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博理与新中国的翻译实践

沙博理与新中国的翻译实践

【编者按：《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英译者沙博理（Sidney Shapiro）先生于2014年10月18日8时30分在北京家中安详辞世，享年99岁。本文对沙老的汉英翻译成就做了明晰的介绍和梳理，今先发电子版，向沙老致敬并致哀，望老人家一路走好。文章纸版将刊发在今年第12期《英语世界》的纪念专栏中。】

任东升马婷

翻译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国家或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规划性或规模性的翻译实践，被视为“国家事业”。美国学者言称Translate or die（不译则亡），梁启超所谓“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要义”，都将翻译的极端重要性上升到关乎国之存亡的高度。我们把这种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称为“国家翻译实践”（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翻译实践中，沙博理是一位既有“外国专家”身份又以中国国籍身份产出了千万字中国文学英译作品的翻译家。

沙博理是华籍美裔犹太人，本名Sidney Shapiro，汉语名有“博学明理”之意。他1947来华，结识了中国戏剧家凤子，不久两人喜结连理。因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他于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加入中国国籍。1951年起沙博理作为外国专家担任翻译和编辑，先后供职于对外文化联络局、外文出版社、《中国画报》杂志社，专事汉英翻译长达50年。并于1983年以来一直作为全国政协新闻出版委员参与国事。沙博理一生为新中国文学翻译事业和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获得“彩虹翻译奖”（1995）、“国际传播终身荣誉奖”（2009）、“‘中国因你而美丽’国际友人奖”（2009）、“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0）、“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2011）等多项荣誉。

沙博理的翻译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这是沙博理翻译生涯的“高峰期”。从1951年到1966年，沙博理翻译的111部文学作品以124篇署名或匿名的译文形式刊登在《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上，共计3237页。作品题材主要为红色革命文学，其中大部分集结修订后以英文小说的形式出版。根据沙博理的自传《我的中国》可知，沙老本人十分喜欢翻译这些小说，他对其中的许多人物感到亲切。他认为“中国的男女英雄都有那么一股勇气和闯劲，强烈地使人联想到美国的拓荒精神”。这与他本人爱冒险、爱想象的性格不无关系。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有《新儿女英雄传》（Daughters and Sons, 1956）、《林海雪原》（Tracks in the Snowy Forest, 1962）等。《新儿女英雄传》不仅是沙博理翻译的第一部中国小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小说。作为国家翻译机构中国外文出版社的译者，沙博理将突出小说中的爱国英雄的事迹作为贯穿始终的翻译目的，并为此运用了多种翻译策略，如增译以突出英雄人物特点、省译以淡化英雄人物缺点等。这部小说为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对外树立崭新的国家形象起到了正面作用，1952年在美国成功发行更是为新中国第一次国家规模的对外文学译介开了个好头。

“文革”十年是沙博理翻译生涯的第二个时期。我们首先要提的当然是他一生最具影响力的译作《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这部作品的译名还曾让他卷入一场与“四人帮”的政治较量。根据沙博理的回忆文《<水浒传>的英译》和我们在2010年9月对他进行的当面采访，书名最初被译为Heroes of the Marsh，然而“四人帮”并不认可对梁山好汉heroes（英雄）的称呼，要求重译书名。沙博理机智地将“heroes”改为“outlaws”，用outlaw隐喻西方文化中“劫富济贫的民间英雄”，如此一来把“四分帮”蒙骗了过去。《水浒传》沙博理译本Outlaw of the Marshes一经出版便获得极大的赞誉，为他赢得过中国文联授予的最高翻译奖。丹佛大学的伯顿拉费尔教授在1981年8月27日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对该译本给予高度评价:“沙博理先生以他欢快的文笔，使这部在中国几百年来人们十分喜爱的小说读来非常有趣，他那大胆的译文使小说中的人物栩栩如生”。美国汉学家西里尔•伯奇评价说，旧译本只是将《水浒传》部分地带给了西方，而沙博理的成就要比原来的译本优秀三倍，他的中文知识使这个译本更加准确、直截了当，而它易懂的英文也比旧本更加优美得体。《水浒传》沙译本在能够准确向外国读者讲述故事的前提下仍能保留大部分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以吸引读者兴趣，是因为沙博理秉着对翻译艺术的忠实以及对读者的关照，尽可能地在各种机构性规约间运用灵活的翻译策略。他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译本的翻译语言可以说是“中国英语”的典型范例，尤其句式层面的汉语文化标记尤为显著。2000年《水浒传》沙译本被收入目前中国最大的外文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中，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国内翻译界长久以来都为中国古代典籍怎么翻由谁来翻的这个问题争执不休，而沙博理成功翻译《水浒传》的事例对同类文学经典的翻译起到很大的借鉴作用。

“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直到现在是沙博理翻译生涯的第三个阶段。1983年退休后，沙博理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自主写作之中，出版的著作有：《马海德：美国医生乔治·哈特姆在中国的传奇》（Ma Haide: The Saga of American Doctor George Hatem in China， 1993）、自传《我的中国》（My China: The Metamorphosis of a Country and a Man， 1997）等，满足了他一直以来希望成为一名作家的愿望。他还将自己多次深入中国社会基层调研的经历写成《四川的经济改革》（Experiment in Sichuan: a Report on Economic Reform, 1981）。与此同时，他先后整理、编译《中国古代犹太人》（Jews in Old China: Studies by Chinese Scholars, 1984），《中国古代刑法与案例传说》（The Law and the Lore of China's Criminal Justice, 1988），《中国文学集锦：从明代到毛泽东时代》(A Sampl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Ming Dynasty to Mao Zedong, 1996) 3部书。这些具有很高学术研究价值的作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新时期中，他的翻译也显现出极大的译者主体性，代表作有《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Deng Xiaopi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Daughter Recalls the Critical Years, 2002）。这本书是邓小平之女邓榕亲自委托沙博理翻译的。在译作前言中，沙博理表示非常喜欢这本伟人传记，但认为西方普通读者阅读起来会有些许困难，因为这本书介绍了极端艰难环境下中国土地上那些引人注目的人物，包括他们的历史、文化和习俗。为了再现原作中的历史事件、文化意象，他采取了几种文化翻译策略，如撰写序跋和专文、增减译等，通过操纵文本对外推介新时期的中国文学。

沙博理一生都践行着用翻译表达“最真实的中国”的信念。他认为翻译就要把内容和风格二者都表达出来，切记不可逐字直译，允许对形式稍有改动；在风格再现方面，译者除了要透彻了解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人物的个性和特征、人物生存的自然环境，得同样透彻地熟悉外国的对等词语——或不如说最接近原意的目的语。他不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充满热爱，在思想上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接受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准则，巧妙地将这一准则运用到自己的翻译实践中。在这样的翻译思想指导下，沙博理逐渐形成了自己“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翻译特质。

沙博理在青年时代接受美国本土的“西式教育”，其价值观、诗学观和审美观难以摆脱美国社会的烙印。到中国后，他主动接近和吸收中国文化，他的妻子凤子更是他本人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沙博理曾深情吐露：“凤子不仅是我的妻子，也是我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惜我的中国凤。”从他的译著、自传及采访中，我们时常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中国情怀”。这种文化的杂糅身份，使他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立场，其翻译实践也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他以“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解读所译中国作品，以“文化间”双重身份操作自己的翻译，以“英语读者”的视角把握译文表达，我们将这种新的翻译模式称为“沙博理翻译模式”。这种“一人三体”的翻译模式对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和“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模式和方法论双重意义。站在国家翻译实践的高度和视角，对沙博理的翻译贡献进行个案研究，可以看出“外来译家”的文化身份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在翻译实践中再现“真实的中国”的追求。

“沙博理翻译模式”还能从基本的翻译语言层面指导国家翻译实践。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和“民族的基本特征”，更重要的还是“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以及“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命脉”。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的翻译语言必须带有中国文化主体标记，再现中国文化特色和体现国家立场，这样才能通过与‘他者’的比照中昭示自我主体性，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文化语境中争得话语权。沙博理的千万字翻译作品作为“输出型”国家翻译实践产生的翻译语言，是研究“中国英语”的最佳语言资源，由此可望为规范的中国英语奠定理论根据，从而建构中国英语的语言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文学的传播和文化走出去战略。

附录：沙博理译作、著作（195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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