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幸运的我们之二—--学知识，学做人

1993年相会在普林斯顿 （左起：王若谨，吴青，马元曦，王立礼）

幸运的我们之二—--学知识，学做人

进入二年级，我们全班欢欣鼓舞—-钱青是我们英语主课的任课老师！钱老师从小随父母居住英国，就读boarding school, 接受正规的英国教育，和英国孩子一起生活、学习、游戏。她的语音漂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口语流利得和native speaker 一模一样，因受到良好教育，比一般英国人更为优雅。我们上她的课真是一种享受。可惜，好景不长，才一个月，钱老师因病到疗养院休养去了。代替她的老师是吴青，一个提 前毕业、一点教学经验也没有的新教员。

说到吴青等年轻教师，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幅图画。1960年6月我们到大兴县夏收劳动数日，返校时乘着敞篷大卡车开进校园，经过一群靓男靓女，个个穿着漂亮的夏装，精神焕发，和我们这群灰头灰脸、一身脏兮兮劳动服的一年级学生形成鲜明对照。大家不仅回头张望，议论纷纷。后来方知他们是为适应教师缺乏而提前毕业留校的一批年轻教师，包括吴青、吴祯福、林克美、张秐、陈鑫柏、王若谨、奚宝芬、杨光慈、屠蓓等等。我们放暑假前的最后一课由他们试讲。分到我们班上课的是王若谨和杨光慈。她们站在讲台上，让我们翻开课本，接着王若谨开始朗读课文：  “The east wind prevails over the west wind.” 这第一句一出口，我们就被镇住了，这位比我班几位学生还年轻的小老师的语音语调太标准了，好听极了，那简直像音乐一样悦耳！我至今记忆犹新。（王若谨老师是北外联合国翻译班的创始教师之一，也是负责人，后来派到联合国纽约总部任口译组组长。现已退休，中美两地轮流居住。）

我们的任课老师从钱青变成吴青，大家未免有些失望，毕竟吴青第一次走上讲台，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吴青的语音和口语在青年教师中是出众的，她从小接触英语，在教会学校上过学，英语的习得有些像母语为英语的孩子：自然流利，但不太讲语法。而我们当时是非常重视语法的。我们常在课上问吴老师一些关于语法的问题，使她难以招架。记得她常说，“这个我不知道，下去查一查，明天告诉你们。”有时说，“昨天那个我讲错了，现在更正。” 我们都为她的真诚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所打动，很快我们就磨合好了，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吴青老师的特长是语音和朗读教学。她有超级的模仿能力和对语音的敏感性。谁的语音有什么问题，她一下子就能听出来，并且能惟妙惟肖地模仿，然后再给出正确的，让我们比较和分辨。吴青教语调非常拿手，她打着拍子，嗒、嗒、嗒、嗒，让我们注意节奏，跟着拍子朗读。她备课非常认真细致，在她的授课中我们得益匪浅，继续夯实了基本功，为过度到高年级做好了准备。吴青善于学习，钻研教学法，没有几年她就成长为一位优秀教师。1964年我出来当老师后，吴青老师经常开公开课，我们新教员都去听。她的课堂气氛特别活跃，她擅长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那时，她就很重视学生的课堂参与。后来，吴青与陈琳老师搭档在中央电视台教英语，在全国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几乎家喻户晓。吴青老师从来都是说真话，绝不会不懂装懂。“说真话”是吴青一辈子做人的重要原则。后来她连续多次担任人民代表，始终坚持说真话，为人民办实事。她投身社会活动，长期无条件地为民众服务，她是我做人的好榜样。如今，吴青已经七十多岁了，但精力旺盛，每天早起锻炼，坚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二年级的泛读课老师是王洸宗（王洸），第一本教材是狄更斯的小说Oliver Twist 的简易本。他讲得绘声绘色，令人难忘。王老师的语音语调无可挑剔，他常常带着表情朗读书里的佳句。虽然这不是语音课，但对于我们语音上的毛病，王老师也不轻易放过。他说我们的＾的元音发的不到位。他说，“发好＾的音，必须把嘴方起来。发着音时要干脆利落，不能拖长音，不要与a:相混。“ 我们感到很难做到，王老师就示范给我们看，果然，他的嘴是方形的。我们跟着练了很久才找到一点感觉。听我们读“little”时，王老师说，“读这个字时，气流从口腔两侧通过，口腔壁一定要颤动。”于是，他又给我们示范。我的两位泛读课老师范瑛和王洸的口语都是极为出色的，他们在课堂上注重口语互动，甚至纠正语音，这大概是北外的特别之处吧。王洸和刘承沛、高厚堃、丁往道、夏祖奎、周谟智等是刚一解放第一批招来的师资，得益于王佐良、许国璋、刘世沐等教授的亲自授课。他们是北外教师梯队里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王洸老师教过许多课程，都备受学生的欢迎。后来王洸老师在广播电台主持英语教学节目也受到好评。在周燕主编的《用精神行走的人》访谈录中，王洸老师说，他是用心教的，他告诫他所教的师资班学员，“你起码要got to love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second, you’ve got to love the subject you teach; third, you’ve got to love your students.”虽然王洸老师只教了我一学年的泛读，但我真实体会到他对教学和学生的爱。王洸老师是我最为敬佩的老师之一。我觉得他不但是个好老师而且首先是个好人。我们同住北外西院。我常看到王老师在雨天或太阳下，一手撑着一把伞，一把搀扶着年迈的母亲，一步一步从北外走到魏公村东口的32路车站。他们的身影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真不能想象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打成右派？王洸老师说，因为右派问题，他一度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努力，一旦恢复教学他便全力以赴，并在教学中不断探索实验，不管教什么课，都很成功。在访谈录中，王洸老师对在反右运动中与他一起蒙冤的水天同、许孟雄、王锡钧教授充满了敬佩与感恩之情。他的回忆令人感动。最近在山东德州开会期间听北大的刘意清教授谈往事。她说，水天同教授从北外退休后编了一本语法书，请她父亲刘世沐教授校对，但他父亲做了一半患了癌症，转交给王洸继续。王洸完成校对后交给刘世沐教授。此时，刘公已经病得不能说话，便双手抱拳，向王洸作揖致谢。听到这里，不禁一阵心酸。王洸老师的命运坎坷，但他生性乐观豁达，热爱生活。每次在校园遇到王老师，他总是笑容满面，谈笑风生。他的心态很年轻，喜欢接触和尝试新生事物。王洸老师的嗓音好，在英语系的晚会上常常欣赏到他参加的教师男声小合唱。退休后，他又曾一度爱上了舞蹈。有一次聊天，他告诉我学舞蹈的种种好处，并且主动做了几个潇洒的舞动动作。他还学习法语。一天，他遇上了胡文仲老师。他们用法语聊了起来，你一句，我一句，热闹非凡。后来他们自我揭秘，“我们各自背诵自己熟悉的句子，互不搭嘎。不懂法语的还以为我们在对话呢！”王洸老师为人善良、有人情味、有情趣。他现在虽已八十多岁，但腰板笔直、目光炯炯、头脑灵活，诙谐依旧。

当年钱青老师告别我们去疗养，再次见到她时我已经进入三（四？）年级，她是我的口试主考。那次的口试有些特别，这里需交代一下。我们年级有十个平行班。每次期末的口试都把班级打撒、学生分到各个考场，防止本班老师偏向自己的学生。同时，为了打分有统一标准，口试前抽调三个学生，平时成绩分别是5、4、3分，提前进行口试。我被提前口试，而主考官就是钱青老师。记得口试在学校的一间电教室进行。对面只坐着钱青老师一人。她问我答。等我走出考场，我从隔壁没有关紧的门里看到全年级的老师都坐在那里。原来，口试现场与隔壁连线，我们的对话他们都听得一清二楚，这样做，是为了不让考生紧张。这件事说明北外英语系的教师对待教学的每个环节都是多么地认真。

在我留校当老师后，我有很多机会与钱青接触。她是文学教研室主任，我是成员。每次请来国外讲学的教授，钱老师必定组织活动，除了听讲还有聚餐，往往就在她的家中来一个pot luck party，每人带一道菜，而主人往往做更多的准备。后来，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半后回国。我有幸参加钱青老师主持《美国文学名著精选》的编辑工作。钱青原来精通英国文学，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获文学博士，扩展到美国文学。这部《美国文学名著精选》由钱青主编，选了25位重要作家。钱青为上、下册各写了分量极重的第一章，即本册的概述，外加数位作家。其他参与者还有吴冰、李品伟、李金达、郭栖庆等。钱青老师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她组织我们开会讨论，在个人分头完成各自的章节的初稿后，碰在一起在全组成员面前念自己的文章，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进一步修改。每一稿件都由钱青修改和定稿，她提意见时非常直率，毫不讲情面。这部书是全国英语专业推荐教材，所以完稿以后还要送交专家审阅。现在许多书也是有专家审阅的，但就我所知，好像只有一位专家，而且是背对背的。而我们那时却有好几位专家审稿，而且是面对面地提意见。记得审稿会在当时的英语楼三层会议室召开，六、七位专家中我记得名字的有北大的李赋宁、赵萝蕤，北师大的郑敏（文学教授兼诗人）等英美文学界泰斗。他们对我们的稿子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与建议。我记得两位女士尤其尖锐，而李赋宁教授则比较温和。他们手中都有我们油印的稿件，看来他们读的很仔细，批评和指正也相当具体。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小字辈能得到这些大老前辈们的亲自指点是多么的荣幸!

如今，钱青老师在美国定居，和女儿生活在一起，但她经常回国。上次回来是为了把自己大量的文学藏书捐献给北外图书馆。每次回国，我们文学教研室的几个老太太总要聚会一下，我盼望着下一次的欢聚。

在北外我有幸遇上了一些好老师，他们对教学的敬业、严谨、实事求是等优秀品质以及他们人性的闪光点对我影响很深。记得刚入学时，李棣华副院长在入学报告中说，“大学五年是你们的世界观形成的关键阶段。”确实如此，我在大学读书期间，不但学到了英语，扩充了知识，而且学到如何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