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生活雅语，你会用吗

我是一个中国人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爱中国胜于爱美国。这是一本《在华五十年》开篇中的一句话，他的作者就是燕京大学之父司徒雷登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欣赏着燕园古建筑群那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可曾知道，这一今日北大最美丽的一块风景，就是昔日燕京大学的校园。“未名湖”三个字，也是司徒雷登任校长期间，由钱穆命名的。
毛氏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先生》使司徒雷登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但知道司徒雷登其人其事的则不甚了了。这篇文章流传之广贻害之深迄今难以企及。
司徒雷登的一生以及他身后的故事，带给我们太多思考，这其中也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本质性因素。
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杭州。夫妇俩在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是林顿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他于光绪二年六月（1876年），在杭州出生，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并跟随母亲学习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知识。1887年，11岁的司徒雷登被父母带回美国。大学毕业后司徒雷登成为一名受学生爱戴的青年教师，他热爱教育事业，爱弗吉尼亚平静而熟悉的生活，1905年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的妻子艾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中国。他在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在城市和农村传教，1908年，司徒雷登被委派任教于南京神学院，这位思想开阔的传教士积极地介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逐渐成为在华传教士的佼佼者。1918年，时年42的他前往北京担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1946年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1949年离开中国，1962年在美国去世
十多年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不仅使得美国教会对他刮目相看，也使他在中国赢得了广泛 的声誉。
当司徒雷登1919年春天接手大学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燕京大学的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规模很小，学生只有94人，大多数靠奖学金维持。教员中两位是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外籍教员很少够资格在大学任教。经费不足，只够开销的一半。司徒雷登一边改善原有的小摊子，一边策划另起炉灶。从1922年起，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有了经费后，他决定给学校另选新址。他和同事寻遍北京四郊，找到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这里原是清代一个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司徒雷登专门到陕西会见陈树藩，陈对建校很感兴趣，以6万大洋将地产卖给燕京大学，并把其中的1/3捐作奖学金。这一块地有40公顷，再加上陆续又在附近买进的其他荒废园地，使燕京大学的总面积达到原来的数倍之多。
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新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接着，他开始为大学寻找新的校址。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在燕京大学的创办之初，司徒雷登可谓是历尽艰辛，四处化缘。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燕京的捐款呼吁有求必应。1923年，他第一次去东北见到张作霖，印象很深的是在张那把宝座似的椅子旁边两只形象逼真的标本老虎，“张个子矮小，却有一双清澈、乌亮而敏锐的眼睛”。在听了他关于燕京大学的介绍后，土匪出身的“东北王”居然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当场捐款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总是毫不推脱，慷慨出手。张作霖把儿子张学曾送进了燕京。
1927年被北伐军击败的军阀孙传芳，曾经踞有长江流域富庶繁华的五省地盘，号称五省总司令，不可一世。有一次，司徒雷登和孙传芳见面，孙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呢？”司徒雷登回答：“ 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 ”孙说：“多谢你的好意。可是你的来意是什么呢？”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说：“我来看你就是为了向你筹集捐款。”孙站起来说：“日后再找个时间见你吧。”那一次孙只给燕京捐了一百美金，不过后来孙还是慷慨地捐了二万美金。孙的儿子也进了燕京，学习很刻苦。
此外民族资本荣氏集团和各个军阀段祺瑞冯玉祥等也多有捐助。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笔是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近两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获得美国霍尔基金会640万美元的捐助。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后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
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明确地说： “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
司徒雷登通过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而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见面之后，那位律师终于答应给燕京大学五十万，不过却要在一年之后，因为他要确认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1]
一年之后，司徒雷登再次见到这位律师，他还没有说话，律师就提出要实现诺言，不过，律师“变卦”了，因为他给燕京的不是五十万，而是增加了一倍——一百万。司徒雷登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趁机提出燕京发展的困难，并把款项要求提高到一百五十万，不过这次律师答应得比第一次就爽快多了。以当时燕京大学的实力，能够和哈佛这样当时在世界处于一流位置的学校联合，司徒雷登也不免有些自得。他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过去的大学校长，往往把学校内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司徒雷登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学家有萧公权，等等。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则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
这里同样是科学家的摇篮，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其间又有抗战干扰破坏，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人，但这里培养出了中科院院士42名，工程院院士11人。这样的成材率，是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比拟的。
看一下当年毕业于燕京的学生， 就会明白燕京大学在教育史上 的地位和成就：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华、外交家周南、社会学家费孝通、文学家冰心、 翻译家萧乾、历史学家王钟翰、 周一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黄昆、唐孝炎、侯祥麟、医学家吴阶平、艺术家孙道临、 黄宗江……1979年，邓小平访 美，代表团21位成员当中，有 7位毕业于燕京。在燕大33年的办学历史中，注册学生9988 人。其中培养出院士53人，各 个学科奠基人91名。”
在他的努力之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等学府，并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

燕大从一所无名的小教会学校逐步成长为中国一流，世界著名的大学。1928年，在国民政府对14所私立大学的教育、行政的考核中，燕京大学均名列第一，并被美国加州大学列为亚洲仅有的两所甲级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那所由他的朋友们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位临未名湖，冰心先生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所以，很快地这座庭院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受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
司徒雷登对于学生更是像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燕京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了这个规定，正当他手持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时候，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
谢冰心女士对司徒雷登的描写更是惟妙惟肖，她曾写过一篇《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
这十几年里，曾有过几次小小事情，同他有过几次短短的谈话，每次谈话里都是我们觉得他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微微地笑在你的对面或旁边
两手尽量握着又放在漆上，用温和诚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话的。他总是尽量的多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

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是成千上万的人。这成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这四件大事里总也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表现主议的是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个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他使我崇服，惊异，他哪得有这些精力与功夫？
一个人物的伟大，不但是能在打出着眼，有其能在小处下手。从纤细微小的事情里，能表现出伟大的精神，才是真的伟大。.....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就是冰心眼里的司徒雷登。

有一件事特别能够体现燕京大学以及司徒雷登在当时中国的影响。1935年，那时候的燕京大学已经享誉国际，当时对于政府的一些部门来说，它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有一次司徒雷登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蒋介石知晓之后，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安排了一次演讲。那次演讲，蒋介石临时有事未能参加，但是在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200人出席了这次集会。在这次演讲中，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的种种状况介绍给当时的官员，以至于此后的燕京毕业生在应聘政府职员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不得不对他们青眼有加。
宽容学运，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从这里发出

对于当时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司徒雷登表现出了比很多大学校长更大的宽容。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

司徒雷登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时，大会上校长的话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着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京大学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地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
这时候由于美日还没有开战，所以司徒雷登还选择能够继续留在沦陷区。
作为沦陷区唯一一所不被日伪统治的大学，燕大对于渴望上大学的年轻人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燕大一日存在，华北一日不亡的信念，使一批批优秀学子报考燕大，短短一年就使燕大的学生数量增加了一倍。
燕大虽然在日本人的占领下继续开办着，但它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忠诚着中国人的事业，在这段时期学生主要来自京津地区，由于急切想避开日本人的文化控制的人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就不顾卫生及其他的考虑，使他们挤进我们宿舍，这是艰巨但使人愉快的四年。
夏自强：就“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很多学生到燕京来念书，他就成立了一个，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他们的任务一个就是说，凡是这些困难的学生家庭，要给予他们补助，第二个任务就是帮他们，他们要是愿意到大后方或者到解放区去，就给他们提供帮助。
抗战关头一些学生们选择去抗日大后方，而司徒雷登动用自己所有的关系，甚至用自己的汽车把他们送出日本占领区，每当学生离开前，他总要临湖轩为他们送行，并且勉励大家，无论是到重庆还是到延安，都要加强合作共同抗日，而此时司徒雷登，把燕大校训做了修改，由过去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改为因自由、得自由、以服务。
作为中国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对于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也有一定影响，早在1933年5月，司徒雷登为燕大筹款的时候，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单独召见，罗斯福想通过司徒雷登来了解一下中国和远东的时局，而司徒雷登支持中国统一，反对日本侵略的观点，给罗斯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总统答应愿意为中国多做些事情，1938年7月15号，司徒雷登致函罗斯福总统建议对日本实施制裁，同年11月14日司徒雷登发表了“致北美教徒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终止对日贸易，美国政府虽然行动迟缓，后来还是对日本实施了，财产冻结和石油禁运，而司徒雷登个人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1941年年12月7日清晨，日本出动了三百五十架次的轰炸机，对美国的珍珠港海军基地进行了偷袭，日美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被偷袭后的当天，大队的日本宪兵开进燕大，第二天日本宪兵按照名单逮捕了十几个燕大师生后，宣布全校学生必须在当日下午三点之后离校，燕大被关闭后，变成的日本军官的疗养院，而正在天津休假的司徒雷登，也被日本宪兵逮捕，押解回了北平。
他是天津被捕时，先关在美国军营，然后又换了几个地方，就跟协和的院长（亨利霍顿），跟协和的另外一个人（特沃尔鲍温）他们三个人关在一起，其他美国人都关到潍坊的俘虏营去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燕大被解散了，司徒雷登被软禁，他软禁时间三年零八个月，时间不算短，分别关了三个地方，他还写了一些书，也接受一些日本人的讯问。
司徒雷登被捕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司徒雷登，这恰恰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决定在需要他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再释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师生被营救出来之后，司徒雷登又独自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四年的监禁生涯中，司徒雷登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后来，司徒雷登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写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
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就回到燕大，着手重建校园——10月10日燕大重新开学。
1945年，内战迫在眉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为特使，到中国调处国共纠纷，希望化干戈为玉帛。由于复杂的原因，调停失败。这时，马歇尔却提名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无事可做了，换一个人，也许会出现转机。而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作风知之广泛，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他，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学生担任着重要职务，所以他虽然是个外交“生手”，还是被杜鲁门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1947年7月，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职。司徒雷登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试图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但他毕竟不是做外交的，加之当时的情形非常复杂，国共两党势同水火，兄弟相残。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
内战全面爆发。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到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4月，中共攻占南京。苏联驻华大使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但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他想和中共保持接触。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曾经生活了几十年并曾经深深热爱过的土地。
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请示蒋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冷漠地回答：不必了。
毛氏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先生》更是火上浇油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在他身边的，只有过去一直支持他的秘书傅泾波。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王公的后人，在司徒雷登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体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风，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恐怕也只有他，能够体会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凉。
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没有在美国国内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险。1952年，辞去大使职务后，生活来源仅有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给的微薄退休金，生活相当拮据，晚景凄凉。
1962年9月在他临终之前，他给秘书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与妻子为邻。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1926年6月5日病逝于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
司徒雷登身后，傅泾波一直为将他落葬燕园而奔走。但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中共不可能容得下他，偌大的中国也容不下他。尽管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给中国留下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燕京大学，但中国人不能忘了他。傅泾波有生之年终于没有看到司徒雷登所托成为现实。一直到2006年，傅家的后人才得到消息，中国政府批准了将司徒雷登安葬在杭州。2006年，傅家的后人才得到消息，中国政府批准了将司徒雷登安葬在杭州。2008年底，在司徒雷登的出生地杭州，他终于得以安息。尽管“回家”的地点，并非他最期望的燕园，尽管昔日的燕京大学，已经变成了北京大学但这所只存在了33年的大学，为文明所增添的辉煌，历史将永远铭记。

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 为了教育，司徒雷登先生献出了他的前半生；因为政治，司徒雷登先生的后半生充满了无奈；他说，他不是“政策制定者”； 他说，他深爱着中国。
2008年，在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老校友们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阔别中国60年的司徒雷登之魂，再度回到了中国杭州。11月17日，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安息吧。

)--为缅怀司徒雷登

别了，司徒雷登（全文如下）

作者：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跑、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the end--

本站后记：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他，中文名叫司徒雷登，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中国的名气比在他的祖国美国还要大。回到中国安葬，是他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11月17日，根据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11月18日《钱江晚报》）

虽然毛泽东对司徒雷登给出了“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评价，但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斗争的特定符号，一如我们应当对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给予重新解读一样，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也只是把他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来写的，对于司徒雷登先生本人，其实并未给予任何私德方面的指责。

目前，历史正在逐渐还原它本来的面目，对司徒雷登先生的评价越来越变得公正持平。在相关资料中，司徒雷登先生早已恢复了他作为“燕园之父”的身份评价，他为中国的抗战事业所做的一切正逐渐为人所知。通过相关人士之口，我们得知，当年由燕京大学奔往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学子，全部是由司徒雷登先生指示校方解决路费的，他甚至还要亲自设宴饯行，希望燕京大学的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敌后根据地，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给予足够的敬意。

政治的归政治，感情的归感情。司徒雷登先生对中国的感情及其为这份感情所付出、所做的一切，无疑是有目共睹的。何况，在抗战后特定的历史时期，身为双重角色和情感的他一旦涉足政治，就得为自己所属的政治团体服务，所谓“人处政治，身不由己”，司徒雷登先生身处这种政治斗争、国家利益、情感倾向等多方面的撕裂当中，其精神痛苦不言而喻。1949年司徒雷登先生在不得已回到美国后当年就患上了脑血栓，并导致了长达13年之久的半身不遂和失语症，直到去世。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的这种疾病与此经历有关，但他希望将自己的骨灰送到中国的遗愿，却无疑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和不舍。

现在，作为一个具有美国血统和美国国籍的“中国人”，司徒雷登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漂泊之旅，终于栖身于他挚爱的杭州故里，回到了他情感的故土，回到了他一度为之奋斗甚至流血的土地。千秋功过，任由评说，目前他要做的，也许只有笑看半山风云、静观西湖美景吧。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先生！安息吧，司徒雷登先生！

2015-07-06 玉东临风

一

我正要去买鲜花，看到西湖边上坐着一个老人，守着两竹筐刚成熟的莲篷，就改变了主意：用莲蓬祭奠司徒雷登，更意味深长。
　　我曾是个狂热的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溶化在血液里”，特别敬仰那篇喜笑怒骂的《别了，司徒雷登》。在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我和表哥分别扮演尼克松和蒋介石，把他们丑化得愚蠢透顶，让极度贫困的乡亲们笑得前仰后合。大家不叫我李茗公而叫尼克松，不叫他朱好礼而叫蒋光头。40多年后，我还清楚记得辱骂司徒雷登的唱词：“解放军百万雄师打过长江，吓坏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他妄想和我国继续建交，耍诡计搞阴谋恶贯满盈。为帮助蒋介石他赖在南京，想不到照妖镜下露了原形！”
　　后来研究历史，我知道了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与和平事业的特殊贡献，也明白了那些唱词的漏洞百出，因此产生了深深的愧疚。
　　《别了，司徒雷登》谈“中国人有骨气”时举例说：“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但闻一多被杀害前的《最后一次讲演》却赞扬说：“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别了，司徒雷登》和《最后一次演讲》都收入中学课本，闻一多赞扬司徒雷登的话却被删了。九泉之下闻一多作何感想？
　　知道司徒雷登安葬在杭州后，我就决定要去墓前祭奠，向他鞠躬道歉！然而到了杭州，打听许多人却不知道墓址：宾馆总台、卖莲蓬老人和交警都不知道，出租车司机给许多熟人打电话，仍问不出子丑寅卯，拉着我绕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仍沮丧地把我送回宾馆。
　　不成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我立即请众网友帮助搜索！消息纷至沓来：司徒雷登墓在杭州郊区半山镇水洪庙安贤园公墓，服务热线0571－88141111。
　　太偏远了！此时距我离开杭州的车次仅有三个多小时，但我必须去祭奠。我被司徒雷登痴爱中国的真相感动着，区区163元车费、烈日下两个多小时奔波，又算得了什么！
　　的哥小王万分感慨地说：从初中课本里知道司徒雷登，却不知道他父母、弟弟都葬在杭州；不知道他母亲创办杭州弘道女中，不知道他弟弟是之江大学校长，不知道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司徒雷登率领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这才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燕大不仅为沦陷区学生提供了继续求学之处，还成为沟通沦陷区与解放区及大后方的秘密通道。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日本宪兵第二天就逮捕司徒雷登。他坐牢时间长达3年零8个月，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赢得了“身陷囹圄，临危不惧，忠贞不贰，亮节高风”的赞誉。
　　安贤园公墓对我非常热情，派专人当向导。在墓碑丛立的山洼里，我终于看到了神圣的十字架、洁白的和平鸽和微笑的司徒雷登。
　　烈日当头，在墓地人员和司机小王的默默注视下，我恭敬地献上那新鲜的莲蓬，然后深深鞠躬：
　　“原谅我，司徒雷登先生！”

　　二

墓碑林立的山坳里，蝉此伏彼起地叫着“知了──知了──！”
　　司徒雷登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创办了燕京大学。
　　晚清以来中国艰难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教会学校居功至伟。西方传教士创建了很多大中小学和女子学院。除燕大外，著名教会大学还有15所：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中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他们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泰斗级名人：教育家陶行知、建筑大师贝聿铭、外交家顾维钧、政治家宋子文、实业家荣毅仁、文化名人邹韬奋、费孝通、雷洁琼、金庸、林语堂、冰心……
　　我们经过惨痛的反右、三年大饥饿和十年文革浩劫，开始融入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国应该承认，虔诚的传教士们从外国筹集巨款来中国办教育，传播现代科学知识，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之下，都是功德无量的崇高行为。连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也在《别了，司徒雷登》的注释中删去了“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这句关键评语。
　　在司徒雷登墓前，我联想到上海交大2008年对“世界大学学术五百强”的排名：北大、清华都排在200名之后；联想到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调查的结果：中国孩子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联想到日本在新世纪提出到2050年争取30个诺贝尔奖，平均每10年6人，结果前9年已经获奖10人；联想到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应该为那些著名教会大学，树一个白求恩式的纪念碑。
　　当年，义和团烧毁了美英教会创办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校舍，创办者重建时计划合并为一所大学，但在学校名称和校长人选上分歧很大，后来达成妥协方案：选一位“局外人”任校长，很多名人推荐司徒雷登。
　　美国“海外传教运动”领袖罗伯特·史庇尔推荐说：“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许多朋友都认为那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经费非常困难，劝他别当这个校长。他也曾不愿接受这项任命，但他更知道办好一所大学的意义。为了痴爱的中国，他挑起了这副重担。
　　筹建燕京大学的本部设在城内盔甲厂。司徒雷登经常骑着毛驴为燕大校址四处奔波。为得到美国富豪和中国官绅资助，他四处奔波化缘，一连几天陪一个半聋老太太聊天玩游戏，希望她财产遗嘱别忘了燕大。他叹息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
　　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一所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环境最优美的校园拔地而起。他千方百计让名不见经传的燕大与哈佛、牛津和普林斯顿等世界著名大学合作，很快名声大震。
　　燕大是教会学校，司徒雷登却大胆提出“使燕大彻底中国化”。他说：“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他宣布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把宗教作为必修课，甚至也不必一定要做礼拜。同时他极力邀聘更多著名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燕大名师云集如雷贯耳：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陈垣、邓文如、顾颉刚、张东荪、刘廷芳、吴雷川、胡适、吴文藻、冯友兰、陆志韦、沈尹默……
　　司徒雷登民主理念非常鲜明。他说：“中国的学生运动是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学生是中国的希望。”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当面指责他把燕大办得“非常左倾”。司徒雷登和毛泽东也很友好。燕大学生奔赴解放区，他在送别时说过“国民党腐败无能，中共实行民主，美国政府决定支持中共抗日，你们到那里后请代我问候毛泽东先生。”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司徒雷登第一次握手，就赞扬说延安有他许多学生，在宴席上再次称赞燕大学生的出色表现，并邀请他访问延安。1940年秋司徒雷登在重庆骑马时坠马受伤，毛泽东闻讯立即发慰问电，且由周恩来亲自面呈。
　　据统计：燕大办学33年注册学生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新闻特派员90%是燕大毕业生。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共21人，李慎之等燕大毕业者，竟有7人之多。

　　三

司徒雷登成为妇孺皆知的“坏人”，是因为他当了驻华大使。
　　抗战及内战前，中共和美国关系相当友好。毛泽东书面回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提问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新华日报》发表歌颂美国民主的社论说：“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社论高呼：民主的美国万岁！
　　美国因国民党政权腐败而逐渐失去信任，对中共却日趋亲密。因此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发生“煮豆燃萁”的内战，司徒雷登为避免内战、建立联合政府而积极调解尽力斡旋，他说：“为了把握问题的症结，我们不仅要扫除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而且应该以充满希望、富有成效的精神来敏思、果断。国民党中存在大量令人痛惜和谴责的弊端，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具有很多值得称赞的造福于民的优点。假如国共双方的优良品质能互补，融为一体，捐弃前嫌，这将是一个极妙的联合。”
　　所以，艾奇逊1949年8月5日公开信说：“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国民党曾于1946年不顾马歇尔元帅的警告发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马歇尔警告说，这种行动不仅会遭致失败，而且会使中国陷入经济的混乱，最后并将摧毁国民政府。……没有一个对军事情况的估计，比这更完全地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实。”
　　所以，国共内战开始不久，杜鲁门政府就宣布对中国实行制裁，停止一切军事援助。当时国民党是中国合法政府，承受制裁的当然也是国民党。这种制裁国民党退到台湾也没停止，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才终结。1948年末蒋介石委托宋美龄到美国求援失败，不得已又退而求其次，请求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证明美国仍支持蒋政权，但这个有名无实的要求，美国竟然都没答应。
　　国民党政府南逃广州时，苏联大使罗申也追随到广州，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反而留在南京。他要想方设法促使美国和中共建交。国民党政府要人何应钦等高层要人轮番敦促，请他移驻广州，他故意拖延。在4月22日南京城响起枪声的最后关头，他说接到美国国务院指示，让他暂留南京。国民党政权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司徒雷登当然知道从前中共是苏联掌控下共产国际领导的一个支部，革命根据地叫“苏区”，政权叫“苏维埃”，武装力量叫“红军”，小学也叫“列宁小学”，连工农红军作战也长期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专家指挥，苏联和中共实际是“上下级关系”。但是，他和私人秘书傅泾波，仍要努力争取美国与中共建交。
　　1949年5月，燕大毕业的共产党人黄华（后任外交部长）和林克（后任毛泽东英文秘书）奉命以私人身份会见司徒雷登。老校长告诉他们：美国方面指示让他与中共接触和会谈。
　　他在与黄华接触的同时，还托请民主党派陈铭枢与中共联系，转达美方五点意见和四个文件。五点意见是：(1)美国人相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存；(2)美国对即将由中共控制的政府有两点特别关切：一是真正尊重人权，还是搞成极权或警察国家？二是是否从事暴力式的世界革命？(3)凡是希望美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人，都对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感到不安；(4)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官员言论似乎不鼓励和美国通商；(5)美国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该重视司徒雷登大使等留在南京的事实。四个文件说明与美国保持关系对中共如何有利和重要。他甚至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获贷款。罗隆基得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即将发表，未敢向毛泽东转达这个口信，以后也只是告诉了周恩来。
　　6月6日，司徒雷登说他接到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会见周恩来，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见，返美活动更有力量。傅泾波说司徒雷登希望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救灾物资能运回中国，提供大批借款和进行贸易对中国工业化会有帮助。黄华说去北平并非易事，战争中铁路损坏严重。傅泾波说司徒雷登有一架小型飞机可用。黄华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考虑非官方渠道接触较方便，决定由燕大校长陆志韦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大。
　　6月28日第三次见面，黄华说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他重访燕大。司徒雷登高兴地说：“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本人在国内的威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方朝着承认共产党政权跨出的第二步（第一步是我留在南京）。”
　　然而，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一边倒”外交政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甚至对司徒雷登主动表示的美国援助也公开拒绝：“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于是，一切皆成泡影。
　　王立，1972年《上海公报》谈判参与者、曾任中国驻美国芝加哥总领事。他在《1949年中美走向敌对关系的客观背景》中说：早在1949年4月，毛泽东已向中共内部发指示“不急于同美国提交”，“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急于去解决”。
　　美国政府只好于7月2日回复司徒雷登，不同意他在目前形势下赴北平，必须于7月25日前回国；司徒雷登竟然再次提出了去北平的请求，恼怒的美国政府电令司徒雷登：务必于8月2日前离开中国！他这才不得不登上飞机，离开他生活了55年的中国。回国后他就被美国政府“封杀”：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并且要“审查”他，所幸被私人秘书傅泾波想方设法抵制而不了了之。
　　“举世无仇敌”的司徒雷登，首先得罪了国民党，接着得罪了美国政府，最后又得罪了共产党。他以基督徒的博爱和痴情，打了一个似乎至今也仍无法解开的“中国结”！

　　四

司徒雷登中美建交努力失败了，但很多人相信：如果中美当时建交，不但大陆和台湾的历史要改写，甚至朝鲜战争也有可能避免。
　　虽然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嘲弄抨击美国政府，但是美国总统杜鲁门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仍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决定，并表示不拟卷入中国内战。1月12日艾奇逊发表讲话，也仍把台湾划在美国远东防线之外。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七舰队才开赴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
　　其实，早在1949年4月，金日成就派特使向毛泽东递交了朝鲜劳动党致中共的信，请求中共把解放军中的3个朝鲜师转交给朝鲜，准备统一。毛泽东表态支持金日成南北统一。科瓦廖夫5月18日致电斯大林汇报说：毛泽东认为“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于这一点时，才可以采取。”（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190页）对于外国的武力干涉，据说毛泽东的表态是：“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毛泽东又补充说：“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同上书第187-188页）1949年7月至1950年元月，中共支援了全副武装且经过长征、抗日和国共内战锻炼的朝鲜族军事干部和战士35141人，为金日成发动统一朝鲜战争奠定了基础。
　　《赫鲁晓夫回忆录》说：金日成两次汇报打过三八线统一全朝鲜得到斯大林支持，但“斯大林仍然决定就金日成的建议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我一直完全无法理解的是，正当金日成准备进军之际，为何斯大林召回了我国的顾问；原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的各个师都有我国的顾问，也许团里也有。斯大林悉数召回了替金日成出谋划策和协助他组建军队的顾问。我当时就曾向斯大林讲了自己的意见，而他对我的异议却抱着十分敌对的态度：‘不行！他们有可能被俘。我们不希望出现指控我们参与此事的证据。这是金日成的事情。’”
　　过去权威材料都说：毛泽东出兵朝鲜是反复权衡之后的非常无奈之举，然而研究冷战国际史的沈志华却发表文章言之凿凿地说：1950年5月14日接到斯大林电报后，毛泽东“不仅当场宣布全力支持北朝鲜的军事行动，而且在战争开始后，一再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派兵入朝助战。”
　　我最感到愤怒的是，苏联不使用否决权！联合国宪章规定重大决议须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通过。只要苏联使用否决权，其他联合国成员国可能就不出兵朝鲜。这令人想到那个成语：火中取栗！
　　知道当年加入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和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的名单吗？他们是希腊、法国、埃塞俄比亚、丹麦、哥伦比亚、加拿大、英国、泰国、瑞士、南非、菲律宾、挪威、荷兰、新西兰、卢森堡、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比利时。
　　最吊诡的是，战前双方以美苏协议的三八线为界，战后仍以三八线为界；但参战各方都说自己胜利了。
　　今日朝韩人民生活的巨大差异更令人感慨。
　　在司徒雷登墓前，我想起毛泽东为中美建交精心策划“小球转动大球”：1971年4月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举行，美国运动员科恩误上中国队班车，中国运动员如临大敌，庄则栋却欢迎他并赠黄山织锦，美国领队哈里森因此提出访问中国。外交部报告周总理，总理批示暂不邀请并呈毛泽东，毛泽东圈阅后退外交部。然而4月6日晚11时多，毛泽东服安眠药后昏昏欲睡却突然说：“打电话——王海容——美国队——访华！”毛泽东规定吃安眠药后讲话不算数，吴旭君故意说没听清，他又一字一句重复一遍。吴旭君还不放心，问吃安眠药后算不算数，他着急地说：“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中美两国经历了铁血对抗，几十年后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中共和台湾也结束了敌对关系，也有了新的开端。
　　当年艾奇逊公开信说：“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党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事实证明，第一个目的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实现的。在中共方面，他们拒不接受将削弱他们一贯坚持的目的——全中国共产主义化——之自由的条件；在国民党方面，他们不顾美国军事代表的屡次忠告，仍然抱着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幻想。”
　　我对未来国共两党、大陆与台湾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持乐观态度，恰如鲁迅的诗句：“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五

我正在对司徒雷登墓碑拍照，忽然发现小王师傅拿着采来的野花放到墓前，他也深深地鞠了一躬！
　　司徒雷登1962年9月19日因心脏病去世，终年86岁。其《最后遗嘱》说：“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昔日燕大校园成了北大校园，有关方面多方查找，也没找到司徒雷登夫人艾琳的墓葬。
　　私人秘书傅泾波为司徒雷登魂归燕园而奔波，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圈阅同意，1986年8月中国驻美使馆转北大公函，同意他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临湖轩。大家认为墓碑设计加工需要一定时间，且隆冬将至，年老体衰的傅泾波不宜远行，定于次年5月4日举行仪式。不料风云突变，北大一些人坚决反对。1987年4月中国驻美使馆通知暂缓办理。1988年10月，傅泾波带着未竟心愿逝世。
　　傅泾波之子傅履仁继续为实现司徒雷登遗愿奔走。他是美国陆军第一位华裔少将，1995年退役后出任麦道公司北京总裁，他觉得自己是司徒雷登归葬中国的最后希望，因为司徒雷登已无直系亲属在世，其独生子已于上世纪80年代在密西西比的一个小城市去世。
　　傅履仁等人向克林顿总统访华先遣人员、美驻华使馆努力通融，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指派麦克海公使办理，多次与中国外交部商谈。1999年初北大也曾就司徒雷登归葬进行研究，原则同意低调进行，并将意见呈报中央，不料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被炸，归葬也就没了下文。
　　2006年习近平率浙江省政府代表团访美，傅履仁在会谈中谈到司徒雷登归葬问题。不久傅履仁回访中国时，浙江省外事办主动提及此事，很快向傅履仁确认司徒雷登可以归葬杭州。
　　燕大校友会内部意见分歧，有人坚持归葬燕园。但经历了种种曲折的傅履仁态度明确：避免节外生枝！最终达成共识：葬于杭州是目前的最佳选择。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在去世46年后，终于以燕京大学创始人的身份归葬于出生地。
　　归葬杭州既是司徒雷登的遗憾，更是现据燕大校园的北京大学的遗憾，北大应恢复兼容并包的光荣传统。胡锦涛2006年4月22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说：“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各种偏见，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安息吧，司徒雷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会鼓励继续教会办学，甚至北大也有可能欢迎您魂归燕园，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不会忘记您！

Falling Snow

Amy Lowell

The snow whispers around me

And my wooden clogs

Leave holes behind me in the snow.

But no one will pass this way

Seeking my footsteps,

And when the temple bell rings again

They will be covered and gone.

汉译一：

下雪

艾米·洛威尔

雪花漫天飞舞，如泣如诉

我的木屐留下一串串印迹

在洁白的雪地里。

不会有人沿着这条路

找寻我的足迹，

当寺庙的钟声再度响起

它们将湮没消失。

（李顺春、王维倩 译）

汉译二：

飘雪

艾米·洛威尔

雪花在我耳边倾诉，

木屐在我身后

的雪地上留下清晰的印迹。

没有人会朝这边走来

追寻我的足迹。

当寺庙的钟声再度响起

雪上的印迹将被新雪覆盖。

（张智中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