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永远不能忘却的司徒雷登

我是一个中国人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爱中国胜于爱美国。这是一本《在华五十年》开篇中的一句话，他的作者就是燕京大学之父司徒雷登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欣赏着燕园古建筑群那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可曾知道，这一今日北大最美丽的一块风景，就是昔日燕京大学的校园。“未名湖”三个字，也是司徒雷登任校长期间，由钱穆命名的。
毛氏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先生》使司徒雷登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但知道司徒雷登其人其事的则不甚了了。这篇文章流传之广贻害之深迄今难以企及。
司徒雷登的一生以及他身后的故事，带给我们太多思考，这其中也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本质性因素。
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杭州。夫妇俩在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是林顿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他于光绪二年六月（1876年），在杭州出生，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并跟随母亲学习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知识。1887年，11岁的司徒雷登被父母带回美国。大学毕业后司徒雷登成为一名受学生爱戴的青年教师，他热爱教育事业，爱弗吉尼亚平静而熟悉的生活，1905年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的妻子艾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中国。他在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在城市和农村传教，1908年，司徒雷登被委派任教于南京神学院，这位思想开阔的传教士积极地介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逐渐成为在华传教士的佼佼者。1918年，时年42的他前往北京担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1946年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1949年离开中国，1962年在美国去世
十多年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不仅使得美国教会对他刮目相看，也使他在中国赢得了广泛 的声誉。
当司徒雷登1919年春天接手大学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燕京大学的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规模很小，学生只有94人，大多数靠奖学金维持。教员中两位是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外籍教员很少够资格在大学任教。经费不足，只够开销的一半。司徒雷登一边改善原有的小摊子，一边策划另起炉灶。从1922年起，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有了经费后，他决定给学校另选新址。他和同事寻遍北京四郊，找到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这里原是清代一个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司徒雷登专门到陕西会见陈树藩，陈对建校很感兴趣，以6万大洋将地产卖给燕京大学，并把其中的1/3捐作奖学金。这一块地有40公顷，再加上陆续又在附近买进的其他荒废园地，使燕京大学的总面积达到原来的数倍之多。
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新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接着，他开始为大学寻找新的校址。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在燕京大学的创办之初，司徒雷登可谓是历尽艰辛，四处化缘。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燕京的捐款呼吁有求必应。1923年，他第一次去东北见到张作霖，印象很深的是在张那把宝座似的椅子旁边两只形象逼真的标本老虎，“张个子矮小，却有一双清澈、乌亮而敏锐的眼睛”。在听了他关于燕京大学的介绍后，土匪出身的“东北王”居然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当场捐款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总是毫不推脱，慷慨出手。张作霖把儿子张学曾送进了燕京。
1927年被北伐军击败的军阀孙传芳，曾经踞有长江流域富庶繁华的五省地盘，号称五省总司令，不可一世。有一次，司徒雷登和孙传芳见面，孙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呢？”司徒雷登回答：“ 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 ”孙说：“多谢你的好意。可是你的来意是什么呢？”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说：“我来看你就是为了向你筹集捐款。”孙站起来说：“日后再找个时间见你吧。”那一次孙只给燕京捐了一百美金，不过后来孙还是慷慨地捐了二万美金。孙的儿子也进了燕京，学习很刻苦。
此外民族资本荣氏集团和各个军阀段祺瑞冯玉祥等也多有捐助。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笔是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近两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获得美国霍尔基金会640万美元的捐助。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后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
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明确地说： “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
司徒雷登通过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而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见面之后，那位律师终于答应给燕京大学五十万，不过却要在一年之后，因为他要确认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1]
一年之后，司徒雷登再次见到这位律师，他还没有说话，律师就提出要实现诺言，不过，律师“变卦”了，因为他给燕京的不是五十万，而是增加了一倍——一百万。司徒雷登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趁机提出燕京发展的困难，并把款项要求提高到一百五十万，不过这次律师答应得比第一次就爽快多了。以当时燕京大学的实力，能够和哈佛这样当时在世界处于一流位置的学校联合，司徒雷登也不免有些自得。他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过去的大学校长，往往把学校内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司徒雷登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学家有萧公权，等等。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则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
这里同样是科学家的摇篮，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其间又有抗战干扰破坏，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人，但这里培养出了中科院院士42名，工程院院士11人。这样的成材率，是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比拟的。
看一下当年毕业于燕京的学生， 就会明白燕京大学在教育史上 的地位和成就：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华、外交家周南、社会学家费孝通、文学家冰心、 翻译家萧乾、历史学家王钟翰、 周一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黄昆、唐孝炎、侯祥麟、医学家吴阶平、艺术家孙道临、 黄宗江……1979年，邓小平访 美，代表团21位成员当中，有 7位毕业于燕京。在燕大33年的办学历史中，注册学生9988 人。其中培养出院士53人，各 个学科奠基人91名。”
在他的努力之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等学府，并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

燕大从一所无名的小教会学校逐步成长为中国一流，世界著名的大学。1928年，在国民政府对14所私立大学的教育、行政的考核中，燕京大学均名列第一，并被美国加州大学列为亚洲仅有的两所甲级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那所由他的朋友们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位临未名湖，冰心先生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所以，很快地这座庭院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受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
司徒雷登对于学生更是像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燕京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了这个规定，正当他手持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时候，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
谢冰心女士对司徒雷登的描写更是惟妙惟肖，她曾写过一篇《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
这十几年里，曾有过几次小小事情，同他有过几次短短的谈话，每次谈话里都是我们觉得他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微微地笑在你的对面或旁边
两手尽量握着又放在漆上，用温和诚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话的。他总是尽量的多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

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是成千上万的人。这成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这四件大事里总也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表现主议的是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个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他使我崇服，惊异，他哪得有这些精力与功夫？
一个人物的伟大，不但是能在打出着眼，有其能在小处下手。从纤细微小的事情里，能表现出伟大的精神，才是真的伟大。.....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就是冰心眼里的司徒雷登。

有一件事特别能够体现燕京大学以及司徒雷登在当时中国的影响。1935年，那时候的燕京大学已经享誉国际，当时对于政府的一些部门来说，它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有一次司徒雷登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蒋介石知晓之后，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安排了一次演讲。那次演讲，蒋介石临时有事未能参加，但是在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200人出席了这次集会。在这次演讲中，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的种种状况介绍给当时的官员，以至于此后的燕京毕业生在应聘政府职员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不得不对他们青眼有加。
宽容学运，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从这里发出

对于当时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司徒雷登表现出了比很多大学校长更大的宽容。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

司徒雷登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时，大会上校长的话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着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京大学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地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
这时候由于美日还没有开战，所以司徒雷登还选择能够继续留在沦陷区。
作为沦陷区唯一一所不被日伪统治的大学，燕大对于渴望上大学的年轻人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燕大一日存在，华北一日不亡的信念，使一批批优秀学子报考燕大，短短一年就使燕大的学生数量增加了一倍。
燕大虽然在日本人的占领下继续开办着，但它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忠诚着中国人的事业，在这段时期学生主要来自京津地区，由于急切想避开日本人的文化控制的人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就不顾卫生及其他的考虑，使他们挤进我们宿舍，这是艰巨但使人愉快的四年。
夏自强：就“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很多学生到燕京来念书，他就成立了一个，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他们的任务一个就是说，凡是这些困难的学生家庭，要给予他们补助，第二个任务就是帮他们，他们要是愿意到大后方或者到解放区去，就给他们提供帮助。
抗战关头一些学生们选择去抗日大后方，而司徒雷登动用自己所有的关系，甚至用自己的汽车把他们送出日本占领区，每当学生离开前，他总要临湖轩为他们送行，并且勉励大家，无论是到重庆还是到延安，都要加强合作共同抗日，而此时司徒雷登，把燕大校训做了修改，由过去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改为因自由、得自由、以服务。
作为中国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对于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也有一定影响，早在1933年5月，司徒雷登为燕大筹款的时候，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单独召见，罗斯福想通过司徒雷登来了解一下中国和远东的时局，而司徒雷登支持中国统一，反对日本侵略的观点，给罗斯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总统答应愿意为中国多做些事情，1938年7月15号，司徒雷登致函罗斯福总统建议对日本实施制裁，同年11月14日司徒雷登发表了“致北美教徒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终止对日贸易，美国政府虽然行动迟缓，后来还是对日本实施了，财产冻结和石油禁运，而司徒雷登个人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1941年年12月7日清晨，日本出动了三百五十架次的轰炸机，对美国的珍珠港海军基地进行了偷袭，日美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被偷袭后的当天，大队的日本宪兵开进燕大，第二天日本宪兵按照名单逮捕了十几个燕大师生后，宣布全校学生必须在当日下午三点之后离校，燕大被关闭后，变成的日本军官的疗养院，而正在天津休假的司徒雷登，也被日本宪兵逮捕，押解回了北平。
他是天津被捕时，先关在美国军营，然后又换了几个地方，就跟协和的院长（亨利霍顿），跟协和的另外一个人（特沃尔鲍温）他们三个人关在一起，其他美国人都关到潍坊的俘虏营去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燕大被解散了，司徒雷登被软禁，他软禁时间三年零八个月，时间不算短，分别关了三个地方，他还写了一些书，也接受一些日本人的讯问。
司徒雷登被捕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司徒雷登，这恰恰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决定在需要他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再释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师生被营救出来之后，司徒雷登又独自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四年的监禁生涯中，司徒雷登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后来，司徒雷登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写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
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就回到燕大，着手重建校园——10月10日燕大重新开学。
1945年，内战迫在眉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为特使，到中国调处国共纠纷，希望化干戈为玉帛。由于复杂的原因，调停失败。这时，马歇尔却提名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无事可做了，换一个人，也许会出现转机。而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作风知之广泛，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他，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学生担任着重要职务，所以他虽然是个外交“生手”，还是被杜鲁门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1947年7月，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职。司徒雷登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试图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但他毕竟不是做外交的，加之当时的情形非常复杂，国共两党势同水火，兄弟相残。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
内战全面爆发。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到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4月，中共攻占南京。苏联驻华大使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但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他想和中共保持接触。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曾经生活了几十年并曾经深深热爱过的土地。
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请示蒋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冷漠地回答：不必了。
毛氏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先生》更是火上浇油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在他身边的，只有过去一直支持他的秘书傅泾波。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王公的后人，在司徒雷登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体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风，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恐怕也只有他，能够体会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凉。
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没有在美国国内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险。1952年，辞去大使职务后，生活来源仅有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给的微薄退休金，生活相当拮据，晚景凄凉。
1962年9月在他临终之前，他给秘书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与妻子为邻。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1926年6月5日病逝于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
司徒雷登身后，傅泾波一直为将他落葬燕园而奔走。但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中共不可能容得下他，偌大的中国也容不下他。尽管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给中国留下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燕京大学，但中国人不能忘了他。傅泾波有生之年终于没有看到司徒雷登所托成为现实。一直到2006年，傅家的后人才得到消息，中国政府批准了将司徒雷登安葬在杭州。2006年，傅家的后人才得到消息，中国政府批准了将司徒雷登安葬在杭州。2008年底，在司徒雷登的出生地杭州，他终于得以安息。尽管“回家”的地点，并非他最期望的燕园，尽管昔日的燕京大学，已经变成了北京大学但这所只存在了33年的大学，为文明所增添的辉煌，历史将永远铭记。

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 为了教育，司徒雷登先生献出了他的前半生；因为政治，司徒雷登先生的后半生充满了无奈；他说，他不是“政策制定者”； 他说，他深爱着中国。
2008年，在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老校友们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阔别中国60年的司徒雷登之魂，再度回到了中国杭州。11月17日，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