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幸运的北外，幸运的我们（I）

2012年春游青岛崂山
（左起:杨立民，王立礼，周燕，梅仁毅，陆培敏，吴一安）

幸运的北外，幸运的我们（I）
    我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之所以在过去的年代里在我国的外语教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因为北外有一支优秀的、不可多得的教师队伍。这支队伍老、中、青相结合，形成一个结构均衡合理的梯队，教书育人的优秀传统代代相传。北外有这个优秀群体是非常幸运的。

我于1959年考入北外，在校期间，这老、中、青三批教师的划分相当鲜明。“老”教师其实按现在的标准并不都老，年事最高的六十岁出头，有些才四十多岁，被称其“老”是人们出于尊敬，因为他们精通英语、水平高、德高望重。其中有初大告、水天同、吴景荣（后调到外交学院）、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刘世沐、张汉熙、李秉汉、危东亚、王锡钧、张振先、熊德輗、杨树勋，等等教授。他们的来源主要是两部分，绝大部分是留洋归国的学者，有些在三四十年代已经学完归来在不同的大学任教，有的在解放初怀着报效国家的爱国心回归祖国，直接到了外国语学校（北外前身）被聘任为教授。如王、许、周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也是佼佼者。少数是在国民政府里任过职的外交官、翻译等，如李秉汉在拉美和亚洲多个国家做过外交官。王锡均曾留学英国，在国民党外交部供职，给高层官员做过翻译，据说包括蒋介石。这两部分都是难得的人才，重量级的教授，是北外教学和学术的权威性的领军力量。此外，北外有四个长期在中国扎根的外籍教师，他们是英国的柯鲁克、陈梅洁，加拿大的伊莎白和美国的史克。他们的母语是英语，受过高等教育，是“老”教师的行列里的特殊分队。

“中”年教师大部分是解放初期招进来的，全国登报招生，来自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这一批教师包括刘承沛、陈琳、丁往道、王光宗、夏祖奎、高厚堃、吴道生、周谟智、祝珏、应曼容、薄冰、张冠林、周献桃、范瑛，等等。他们的英语水平有差别，有的大学英语本科已经毕业，如陈琳、丁往道，有的则是二、三年级的学生。不管英语水平有何差距，他们都在先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学习改造思想八个月，然后分配到外国语学校按照不同的水平编成三个级分班学习，所学英语课程包括笔译，口译，阅读，写作，等实用英语课程，任课教师就是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刘世沐、张汉熙、李秉汉等以及外籍教师柯鲁克、伊莎白、史克、陈梅洁。他们学习一年左右陆续留校任教。我入学时，这批教师大多三十来岁，是年富力强的少壮派、实力派，大都担任各个教学组、教研室负责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隶属外交部的外国语学校与军事干校招收一批参干生，目的是送到朝鲜战场的。听胡文仲老师说，他高中没毕业就报名参干了，原想当兵上前线，但因为年龄只有15岁，军队不要才分到北外学习。接下来是正式招生进来的学生，这些五十年代毕业生中许多优秀者留校任教，成为北外教师队伍中最年轻的一批，包括胡文仲、庄绎传、郑荣成、潘绍中、吴千之、张永彪、李金达、章含之、李中、梅仁毅、张中载、张载梁、袁鹤年、马元曦、杨立民、李品伟、王家湘、付丰圭、陈天麟等等，加上从英国生活多年归国的钱青与戴显光。这一大批人年轻有为，是业务尖子、教学骨干以及得力的接班人，很多教学重担落在他们肩上。

当我一年级期末时，英语系为了适应扩大招生（60年留苏预备生因中苏关系恶化而转入北外各系）抽调了一批拔尖生，提前毕业成为教师，包括吴祯福、林克美、张秐、吴青、王若谨、杨光慈、屠蓓、奚宝芬、陈鑫柏，等等。这批教师女性居多，这批新生力量使教师队伍中的年轻成分扩大了。

有几位教师由于其特殊性，我不确定他们应该划分到哪一组更合适。比如，邓炎昌老师，美国出生，在美国大学主修国际关系。解放时在燕京大学收集资料准备回美国攻读博士，后来看好新中国而留在大陆，起初不被重用，做过中学体育教员和西班牙语教师，1957年才正式加盟英语系任教。按照他的英语水平，那是绝对地道，口语流利得可以用英语做体育赛事的running commentator,但他所学的专业在重视语言文学的系里派不上用场，因此他的教师资历仿佛不如第一批教授。还有一位俞天民老师，也是美国留学归国，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但他的专业是经济学，那个年代不吃香，同样无用武之地。但他在美国多年，对其生活和文化非常融入，每次英语系放映原版电影都由俞老师先介绍故事梗概，否则我们这些学生那里看得懂。我的印象里俞老师并非教授，所以归属成问题。另一位是张道真老师，他在美国学习一年于解放初期回国，他的岁数也比王、许、周等年轻了十来岁，放在第一批教授里似乎有些勉强。熊德輗老师随父母长期生活在英国，获得牛津大学的文学学士和硕士，50年底归国，在外语学校执教，我将他放在第一批教授队伍里了，但听说他比起其他教授要年轻些，所以一直被同事们称为“小熊”，而不是某某“公”，或某某“老”。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在写博文时没有现成的文字资料或记录可供参考，所有人名全凭自己的记忆，肯定会有疏漏。如果有，敬请原谅。

纵观北外教师队伍，第一批“老”教授，几乎全部是留过洋的，或者本人出生在国外，或者长期生活工作在国外，他们个个精通英语，每个人都有真才实学，是我们英语学子的老前辈。这批老教授除了熊老师外都已作古。“小熊”也老矣，而且身体已经相当不好。本人的博文对上述一些教授分别写了回忆，这里不再重复。没有写到的是因为我实在不了解，深感遗憾。“中年”教师的英语都有相当好的基础，他们虽然没有留过洋，但在大学里主修英语，上的都是全国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等，有的中学就读于教会学校，有很好英语基本功。他们大部分人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家教渊源。生活条件优越，有学习外语的环境，比如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他们经常看美国电影，所以听说能力相当不错。和老教授们一样，其中不少人有很好的国学功底，这对他们研究语言和中西文化有很大的益处。这些教师中有些已经去世，但庆幸的是多数还健在。他们中有很多教过我、或对我的教师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能够在他们的栽培下学习成长是我的一大幸运。“青年”教师是北外的生力军，活跃在教学第一线。他们的英语基本功扎实，认真好学，勤奋努力，在教学中不断提高。其中有些人是我的老师，我向他们学习到很多东西。他们除了个别的还担任职务外，绝大部分已经退休了。总的看来，把“老、中、青”加在一起，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且是精兵强将。1964年我毕业任教时，英语系教师人数大概有一百人左右。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我们系的师资在全国外语院校的英语系里大概是数一数二的。

北外英语教师群体有着优良的传统。我们常说，英语系的风气好。好在哪里呢？首先，“老”一批教授们树立了好榜样。他们个个都是饱学之士，不仅学术造诣高，而且做人正派，教书认真，治学严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人师表，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中”、“青”年两代教师。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对中青年教师“传、帮、带”，无论是开新课还是编教材以及后来的科研项目，都是他们带领中青年教师一起进行，在工作中手把手地指导。每个教学组或教研组都是“老少搭配”，集体备课中老教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英语系同事间听课是一个传统，老教师听青年人的课是为了帮助和指导，新教师去听老教师的课是为了学习。以“老”一代教师的榜样，全系的教师都非常敬业，热爱教书的职业，发愤图强，上进心很强。我特别怀念早期教师生活。那时我还没有结婚，住在筒子楼里。许多单身的老师，或者家在校外的老师都住东院一号楼一层。每天晚上，大家经常串门聊天，切磋教学方法，彼此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明天的课你准备怎么上呀？有什么好点子？” 有好点子的必定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有时某个老师拿出一些饼干之类的零食与大家分享，边吃边聊，其乐融融。经过一番交流后，大约10点之后才回到各自的宿舍，坐下来静心地备课，直到深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不用考虑提工资、评职称等问题，一心一意扑在教学上。英语系的教师是很团结的，整个系像个大家庭。这种团结友爱的局面在文革时受到严重破坏，教师队伍分裂成两派，闹得不亦乐乎。但文革后期，大家逐渐取得共识，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噩梦和闹剧，所有人都期盼这种混乱局面早日结束，尽快回到正常的教学轨道。1973年一旦开始招生上课后，教师们又找回了为了同一目标而合作的美好感觉。况且大部分教师都认识到文革的恩怨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造成的，不能算在个人账上。所以，团结的局面很自然地恢复了。

时代在变化，我十分明白，我们当年的很多做法绝对不适合今天的情况。但是，从过去的传统中，难道我们真的不能挖掘到某些精神，在新形势下加以继承和发扬吗？现在，不论“老、中、青”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让位给更加年轻的新生力量了。北外向何方向发展? 是更好还是…… 如今，我也被归到老教师的群体了。作为毕生工作在北外的老教师，我当然希望北外越来越好。我想，其他的老教师们的愿望也一定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