪改为左灵缇右红龙。

   亨利七世的婚姻是她母亲给他安排的一桩政治婚姻，由他——博福特家族中唯一要求继位权的男嗣——娶已故的爱德华四世最年长的继承人伊丽莎白公主，这象征着在野的兰开斯特派与在野的约克派的联合——目标直指篡位登基的理查三世。这桩婚姻的爆炸性在订婚阶段就已经显现出来，使得与理查三世穿一条裤腿还嫌肥的白金汉公爵立时反水，并使其他当权派都首鼠两端，没人愿意和理查三世一条心。

    因此博斯沃思战役的实质就是大家把亨利七世与理查三世的王位之争放到战场上考验一下，谁打胜了谁就是英格兰国王，换句话说就是枪杆子上面出国王，而结果是亨利七世赢得了王位。纵观上千年的英格兰王位争夺史，宗法血缘是基础，但决定性因素还是枪杆子，因此即使现在证实爱德华四世不是他爸亲生的，那也都化作神马浮云了。

    但在博斯沃思战役之后，亨利七世选择了先登基后结婚，固然是王位更重要，但他也是在向国人昭示，他是作为兰开斯特王族的继承人来登基的，可不是吃约克王族软饭的小白脸。因此在登基后好几个月亨利七世才与伊莉莎白公主在1486年1月18日成婚，并为王后举行加冕典礼，为两个争斗几代人的家族实现联合。

    而为了这桩婚姻的正当性，亨利七世撤销了理查三世的王权法案，让爱德华四世的儿女都恢复合法地位，并确认爱德华五世是先王的继承人（虽然他并没有举行加冕仪式，而在通常情况下，这是不被承认为国王的，比如亨利二世的母亲马蒂尔德）。

    伊丽莎白王后比亨利七世小八岁，肤色雪白，一头金发，亭亭玉立，国色天姿，是位绝代佳人。除了尽贤妻良母之道外，绝不参与国政。而她的母亲，那位伍德维尔太后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狡猾女人，为了自己亲属的利益把爱德华四世的朝廷乌烟瘴气，不但她的父亲和兄弟因为贪婪而亡，就是爱德华五世和小约克公爵的丧命，也与她及其家族的造孽有关。

    因此亨利七世的母亲对这位亲家也是不满，因此在1487年亨利七世将岳母伍德维尔太后逐出宫廷事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缘于玛格丽特-博福特的命令。当然主要原因是亨利七世发现这位老太后居然与图谋不轨的约克派残余分子搞到一块，于是“劝”她到博蒙其教堂去住，那是一个王家寺院。最后在1492年，这位老太后去世，安葬在温莎爱德华四世之侧。

    而与其母截然相反的是，伊丽莎白王后出人意料的文雅贤淑，如同古代诗篇中赞颂的伟大女性一样。而亨利七世在经历了多年的亡命天涯后，忽然有了自己的温馨家庭，因此得到分外的幸福感。他们伉俪情深，共同生儿育女。1486年9月，他们选择撒克逊古都温切斯特做为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地，并以威尔士最伟大的英雄亚瑟王的名字给他们的长子命名——他是兰开斯特和约克家族的共同后裔，是开创英格兰繁荣昌盛的伟大王子。

     在亚瑟王子年仅三岁的时候，亨利七世就给他找好了妻子，就是阿拉贡的凯瑟琳，她的父母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和卡斯提尔女王伊莎贝拉，他们的结合促成了阿拉贡王国与卡斯提尔王国合并，而后又吞并那瓦尔王国南部，统一了除葡萄牙以外的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一个叫西班牙的强大国家。

    尽管为此进行的外交折冲非常复杂，而英国和西班牙双方又各怀鬼胎，但毕竟使这桩政治婚姻确定下来，英国由此在欧洲大陆找到一个强大的盟友，以便对付法兰西、勃艮第以及德意志的威胁。而西班牙方面也需要一个对付近敌法国的盟友，因此愿意与英格兰联姻，不过西班牙人提出都铎王朝要拿出稳固性证明，据说这就是亨利七世把关押了14年之久的沃里克伯爵处死的真正原因。

     1501年10月，阿拉贡的凯瑟琳永远的离开西班牙，在普利茅斯登陆英格兰，在见面前亨利七世对未来儿媳的人品和相貌忐忑不安，而亲眼见到这位雍容华贵的公主后喜出望外，而威尔士亲王亚瑟也非常满意，宣布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她更合适的女人做妻子了。他们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婚礼，在王宫中庆祝了一个月后，搬到都铎家族的老巢——威尔士的勒德洛去住。

    然而就像有诅咒一样，叫亚瑟的人都没有得到幸福——传说中的亚瑟王死在自己私生儿子手里，金雀花王朝的布列塔尼公爵亚瑟死于叔叔无地王约翰手里。而都铎王朝的亚瑟王子自幼就身体虚弱，他与凯瑟琳在结婚后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威尔士病逝，死因是肺结核，这大概是最好的结局了。

    亚瑟王子的去世给他的父母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亨利七世还算坚强，表现出一种独特地温存来安慰悲伤过度的妻子。然而一年之后，伊丽莎白王后在1503年因难产而去世，这更使亨利七世痛不欲生，之后他几乎成了隐士，长期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直到他最后辞世，与爱妻在天堂团聚。

    不过亨利七世在最后的日子里还是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独自为儿女的婚事操心，此时在世孩子中最大的玛格丽特公主（1489年出生）为了北方边境的安全，按照父亲的安排嫁给了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这桩联姻在当时并不出奇，因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是经常联姻的。然而当时的一位诗人威廉-邓巴却写了一首颂歌《荆棘与玫瑰》，神秘的预言这两个不断打仗的王国恰好在100年后合二为一（他说的可真准啊）。

    而国王的第二个儿子，准备当教士的约克公爵亨利，在亚瑟王子死后成为王位继承人，虽然陷入丧妻之痛的亨利七世无心教他政务，但还是为他婚姻而操心，在取得罗马教廷的同意后，让12岁的亨利与他的寡嫂阿拉贡的凯瑟琳订婚，由此来保存英格兰与西班牙的联盟。

    最后，国王的老闺女，1495年出生的玛丽公主，虽然美若天仙，但由于都铎王朝的江山已经稳固，因此就不急于出嫁，而是长期高价待沽，成为一系列婚约互相斗争的目标，直到1514年还待字闺中，而这时他的父亲已去世五年了。

    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主英格兰后，迫使凯尔特人退居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而诺曼人抢夺英格兰成功后，虽然也乘胜打败了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但只是成为他们的宗主，苏格兰依然有国王，威尔士也在本地诸侯统领之下，卢埃林一度成为威尔士王，但不幸被金雀花王朝的爱德华一世所败，但威尔士人仍顽强的坚守自己的法律和传统，与英格兰并列为一个国王的两个国家。

    而到了玫瑰战争时期，威尔士由于欧文都铎与亨利五世寡妻的结合，成为兰开斯特派的传统根据地，哈列支（Harlech）是兰开斯特派坚守的最后一个城堡，只是在经过7年围城后才被迫投降，而那次围城是英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

    因此抱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念，都铎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后裔亨利七世从登陆威尔士开始发动的夺取英格兰王位之战。而在登基之后为了表彰威尔士人对他的支持，第一个投诚他的威尔士首领里斯·阿普·托马斯被授予嘉德骑士勋章，一些威尔士人也在亨利七世的宫廷当了一些小官。然而到此为此，亨利七世不愿再作太多，毕竟他现在是英格兰国王，放纵威尔士人的反英情绪只会给自己找麻烦。

   于是亨利七世只是采取各种虚头八脑的敷衍措施应付老家人，如在威尔士亲王亚瑟结婚后，送到威尔士的勒德洛定居，以便当地的格里菲斯、沃恩、赫伯特等家族方便朝拜。而在金雀花王朝，虽然王储也都是威尔士亲王，但他们毕竟不是威尔士人，因此主要在柴郡、兰开夏郡或约克郡等传统王室领地居住。

   另外亨利七世把叔叔彭布鲁克伯爵贾斯帕·都铎（Jasper Tudor，1st Duke of Bedford，Jasper Tudor, Earl of Pembroke）任命为南威尔士政府首脑，而在他死后无嗣的情况下，亨利七世把他叔叔的封地收归王室所有，因而这些领地不得不服从英格兰的管理方式。实际上，亨利七世采取了一系列的渐进式改革，准备把威尔士与英格兰彻底统一为一个国家。这个策略成功的标志是国会通过的《1536年法案》，要求把威尔士合并到英格兰的行政和法律中来。

    除了威尔士，玫瑰战争也削弱了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控制，这块领地也是金雀花王朝拿下来的，但同样处于地方自治状态。由于联姻关系，爱尔兰诸侯也分为兰开斯特派和约克派，以奥蒙德伯爵为首的巴特勒家族站在兰开斯特派一边，因为它向来比对立的菲茨杰拉德家族更忠于英格兰国王。菲茨杰拉德家族的首领是住在伦斯特的基德尔伯爵和住在芒斯特的德斯蒙德伯爵，这个家族支持约克派。于是1494年就任爱尔兰总督的爱德华·波因宁斯爵士说服爱尔兰议会通过了著名的《波因宁斯法案》，使爱尔兰议会置于英格兰国会的控制之下。并将被称为“大伯爵”的基德尔伯爵押赴伦敦。

    亨利七世颇有远见，没有简单地用封建法律制裁这位实力雄厚的冒犯者，他的表亲、姻亲和受他保护的人遍及整个爱尔兰。除了支持珀金·沃贝克之嫌，这位“大伯爵”还烧毁了卡谢尔的大教堂，但他的理由打动了国王，他说：“是我烧的，不过我以为大主教在里边呢。”结果亨利七世说了一句话，“既然爱尔兰全岛不能控制基德尔伯爵，那么，就让基德尔伯爵统治爱尔兰全岛吧。”基德尔伯爵得到赦免，重获自由，并且同国王的表妹伊丽莎白·圣约翰结了婚，然后被派回爱尔兰接替波因宁斯的总督职务。

    但亨利七世并非就此罢休，一边利用巴特勒家族和伯克家族，使基德尔那样有实力的人物也无法控制各大家族的族长，形成脆弱多变的平衡局面以利于中央统治。而后亨利七世找到了一个盟友，曾经帮助法国人驱逐英格兰人的大炮，爱尔兰人能够使用它们但不会制造。菲茨杰拉德家族的世代族长们身居中盖尔式的宫廷中，使英格兰统治区不寒而栗，在爱尔兰人眼中，他们胜过都柏林城堡里处境窘迫的英王代表，控制着一个更加名副其实的王国，但在科学文化阔步前进之时，火药打掉了菲茨杰拉德家族的威风。

    对于长期困扰北方的苏格兰，虽然诺曼安茹的国王们常常成为苏格兰的宗主，但也常常被不体面的赶走，尤其是苏格兰与法兰西结成长期同盟后，往往使英格兰陷入两线作战的困难局面。都铎王朝建立后，亨利七世采取联姻的方式，使未来的斯图亚特王朝子孙都成为他的大女儿玛格丽特的后代，但这一点也不妨碍苏格兰人继续与英格兰为敌。但最后我们将会看到，斯图亚特王朝虽然入主英格兰，但却采取亨利七世合并威尔士的方式，把苏格兰合并到英格兰里面，使得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俗称是英国而不是苏格兰或威尔士，不过这要到下一王朝里去说了。

    四方的平定使都铎王朝腾出手来修补多年以来国内战争的创伤，亨利七世最后的日子是非常富裕的，本来兰开斯特王朝的国王都有不善理财的特点，但由于玫瑰战争的结果，无论是兰开斯特家族还是约克家族的领地，最后都归于都铎家族，同时在平定叛乱中，他又没收可很多贵族的领地，因此使得亨利七世比他以前的所有国王都富有地产。

    亨利七世登基后领地收入从10000磅上升到40000磅；终身享受的海关收入从32000磅上升到42000磅。而这些收入加起来，到亨利七世末年，已经达到每年142000磅，而支出只有13800磅。不过亨利七世在政权稳固后，也学那些贪婪的国王对贵族们大肆罚金和强加债券（当然也有限制诸侯势力发展的考虑），以至于为他倚重的大臣恩姆普森和达德利后来都被喂狼了。同时他也延续了爱德华四世的经商习惯，关注尼德兰的贸易，资助到纽芬兰的航线。

    另外亨利也明白战争威胁比战争本身会使他得到更多的东西，因此从爱德华四世那里学来了享用岁贡的好办法。他召集国会使国会同意征税以准备对法战争，然后调集了一小股军队，在1492年渡海到达加来，包围了布伦。同时，他又和法王举行谈判。法王无力同时对付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英格兰，被迫交纳贡金请他退兵。他一举两得，象爱德华四世那样，不仅储存起法国及时交纳的大量贡金（其数量在头几年里约等于王室正常岁入的五分之一），而且得到了英格兰为进行战争而征收的税金。

    尽管亨利七世的财政年收入即使最高时也不能与当时大陆的一些国王相提并论，甚至未明显超出以前的几位英国国王，但是当别的君王将收入大量地挥霍于战争中反而负债累累时，亨利七世却采取和平政策谨慎地与各国周旋在国内也努力节约开支。正是这种“吝啬”使亨利七世拥有了一个充裕的国库，从而被当时大陆的一位作家称为“现知世界上最富有的贵族”悼号。

   由于充足的财力，使得亨利七世能够大兴土木，亨利七世用两座建筑来纪念都铎王朝的胜利——萨里郡的里士满宫和威斯敏特大教堂内的亨利七世礼拜堂。泰晤士河边的里士满宫原来是爱德华三世的一个行宫，亨利七世相中了这个地方作为修养之所，然而在1498年亨利七世准备在这里过圣诞节时，一场火灾把这个小行宫烧个精光。亨利七世于是借机重建行宫，并改建成哥特式的大城堡，四周环绕者14座炮塔，窗户多得出奇，而主建筑是一座高大的塔楼。在经过两年时间建成后，亨利七世为了纪念自己登基前一直用的约克郡里士满伯爵称号，将这座行宫命名为里士满宫。

    而威斯敏特大教堂内的亨利七世礼拜堂其实是为亨利六世建的，不仅因为他是亨利七世的亲大爷，而是因为他预言亨利都铎将终结玫瑰战争成为未来的英格兰国王。因此为了强调自己是兰开斯特家族的正牌继承人，亨利七世大力尊崇那个倒霉的亨利六世国王。他把威斯敏特大教堂中大祭坛后面的圣母教堂拆掉，腾出地皮修建了一座宏伟的新教堂作为祭奠亨利六世的圣殿。亨利七世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新教堂的建设中，因此这座教堂最后成为亨利七世自己的教堂，而由于工程浩大，这座教堂在亨利七世去世10年后才建成。

    同时亨利七世还致力于把亨利六世封为圣徒，不过大家都知道亨利六世是个精神病，因此生前的事迹实在难以启齿，于是亨利七世编造了一系列亨利六世在陵墓中显灵的证据，以此向罗马教廷申请。当然罗马教皇也不是傻子，不会轻易把精神病封为圣徒，因此这项谈判直到1509年还是进展甚微，而在这一年，亨利七世走完了自己五十二年的人生之路。

    亨利七世个人生活比较俭朴，但在公共场合也相当讲究排场。他穿着华丽的衣服，戴着稀世的珠宝，衣领闪闪发光；在公开场合有堂皇的华盖护驾，贵族前呼后拥，宫室人员多达七百人，每天在伦敦塔里进餐，膳费均由他开付；弄臣、音乐家、猎人以及他那出名的豹子可以使他欢乐。但这位都铎王朝的建立者还没有好好享受的时候，死神把他突然召唤而去。

    现存的亨利七世肖像几乎都是根据他死后用石膏套取的唯一面型而作的。这一面型无疑地留下了他的特征，不过显得过于严厉无情，同当时有关他的描写很不一致。但是，这些肖像似乎符合他的性格和经历。存放在全国肖像馆的那张画像，是在他逝世的四年前所作的。在这幅画像里，一双敏锐严厉的灰眼睛在拱形的背景里注视着远方，纤细而保养很好的双手轻轻地放在画面的底部；他双唇紧闭，只有嘴角微启，露出难得的一丝笑容；他显出疲倦、警觉和看破红尘的神情，更加显而易见的是一种痛苦的表情和责任感。都铎王朝的奠基人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所建立的这个王朝后来将引导英格兰摆脱中世纪的混乱状态，使她强大起来，并把她带入一个前景广阔的时代。

    1509年4月21日，亨利七世去世。在他的陵墓上一条威尔士红龙俯瞰着英伦三岛，象征着亚瑟大龙头（Arthur Pendragon、Pen-dragon= head of the dragons ）的后代重新成为不列颠的统治者。

亨利七世家谱：娶约克家的伊丽莎白

    长子威尔士亲王亚瑟（1486年9月20日—1502年4月2日），15岁
    长女玛格丽特，苏格兰王后，嫁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玛丽·斯图亚特女王祖母，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曾祖母）（1489年11月28日—1541年10月18日），52岁，有5个孩子
    次子亨利八世（1491年6月28日—1547年1月28日），嘉德骑士，约克公爵，康沃尔公爵，切斯特伯爵，威尔士亲王，英格兰国王。55岁
    次女伊丽莎白（1492年7月2日一1495年9月14日）夭折
    三女玛丽（1496年3月18日一1533年6月25日），第一次嫁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第二次嫁萨福克公爵布兰登。37岁
    三子埃德蒙（1499年2月21日一1500年6月19日）萨默塞特公爵，夭折，1岁
    四女凯瑟琳（1503年2月2日—1503年2月10日），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