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论【一】
——再谈发挥译文语言优势
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 是我在1981年《翻译通讯》第一期中提出来的。后来, 翁显良教授在《翻译通讯》1982年第一期中说道:“英译汉应该因汉语之宜,或分或合, 或伸或缩, 灵活处理, 充分发挥我们在运用本族语方面所固有的优势; 这样才有可能做到译文与原文二者艺术效果大致相同, 这样才是忠实于原作。”又说:“原著的艺术性越高, 越要发挥汉语的优势。”最后他说:“外国文学作品的汉译, 其成败关键, 在于得作者之志, 用汉语之长, 求近似之效。不得作者之志, 当然不可以自由; 不可自由而自由, 那是乱译。既得作者之志就不妨自由;可自由而不自由,一定会影响汉语优势的发挥, 得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汉译的技巧, 说到底, 无非是摆脱原文表层结构的束缚而自由运用汉语再创作的技巧。
”我完全同意翁显良的意见, 用他的话来说, 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就是“用汉语之长”,“自由运用汉语再创作的技巧”。不过我觉得他谈译语的优势, 只谈到英译汉, 没有谈汉译英; 而我却认为发挥优势不是单行道, 而是双行线。于是, 我又在《翻译通讯》1982年第9期发表了一篇《扬长避短, 发挥译文优势》, 进一步说明了汉诗英译, 也应该发挥英诗音韵格律的优势。发挥优势的提法, 得到了翻译界的响应, 如《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83年第一期发表了劳陇的《怎样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外国语》1983年第三期又发表了魏培忠的《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 魏培忠说:“这里所谈的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 是在忠实、通顺的基础上, 还要注重修辞, 使译文的语言更加规范化和艺术化。”
关于发挥译文优势, 也有不同的意见, 如董乐山在《翻译通讯》1985年第11期中说:“现在有一种说法, 叫做发挥汉语优势, 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提法。我不懂什么叫‘汉语优势’, 如果是滥用中文成语, 什么‘南柯一梦’、‘黄梁美梦’、“寅吃卯粮’等等, 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成了中文陈词滥调的堆砌, 这就不可取。至于什么‘风流女皇’、‘交上了桃花运’也就更是等而下之了。中文成语要用得恰到好处才是。”董乐山说他“不懂什么叫‘汉语优势’,
”说来也怪, 我提出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之前, 参考过董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 并且吸收了他的经验,才得出了这个结论。我读董译, 觉得它很有吸引力, 如《第三帝国的兴亡》译文第7页有一句“魏玛共和国即将寿终正寝”, 但是一看原文, 却只是The
W eim ar Repub was about to expire.这是董乐山文中所说的“准确表达原文含意”吗?不是, 因为西方根本没有“ 寿终正寝”这个生活现实或传统, 原文自然不可能有这个含意。这是“不必要地卖弄辞藻文采, 甚至添油加醋, 弄得不好反而有损原意”吗?也不是, 因为译文的表达力显然强于原文。因为两种文化不同, 对同一个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如后面提到的“搭凉棚”) 而文化历史悠久的表达方式往往胜于历史较短的表达方式。这是中文成语“用得恰到好处”吗?也许是的, 但董译中很多好的表达方式并不是成语, 如406页上说: 对这个建议“要么接受, 要么拉倒”。这样看来, 董译的吸引力既不在于表达“准确”, 也不在于卖弄“文采”, 又不在于成语用得“恰到好处”, 那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总结了一些董译的妙笔, 发现他和傅雷、朱生豪、杨必等一样, 都是发挥了译文语言的优势。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就是“扬长”, 而“扬长”的另一面是“避短”。我发现董译的妙笔在“扬长”, 而他的败笔却是没有“避短”。我国文化历史悠久, 词汇丰富, 表达力强, 这是中文的“长”; 但是我国语文没有关系代词, 关系从句不能象英文那样放在所修饰的词之后,而要放到词前, 因此关系从句不能太长, 这是汉语的“短”。董译的败笔恰恰是没有“避短”, 如《第三帝国的兴亡》199页上说:“你们同那个以促使陆军赖以存在的一切基础归于解体为宗旨的哲学有任何共同之处吗?”
虽然董译没有“避短”, 但他却能“扬长”, 能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 为什么译者本人却“不懂什么叫‘汉语优势’”呢? 我想这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译者虽然富有感性经验, 却没有把自己的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上升为理论; 换句话说, 译者还处于“自在”的阶段, 没有达到“自为”的境界; 也就是培根在《谈读书》中所说的“expert”, 而不是“learned”。据王佐良的译文说:“练达之士虽然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 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 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换而言之, 译者是个重视“微观”的专家,而不是个具有“宏观”的学者。因此, 译者虽然能发挥译语的优势, 但因为那是不自觉的, 所以并不能利用这个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董文中说:“不是老王卖瓜, 我且举《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扉页上第二句引语为例, 那是德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元帅的话,他说,
H it ler w as the fate of the Germ an peop
le, 如果把它译成‘希特勒是德国人民的命运’, 我想也不能算错, 但是从中文看, 始终没有表达出那种所说‘在劫难逃’,‘命中注定’的认命的意思, 所以反复推敲后来改成了‘希特勒是德国人民的劫数。’这样原文的含意就充分表达出来了。”如果只看一个单词,这里把“fate”译成“劫数”, 不但是表达了原文的含意, 而且可以说是发挥了译语的优势; 但从全句看来, 说一个人是“劫数”就不通顺易懂了, 如果改成希特勒给德国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 不是更“充分表达”了“原文的含意”吗?那才可以算是见木又见林的译法。
董文中把“风流女皇”等说成是“陈词滥调”, 是滥用中文成语, 这也是一种见木不见林的说法, 因为一个词是不是陈词滥调, 要看它用在什么场合, 要看它的上下文是什么。如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第一幕第二场132行谈到“th
is enchant ing queen”, 如果译成“风流女皇”, 恐怕也不能算是陈词滥调吧。由此可见, 译者不能孤立地翻译一个单词,因为没有上下文, 就不可能有译文(No
con tex t, notex t )。又如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第三幕第二场勃鲁托斯说:“Rom
an s, coun t rym en, and lovers”,朱生豪的译文是:“各位罗马人, 各位亲爱的同胞们!
”孤立地看一个单词, 把“lovers”译成“亲爱的”几乎不能算错; 但在下文却有一句“W
ho is here sovile that w ill no t love h is coun t
ry?”结合上下文来看,“lovers”在这里就应该是指“爱国者”了。(此外,“各位”后面的名词应该是单数, 朱译说“各位亲爱的同胞们”, 不是规范化的汉语, 自然也没有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董乐山说他“不懂什么叫‘汉语优势’”, 还有一种可能是我的提法不妥。1982年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在西安召开翻译教学座谈会, 我在会上提出过发挥译语优势的问题, 当时也有在场人说不懂, 可见我用的词不算恰当。但是1985年暑假, 我参加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讲学团去丹东讲学, 又提出了发挥优势的问题, 听讲的有一百五十多位从全国各高等院校来的英语教师, 却没有一个人说是听不懂的。原因在哪里呢? 发挥译语优势到底是不是“一种科学的提法”呢?我回想起来, 在丹东讲学时我既讲了中文, 又讲了英文, 中文我说“发挥译语优势”, 但英文并没有用什么advan
tage 或superio
rity 之类的词, 而是说“m
ake fu ll u se of the good exp ression s of the tar2get
language”, 再翻译为中文, 就成了“充分利用译文语言好的表达方式”。其实,“发挥”就是“充分利用”“优势”主要是指“好的表达方式”, 但是内容更抽象, 范围更广泛。这样说来,“发挥优势”就是指“用汉语之长”, 应该是比“充分利用好的表达方式”更科学的了。
但董乐山说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提法”。我觉得他的说法也对, 也不对。因为狭义的科学是自然科学, 说发挥优势不合乎自然科学的规律, 也许不能算错; 我自己翻译论文集就取名为《翻译的艺术》, 可见我把文学翻译看成是一种艺术, 而不是一门科学, 但广义的科学却可以包括社会科学在内, 这种提法是不是合乎社会科学的规律? 就需要研究了。一般说来, 自然科学可以用机器翻译, 所以翻译也可以算是科学; 文学作品不能用机器翻译, 不像照相, 而像绘画, 所以翻译只能算是艺术。但从理论上说, 文学作品都是用最好的表达方式写出来的, 那么翻译时是不是也应该充分利用最好的译文表达方式呢?如果应该, 那就不能说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是不科学的提法了。何况人的翻译有胜过计算机的地方, 正是因为人能充分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
这个提法是不是合乎科学?我看主要应该通过实践来检验。其实, 关于翻译标准的各种提法都是译者实践的总结, 又反过来指导译者实践的。如果实践的结果得到读者欢迎, 就说明提法是正确的, 合乎科学的; 如果实践的结果相反, 那就说明提法“不科学”。前面已经用董译的例子, 说明即使他不自觉地运用了“扬长”的译法, 结果还是取得了成功; 但在他没有运用“避短”的译法时, 结果就是失败。现在再谈谈我自己实践的经验。
在翻译一本文学作品时, 我要问自己三个问题:一、译文是不是忠实于原文?二、译文语言是不是通顺, 有没有避短? 三、有没有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有没有“扬长”? 或者换句话说, 有没有充分利用译文语言好的表达方式?还可以改得更好点吗?下面就举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昆廷、杜沃德》第一章一句为例:
The
jou st s and tou rnam en t s, the en tertainm en t s and revels, w
h ich each pet ty cou rt disp layed, invited to F rance every w
andering adventu
rer; and it w as seldom that,w hen arrived there,he failed to emp
loy h is rash cou rage, and headlong sp irit of enter rise, in act
ion s fo r w h ich h is happ iernat ive coun t ry affo rded no f
ree stage.
这句初稿译成:“各个小朝廷都夸耀的比枪演武、饮酒作乐, 把每个胆大妄为的流浪汉都吸引到法兰西来了,很少有个流浪汉来后不能显示他鲁莽的勇气和轻率的冒险精神的, 而他更幸运的故乡却没有为这些活动提供自由的舞台。
”我先问自己第一个问题, 回答是译文忠实于原文; 再问自己第二个问题, 回答是译文的语言通顺,但问到自己第三个问题时, 就不敢回答说我已经发挥了译文语言的优势, 充分利用了译文语言好的表达方式, 以至不能改得更好了。于是我就进一步来修改译文, 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 反复推敲之后, 结果把这一句译成:
“每个小朝廷都引以为荣的比枪演武、饮酒作乐, 使四海为家(或流浪江湖) 的亡命英雄闻风而来;难得有个好汉到了法兰西不能一显身手, 表现他的匹夫之勇和冒险精神的, 而他幸运的故国却没有提供这种英雄用武之地。”我觉得“引以为荣”、“四海为家”、“亡命英雄”、“闻风而来”、“好汉”、“一显身手”、“匹夫之勇”、“英雄用武之地”, 都是比初稿更好的表达方式, 可以说是发挥了译文语言的优势, 自己读后觉得满意甚至颇为得意,有点读历史小说之感。读者也许会问: 这第三个问题可以不可以说是译文传达了原著历史小说的风格?我要回答说: 不是, 因为译文的初稿已经传达了原著的风格, 而定稿传达的却是我国历史小说的风格。正如董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把“exp
ire”译成“灭亡”已经是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风格, 而译成“寿终正寝”却是我国历史家的史笔, 是用了汉语之所长。
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想这话可以应用到翻译上来,那就是说, 忠实的译文只能使读者“知之”, 忠实而通顺的译文才能使读者“好之”, 只有忠实通顺而又发挥了优势的译文才能使读者“乐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 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 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
, 那人正(当作‘却’) 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我想这话如果应用到翻译上来,第一境可以说是“知之”境, 第二境是“好之”境, 第三境是“乐之”境。“乐之”是翻译的最高境界, 是读者对译者的最高评价, 是翻译王国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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