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英译史话（第三回）

第三回

郭实腊错认宝兄以男当女，翟理思钟情黛玉推己及人

      早期的《红楼梦》英文评介文章往往包含故事概述，也可以算作《红楼梦》英译的旁支。学界公认，第一篇用英语介绍《红楼梦》的文章题为《Hung Lau Mung，即红楼梦》（Hung Lau Mung, or Dreams in the Red Chamber），登载于1842年广州出版的《中国文库》（Chinese Repository），出自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之手（Karl A. F. Gützlaff，又译为郭士立）。顺便要指出的是，这位郭实腊和罗伯聃一样，在英国对华外交领域起到很大作用，“郭实腊在鸦片战争期间就是英国政府的翻译官，在把香港变为英国殖民地和五口通商的谈判中贡献良多。”[1]《上海港志·大事记》载“道光十一年（1831年）”事，有“七月德籍传教士郭士立，乘中国商船从暹罗（今泰国）来到上海，收集航运、经济情报。……十月至十一月间　郭士立搭乘飞剪船‘气精号’（Ariel）再次到达上海，停留10天，继续侦察。” [2]显然，此人也是位精明强干的实干派。郭实腊在英军攻陷定海后任伪县令，由于中文说得太好，以至于好多国人以为他是投奔英夷的汉奸，这也可发一哂。

      只是，看郭实腊评介《红楼梦》的文章，却让人怀疑他的中文阅读水平。郭实腊花了很大篇幅来概述故事情节，但许多理解都似是而非，甚至大谬不然。比如说，郭实腊竟然将宝玉当作“宝玉女士（lady Pauyu）”，[3]可见他对全书的内容根本不了解，所接触到的文本很可能是作为语言学习读本的小说片段，阅读也很不经心（1830年德庇时尚且知道宝玉是“浪子”，到了1842年郭实腊还将宝玉当成女性）。基调错了，情节当然全部变形。以宝玉挨打为例，因为对宝玉性别的误读，郭实腊对前因后果的描述都谬误百出——“贾家的主角是一个孩子气的女人，做出了很多疯狂的举动，给她自己和别人带来了很多麻烦。她就是在红楼里做梦的宝玉。有一天她过分地奚落一个丫鬟，以至于丫鬟被逼绝望，跳井而死。（The leading character amongst the inmates of Ka’s family, was a very petulant woman, who committed many freaks, which involved herself as well as the others in considerable difficulties. It was the same Pauyu who had had the dream in the Red Chamber. On a certain day she had teased a waiting-maid so much, that the girl was driven to despair, and threw herself into a well.）”[4]故事的最后，“宝玉，那位劳碌的女士，看到她的朋友们一个个凋零，感觉十分孤独。（Pauyu, that busy lady, on seeing her friends one after the other departing this life, felt rather lonely,…）”[5]读到这里，我们只能是啼笑皆非。

     不仅如此，郭实腊对小说的整个人物关系也没有弄清楚，尤其是“甄”和“贾”——他显然将贾雨村当成了贾府主人，而且将“甄府”和甄士隐也混为一谈。对于甄士隐给予贾雨村的资助，以及贾雨村早期的几次宦途起伏，郭实腊的描述基本是准确的，大概因为这是全书的开篇，所以他读得比较认真。然而，从贾雨村接触贾府开始，郭实腊就开始将贾雨村和贾政混为一谈了。自从贾雨村授了应天府，郭实腊便称他为“the magistrate”，在此后的描述中，我们会惊愕地发现，此人身兼多职：“葫芦僧断葫芦案”的主角是他，痛打宝玉的是他，而且是被他拉到衙门的大厅去打的，“This circumstance increased the wrath of the magistrate, …he had Pauyu brought to the hall of office, and so severely bambooed.”[6]探春的父亲竟然也是他，“Ka, the magistrate, was living in affluence, and his daughter so clever in writing poetry, attract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7]不仅如此，在讲述贾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繁华景象之时，郭实腊突然提到“当好运青睐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忘记贫穷的甄家，他们赠给甄家最少四万两银子，为那个不幸者当年对贾府主人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Whilst, however, fortune smiled upon them, they did not forget the poor family of Chin, to whom they sent no less than 40,000 taels, as a debt of gratitude, for what the unfortunate man had done to the head of the Ka family when in distress.）”[8]真是天方夜谭，要让人感叹“难为从哪里想来的”。然而，仔细思量，我们能发现这个荒谬说法的来处。郭实腊记得甄士隐资助过贾雨村（这大概是他唯一没有误读的情节），却一直错误地将贾雨村当成贾政，即贾府主人，而在程本和脂本的“贾元春才选凤藻宫”这一回，都的确提到“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郭实腊弄不清这么多“甄”和“贾”，更不清楚甄府和贾府同气连枝、互相庇护的关系，因此想当然地认为这银子是贾雨村为了报恩给甄士隐的。他的推断也算是煞费苦心，只是，此“贾”非彼“贾”，此“甄”也非彼“甄”，他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郭实腊曾三次沿中国海岸线航行侦查，假传教之名，行间谍之实。大概是做间谍太忙，读《红楼梦》未免不够仔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不涉及具体情节的时候，他对《红楼梦》生活质地的把握还能基本到位，大观园的日常起居生活，“弹琴下棋，作画吟诗，描鸾刺凤，斗草簪花”，都有多处描述。但他似乎对此很是不屑。“我们第一次熟悉了上流社会的女性，并发现这些女士们的一般追求。她们是最琐碎的生物，像麻雀似的叽叽喳喳，到处窥探，无孔不入，一边恶作剧，一边轮流行善。（We are first made acquainted with the state of female society amongst the higher classes and the general pursuits of these ladies. They seem to be all the most trivial beings, chattering like magpies about nothing curious, and peering into every nook and corner, the while doing mischief, and exercising kindness by turns）”[9]当然，这种看法也不能算作绝对的误读，只是男性读者的偏见而已，大概很多中国男孩子在看《红楼梦》的时候，会有同样的感想。

     除去郭实腊的个人好恶，他对《红楼梦》的态度很能体现19世纪早期在华英国人对《红楼梦》的普遍看法。文章对小说有以下几点评论：首先，“在中国小说中，这部作品显然具有很高的地位。（Amongst the novels of the Chinese, this work holds a decidedly high rank.）”[10]可见，郭实腊和德庇时、罗伯聃等早期译介者一样，都很清楚当时《红楼梦》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其次，“看完了这一冗长乏味的小说，如果要就其文学价值发表看法，那么我们可以说，小说的文体不具备任何技巧，完全是北方上等人的口头语言。(Having brought this tedious story to a conclusion, in expressing our opinion about the literary merits of the performances, we may say that the style is without any art, being literally the spoken language of the higher classe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11]从这一论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郭实腊认为这部作品“冗长乏味”。这体现出西方读者在接受《红楼梦》和其它中国传统小说时普遍感到的障碍，即西方小说传统中较少出现的长篇巨制。阿瑟·威利也曾在王际真1929年译本序言中说，“另一个影响《红楼梦》的传统因素是标准中国小说的长篇巨制，这一点不大好，它是从中世纪说书人的话本发展而来的。（Another traditional factor that has influenced The Red Chamber-and not altogether for the good is the immense length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novels that developed in the Middle ages out of the story-teller’s recitations.）”[12]；第二，由于小说口语文体的原因，郭实腊认为这部作品“不具备任何技巧”。他对白话作品的价值进行贬抑，显然是采取当时中国主流诗学的标准来评判小说的艺术性。由此可见，郭实腊之所以对《红楼梦》评价很低，是由于同时受到当时中国主流诗学和西方小说传统两方面的影响。最后，“谁想熟悉北方宫廷口头语言，精读这部小说，当得益匪浅。(and whosever wishes to familiarize himself with the manner of speaking the northern court dialect, may peruse the work with advantage.)”[13]郭实腊建议语言学习者精读这部小说，可见当时《红楼梦》的语言是非常实用而且贴近现实生活的。       

    郭实腊的几点评论与19世纪几种《红楼梦》英译本所反映出来的总体态势相吻合。我们已经发现，罗伯聃虽为首位《红楼梦》片段译者，在书中却不谈《红楼梦》本身，只大谈语言学习要决；而郭实腊虽然对小说内容和情节根本不太了解，对《红楼梦》的艺术性和可读性这两方面也均给予负面评价，却仍详细评介这部小说，最后落脚点仍在语言学习方面。

    在华殖民圈内的《红楼梦》英文评介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和英美本土的《红楼梦》评介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重叠。由于英语国家在华居民的特殊需求传统，“语言”仍然是《红楼梦》评介所关注的主要对象。上海的《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1927年第四期发表了魏纳（Edward Chalmers Werner）题为《中文翻译》（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的读者来信，这篇文章即从语言角度对《红楼梦》19世纪的两种英译进行对比评价。魏纳在文中首先指出，《红楼梦》是1884到1886年间他初到中国时学习过的课本。[14]这句背景介绍无疑再次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红楼梦》在19世纪在华殖民圈中所发挥的实际功用。魏纳在文中对19世纪末的乔利译本和已失传的威妥玛译本的七段文字进行评价和比较，陈述了当时一般在华外国居民对乔利译文的看法，也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

     我们在前面已经充分描述了乔利译本“逐句直译，虽无精采，而力求密合原文，无所删汰”的特，发现其译文对原文亦步亦趋，内容略有增删，即加以括号，读来相当笨拙。然而，他的翻译虽然语言笨拙，却是有意为之，是为了“给现在和将来学习中国语言的学生提供某种帮助”。那么，他的预期读者对这部译本有何反应呢？魏纳引述了爱思珂夫人（Mrs Ayscough）于1925年八月号的《中国杂志》所发表的观点。爱思珂夫人提到，她的朋友认为，乔利译本较为准确，“是蹩脚的英文(it is such poor English)”[15]，但同时也是“完美的中文（的体现方式）（and such perfect Chinese）”[16]。由此，爱思珂夫人认为，“‘蹩脚的英文’和‘完美的中文’相结合，这是一种比较受欢迎的译文，值得赞许（a combination of ‘poor English’ and ‘perfect Chinese’ is to be preferred and referred with admiration.）。”[17]可见，乔利当时所针对的读者，也即“现在和将来学习中国语言的学生”，对这样的翻译方式是认同的。

     魏纳却认为上述看法不妥。他认为，“如果在译文中透过英文可以看到中文结构，那么这是一种糟糕的译文。（…a translation in which you could ‘see Chinese trough the English’ was a bad translation.）”[18]事实上，所谓“透过译文可以看到原文结构”，这正是我们在前文讨论过的典型的“行间翻译”的方式，目的正是为了给语言学习者提供双语对照读本，就乔利的翻译目的而言，应该说，他的翻译方式是正当其时，也是恰如其分的。只是魏纳此时却已经不自觉地换用了另一种评判的标准和尺度，而且将其作为普适性的标准提出，所以才认为乔利的译文是“糟糕的译文”。

    虽然魏纳自己也经历了以《红楼梦》为语言学习材料的时代，但到了他写这篇译评的时候，也即20世纪20年代末，他显然不再认同乔利的翻译方式。魏纳认为，乔利的译文是“被蹩脚英文所毁坏的生动图景（a vivid picture spoilt by ‘poor English’）”[19]。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从学习汉语的角度对《红楼梦》进行译介的时代已经过去。首先，《红楼梦》的语言和此时的白话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不再作为英美殖民者的汉语学习材料；其次，随着时代的变迁，《红楼梦》已经成为受重视的古典文学作品。人们开始关注的是译文是否可读，是否能传达原文的意义、内涵和风格，等等，讨论的问题和一般的文学翻译已无二致。因此，魏纳的这篇文章，其实已经改变了立场和视角，只是其中所提供的某些背景，无疑还残存着19世纪的余绪。

    一方面，《红楼梦》不再是耳熟能详的语言教材，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对白话作品的推崇和新红学研究的兴起使得《红楼梦》在中国由流行作品变为了经典作品。由此就产生了以下局面：首先，英语国家的一般在华居民对《红楼梦》的具体内容不再像19世纪那么熟悉，然而，他们要想接近居住地的文化和人群，却非常需要对《红楼梦》有所了解。因此，产生于在华殖民圈内部的《红楼梦》英文评介也逐渐和英美本土合流，都是尽力以通俗化的语言对故事情节进行介绍，以拉近预期读者与小说的距离，只是殖民圈内读者对《红楼梦》的接受可能比英美本土读者更主动一些。1928年的《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再次登载《红楼梦》的英文评介文章，题为《一个古老的故事》（An Old，Old Story），作者赫德森（Elfrida Hudson），文章题目如同童话传说，具有很强的普及性，文章内容也是通俗易懂的故事简介，“选自《红楼梦》，部分是直译，部分是重述。（From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artly literally translated, partly retold.）”[20]这是一次典型的通俗化改写，没有涉及任何评论，最后还将《好了歌》以歌谣形式翻译出来[21]，作为故事点题之笔。至此，殖民圈内的《红楼梦》英文评介表现出很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关注点可说完全从原作语言转向了情节内容。评介文章提供的是与《红楼梦》相关的谈资和背景知识，而不再强调其作为语言学习材料的功能。       

    除了普及性的《红楼梦》英文评介以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殖民圈内的汉学家还对《红楼梦》进行了学术性的评介，这些评介虽然产生于殖民圈内，但并不直接由在华殖民者的利益和兴趣所驱动，而是由英国本土的学术研究机构所支持，预期读者也并不是普通的在华英美居民。1885年，翟理思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上发表长文，对作品进行介绍。[22]后来他又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上收入了《红楼梦》的长篇概述。自此，《红楼梦》才开始正式进入英美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与产生于前朝的叙事名著并提。

    翟理思的概述非常生动，而且采取了很多别开生面的处理方式，在他的概述中，对话一般都以生动的直接引语方式呈现，在对一些必要情节进行抽象叙述的时候也不忘使用精警的语言和句式，并随时加入自己的评点，这样，他选取种种生动的片段进行连缀，然后插入自己的观点，夹叙夹议，将这些片段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缩微文本。

    翟理思概述中的情节都是原文存在的，但却出现了许多细节的腾挪和迁移。例如，在第三回黛玉初进荣府的场景中，原文描述人们对她的观感，程本是“身体面貌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便知她有不足之症”[23]，脂本是“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她有不足之症。”[24]（下面引用的原文若仅有个别字词差异均从程本，因程本是当时坊间通行版本。）可是翟理思在转述这一情形时，将她的外貌具体描述为“在她光洁的面颊上有着可疑的红晕(…and carried on her clear cheek a suspicious-looking flush.)”[25]在原作中，黛玉的双颊确实浮现出显示着爱情和肺疾双重煎熬的红晕，但这不祥的红晕直到第三十四回才出现，“只见腮上通红，真合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起。”[26]翟理思有时还把别人身上的情节安到主人公身上，但是与主人公的性格身份并不矛盾。比如说，原文中有关于甄宝玉的情节，“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过几次……每打的吃疼不过时，他便‘姐姐’‘妹妹’的乱叫起来……他说：‘急痛之时，只叫姐姐妹妹字样……因叫了一声，果觉得好些。’”[27] 翟理思在概述中却将这个情节直接用到宝玉身上，“And when his father beat him, as was frequently the case he would cry out, ‘Dear girl! Dear girl!’ all the time, in order…to take away the pain.”[28]再比如,翟理思说黛玉也得到了一个金饰，可以和宝钗的金锁相比，“She had a handsome gold ornament given her to match Pao-chai’s  amulet.”[29]在原作中这其实是关于湘云的情节。[30]

     此外，翟理思还将自己和别人的读者反应直接插入情节概述中，也是非常特别的做法。例如，他在说到黛玉外貌时，并未翻译出原文中那段赋体描写，而是直接讲述自己所听闻的读者反应，“自从黛玉的形象为公众所知以来，很多勇敢的人据说已经为了爱上这位迷人的小说女主角而死去，这就足够说明她的外貌了。（Suffice it to say that during the years which have elapsed since she first became known to the public, many brave men are said to have died for love of this entrancing heroine of fiction.）”[31]在转述贾母王夫人等人确定宝玉婚姻对象的过程时，他又插入了自己的观感，“在前面描述过的另一部中国小说名著中，类似的困难是这样解决的——主人公将两人都娶为妻子。然而，在这里，家中的长辈却要为确认一方而费心。（In another famous Chinese novel, already described, a similar difficulty is got over in this way-the hero marries both. Here, however, the family elders were distracted by rival claims.）”[32]

     在很多地方，翟理思都采取了别出心裁的翻译方式。比如宝玉问黛玉表字，黛玉说无字，宝玉便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颦颦……况这妹妹眉间若蹙，取这个字岂不美？”[33] 翟理斯煞费苦心地以如下方式翻译，“Indeed, cousin Tai-yü, we shall have to call you Cry-baby if you cry so much.”[34] 再有，翟理思将《葬花词》全篇译出，通篇都由双韵体诗行组成，相当流畅别致，也很能吸引文学爱好者的眼光。其概述的影响力很大，以至于帅雯霖就在《英语世界〈红楼梦〉译本综述》中将翟理思的评介文字当作《红楼梦》的一个译本[35]。

     翟理思的介绍和概述体现出早期学术性评介的特点，他精心剪裁原文内容，译述结合，花了很大工夫写出一篇具有很高文学性和可读性的概述，本身可说是一种文学创作，然而，他的评介似乎并不具备当下学术著作中常见的术语、概念和理论深度。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19世纪在华英国人的社会分工并不非常精细，翻译活动和汉学研究本来也多为传教士或外交官的副业，早期汉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开启中国文化这扇大门，即使是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文章和《中国文学史》这样的专门著作，对作品的分析也多为内容介绍和直观评价。以翟理思和罗伯聃、乔利对《红楼梦》的不同改写方式为例，我们可以看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学术性译介更重视原作的文学性，而实用性译介只关注语言学习的实效，这也是两者之间存在的主要区别。   

    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于1901年由英国William Heinemann初版，并于1923年由D. Appleton and Company 重版，此后又由美国的Grove Press Books and Evergreen Books再版，在英美两国都产生了影响。他所针对的主要读者也是英美本土对中国文学研究感兴趣的学者。然而，有些英文的《红楼梦》学术评介是完全发生在殖民圈之内的，与中国国内的《红楼梦》研究有着更大的关联。典型的例子就是1919年8月号的《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所发表的柯纳培（W. Arthur Cornaby ）的《“红楼”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Red Chamber”）。这篇文章和殖民圈内一般性的《红楼梦》介绍文章不同，作者对当时中国国内盛行的索隐派的研究观点进行了回顾和评价[36]，是难得一见的早期《红楼梦》英文学术评介的珍贵资料，这说明在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前，已经有英语读者受到了“旧红学”的影响，介入了所谓“红学研究”。从1885年翟理思开启《红楼梦》学术性英文评介之门开始，至此已有三十年，早期的一般性介绍竟发展到如此精深的地步，这无疑是令人惊叹的，但我们也同样清晰地认识到，这类评介是很难对普通英美读者产生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