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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读诗
读诗，有有声的，有无声的，大声叫喊也是读诗，小声默念也是读诗，心读也是读诗，真正的读诗应该是一种无声的体味，一种心灵的静音，读好诗不需要发出声音！声音大了，任何好诗都会失去诗歌的本质与韵味！《黄河诗报》诗刊每天每时在本博客、微博与微信为大家推荐正能量的诗歌，名字就叫-----正能量读诗！http://blog.sina.com.cn/u/12719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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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恒昌诗歌
《断藕.》
一刀
断
惊见那多
望穿了的眼睛
结局是明摆着的
剁就剁吧
烹就烹吧
奈何不了的
是那些
终不死心的
丝
《偷渡》
床是舟楫
夜是海
为寻你
去梦中偷渡
倘若我未能
如期到达
一定是被梦靥
滞留在哪片海域
梦靥，你知道吗
宛若齐天大圣
被佛祖的符咒
压在五行山下
最好的解救
就是用你
储满思念的心跳
击碎那山
《筷子》
自从学会使用筷子
它便没有一餐离开过你
你贫寒，它不离不弃
你富足，它只换一身外衣
它什么也舍不得吃
一心只为了让你吃
即使你七十八十九十
它也一口一口地喂你
当你饕餮已毕
它方得以喘息
顾不得洗洗周身的辛劳
只是默默地看着你
每当面对筷子
总是久久凝视
哪个是我年迈而健在的爹？
哪个是我年轻即故去的娘？
《中秋月》
自从母亲别我永去
我便不再看它一眼
深怕那一大滴泪水
落
下
来，
湿了人间。
《除夕之忆》
每当写到母亲
我的笔
总是
跪着行走
如果母亲是鱼
母亲会剥下
所有带血的鳞片
为儿女
做衣裳
母亲用五更灯火
纺了一根脐带
我把它走成
一万里
尽是滔滔的江河
今夜母亲又会在
年头和岁尾的
路口等我
再一次
将儿子
连根拔起
《心葬》
女儿出生的那一夜
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夜
母亲谢世的那一夜
是我一生中最短的一夜
母亲就这样
匆匆匆匆地去了
将母亲土葬
土太龌龊
将母亲火葬
火太无情
将母亲水葬，
水太漂泊
只有将母亲心葬了
肋骨是墓地坚固的栅栏
《天上有月》
一起走过的路
决绝地随你去了
太阳举不起薄薄的黄昏
我拖不动淡淡的影子
心中乱了经纬
泪痕是结痂的伤口
天上有月，却不敢抬头
怕它缺，又怕它圆
《叫
你用美构筑一座城堡
你把心捶打成城门
欲攻，攻而无力
欲取，取而无智
只有在城下
连连叫关
我真怕你用沉默
把我的心
判处无期徒刑
《伐木.》
锯子
微笑着
露出亮亮的牙齿
树闭上眼睛
任泪水
湿透年轮
《诞
父母给生命
一个幼芽
上帝给世界
一个毛坯
《拜托了, 蚂蚁兄弟》
当死神
冻结了我的呼吸
蚂蚁兄弟
请把我的诗魂
运回故乡去
用亲娘土
为我
作一身新衣
《候鸟与寒鸦》
幸运
是一只候鸟
总在渐来渐冷的季节
离我远去
不幸
是一群寒鸦
我所有的神经杈上
都有它们孵卵的巢
《人生的十字架》
如果
一句诗竖起来
何惧
一具尸横下去
爱与痛
构成这
人生的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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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桑恒昌诗歌出发略论诗歌艺术魅力之源
作者：章闻哲
当代中国，说起“怀亲诗”，必论桑恒昌，自1990年〈〈桑恒昌怀亲诗〉〉一书出版以来，一直得到海内外评论界广泛关注和赞誉，时至今日，其怀亲诗受人喜爱与推崇之势头依然未减，以今日人们的审美眼光来看老一辈诗人们对其诗歌的评价，依然合理、中肯，毫无过誉之病；显然，他的诗感动过一代人，并继续在感动着年轻一代，由此足以证明桑恒昌诗歌其经久不衰之艺术魅力。今以拙笔试从几方面分析桑恒昌诗歌价值与魅力所在，小孔之见，共朋辈商榷。
从怀亲诗传统探桑恒昌怀亲诗魅力之源
艺术魅力探源之二：语言与情感孰为先？
亚里士多德赞美欧里庇得斯，说他是“最富于悲剧性的诗人”，因为他认为欧氏悲剧里的结局都是最悲惨的。我认为，如果仅就桑恒昌怀亲诗及其爱情诗而言，这个赞誉对 桑先生也最合适不过，只不过由于作品的区别，我们不妨称他为：目前国内最富有悲情气质的诗人之一。
此处“悲情气质”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性”的区别在于：前者与诗人个体气质有关，后者只是作品的属性；前者影响诗人的每一个作品，而后者可以被诗人随时终止在作品里。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悲情诗人的诞生与个体的成长环境与际遇有很大关系；桑恒昌先生少年丧母，又早早离开父亲去当兵，故妄论之：亲情的缺失是造成他悲情气质的首要因素。他的怀亲诗一方面是情感的自然释放，另一方面也是对亲情缺失的自我补充。拥有悲情气质的诗人不仅在怀亲诗中表现出悲情，在其它类诗中实同样体现出悲情，譬如在诗人的〈〈爱之痛〉〉一书中有这样的诗句：“告别的地方/盛夏也有一撮残雪/早早归来啊，牵挂/会使我一日千里地衰老！”——《送行》他在《最后道一声再见》中写道：“最后道一声再见吧/阳光落地竟是一片寒霜。”在〈〈冬将至〉〉中又写道：你一定要用冰雕我的躯体吗？/那，我只有用酷寒/塑造我的灵魂。”
诸如此类，随处可遇，其中的悲伤痛楚之情并不稍减于他的怀亲诗。那么怀亲诗之所以比诗人其余类诗歌更获得广大读者的青睐与好评，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历来有人在问，也有为数不少的诗人与评论家作了论证与探寻，除了诗歌文本本身的研究所得结论大致相同外（如语言简明深刻、情感真挚等），还有一个共同研究途径，那就是：怀亲诗与社会伦理之间丝丝缕缕的关系，这里面涉及到母爱、孝道、美德等等方面形态。人们综合两方面因素，得出的结论亦大致一致，即：桑恒昌怀亲诗之所以在当代产生巨大影响，除了诗中思亲之切情昭彰令人动容，而引起人们普遍的共鸣外，怀亲文本的结集出版在数量和质量上构成了怀亲主题的重量和典型、其道德教化功能的不可抹灭等，都当列属原因之要。这样的说法对桑恒昌怀亲诗或者是一种解释，但我觉得，倘若我们反过来说：“是怀亲诗造就了诗人桑恒昌”是否合理？如果是合理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诗歌的好坏取决于深厚的情感与公认的美德？——好像不是，因为，一个人不能仅仅因为具备深厚的情感和美德就成为诗人，语言天赋才是基本的。没有这个天赋诗人也就无从表达对母亲的深情和怀念。因此，我认为，悲情气质和怀亲诗这一题材对诗人来说都是偶然因素，而语言天赋才是诗人在怀亲题材中获得重大突破的必然因素。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这里我想引用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观点，索绪尔认为：语言可以具体地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结构，二是言语；语言结构指语言的社会约定俗成方面（譬如汉语普通话），而言语则指个人的说话。也就是说，言语正是造成文学语言差异的关键因子，也即“文学语言实际上直接地是以个人的言语方式存在的”（引自《文学概论》），情感即以此为载体。因此，我们说，桑恒昌怀亲诗感动了读者，但换一个人来写，虽然他同样怀有深厚的亲情，却未必能感动我们。我们也常常听到所谓“情能补拙”这样的论调，我觉得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既然作者已经让读者感知到了深情，就说明语言已很好地完成了表达的使命，何来“拙”？。
综上所述，我认为，后来的诗人们或习诗者，从桑恒昌先生诗歌中首先应该学习的依然是语言，而非情感，这个主次一旦颠倒，实属本末倒置。
艺术魅力探源之三：古典悲情和崇高风格
既然魅力来自语言，那么桑恒昌先生诗歌语言魅力何在？关于此，名家后辈议论甚多，但基本一致。有贺敬之老人所言“大”与“亲”；有郑敏女士所言“凝炼”和“哲学高度”；有李瑛先生所言“生之颤动、灵之喊叫”；有张同吾先生所言“纯情的喷发”；章亚昕所言“淳朴深沉”；马启代所言“意境悲壮”、“朴素精警”等等。从中大致可以看出桑恒昌诗歌之语言风貌。概以论之，乃：语言精炼，直抵情感之肺腑、思想之脾脏。其语言所表现的简洁隽永，正是古典主义文学的理想。贺拉斯在他的《论诗艺》中谈到诗所必不可少的品质乃“合式”。合什么式呢？美学家朱光潜认为贺拉斯所说“合式”是“合奴隶主阶级的式”。借用此说，我们不妨作如此解：桑恒昌诗歌也是合式的，合什么式呢？合怀亲诗的式，合当代伦理的式。在他的中德双译的诗集《来自黄河的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式：德国式，也即合德国人文的式。《祈祷，为苦命的诗人》、〈〈题荷尔德林啤酒〉〉、〈〈问〉〉、〈〈地球太薄了〉〉、〈〈波恩乞讨者〉〉、〈〈也许——致尤。凯尔纳〉〉等等诗中都有一种德国式的理性和人文关注。 诗人诗中所体现的古典主义理性与德国古典美学不期而遇。
“提到“悲情”，它实属于浪漫的范畴。歌德曾在看了席勒所写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后，自我检讨说〈〈伊斐济尼亚〉〉太过感伤，不够古典精神。但，以笔者之见，感伤或者悲情都与古典有分割不断的关系，通常这两者都是一起出现，如莎士比亚戏剧、荷马史诗等；事实上，古典理性只有和浪漫融合后才能真正体现文克尔曼古典艺术理想：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一理想也正是桑恒昌诗歌之重要体徵，也即我所说的古典悲情与崇高风格。
关于崇高风格，罗马时代的文艺理论家郎吉弩斯在他的《论崇高》中指出：“崇高风格在关键时刻，像剑一样脱鞘而出，像闪电一样把所碰到的一切劈得粉碎，这就把作者的全副力量在一闪耀之中完全显现出来。”
郎吉弩斯的所语 “闪电”与李瑛先生对桑恒昌怀亲诗评价中的“咳血”一词情状极类（李瑛先生说：“读着它，仿佛感到作者每写一首都是一次咳血，而我们每读一首，则都是一次生之颤动，灵之喊叫。”）。“咳血”所表现的从生命深处喷发出来的痛楚与其强烈的悲情体徵所带给读者的撼动与“闪电”如出一辙。这种东西确可以在瞬间将人身上那种世俗的虚尘赘饰击个粉碎，之后引起庄严、宁静等心理反照。如诗人在《夕阳，跪下了》中写道：“左一脚沧海，右一脚桑田，我向母亲跪行而来。血泡累累的膝盖，血泡累累的心，连连叩问：何时再睡进母亲的怀抱？让带着体温的乳汁，将我痛痛快快/痛痛快快地/淹------没!/无数次苍白成白幡，引灵柩西行的夕阳，望一眼殡于地下的母亲，跪——下——了。”“左一脚”、“右一脚”、“跪行”、“跪下了”等表述极言悲怆之状，字字血泪，直击读者胸肺。又如《心葬》中：“将母亲土葬，土太龌龊；将母亲火葬，火太无情；母亲水葬，水太漂泊；只有将母亲心葬了，肋骨是墓地坚固的栅栏。”以心作坟墓，在大多数文本中一般都喻心死，诗人之用意却恰恰相反，认为唯心是净地，是有情处，为安定而恒久不变之城，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是“我”放心安葬母亲的地方。这一跪，一葬，实有“闪电”之光芒与锐利，直欲劈开人心堡垒，之后又沐人以圣洁之光华。在桑恒昌诗中（不仅是怀亲诗）这样的“闪电”处处可遇，真有刀斧之利，一刀一斧皆砍到灵魂痛处。
郎吉弩斯认为崇高风格有五大元素：掌握伟大思想的能力、强烈深厚的热情、修词格的妥当运用、高尚的文词、以前四种联系成整体的庄严而深动的布局。郎氏认为这五种因素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运用语言的能力。——这一点与我在上文 “语言与情感孰为先”中提到的观点不谋而合。上述五大元素基本都可在桑恒昌诗歌中找到印证，故其诗之风格之源不言而喻。
关于悲剧，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论”亦为我所认同。“净化”即通过某种艺术使人类情绪在受到渲泄后而达到平静。这个净化论也可用来解释桑恒昌诗中的“悲情”效应。如在〈〈夕阳，跪下了〉〉一诗中，诗尾一声充满恨与痛与泪的“跪—下—了”，直如一声长嚎劈向长空，让人震动之余顿感坠落肃穆静谧，万物噤声。此即“净化”。净化实有“道德净化”之意，它与崇高风格打动人心后所产生的静穆、庄严、雄伟之感无疑有着异曲同工。
悲情及其崇高风格既是桑恒昌先生其怀亲诗语言的一个表徵，也是一种由语言内部散发的能量，此能量与“气”相仿（当然不尽相同）。我国古代以“气”论文，“气”之养者，与个人之学识修养、生长和居住环境、个体体质和性格有关，悲情与崇高风格虽然不能与“气”同论，却也可借此数项来养。养气并非一时可成，经年累月始发轫于文，经历不同，气便不同，可见好诗借天赋之才或者能成，后天的经历却亦能或者毁天才，或者助天才。这么说来，写好诗撰好文似乎很难，但孟子曾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养”却是酝酿之意，可见，“气”也并非定要年养月蓄，在短时间内也可成“气”。
我之所以说“气”，无非想说明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语言。从桑恒昌诗歌出发，结合桑先生的人生际遇，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其中的渊源。《文心雕龙》认为：“空戏滑稽，德音大坏”，又认为“文之为德也大矣”，其中可看出作文应持严肃和崇高的主张与倾向。因此悲情和崇高风格非仅是西方古典主义的专利，桑恒昌诗歌实也有对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继承。而读者所以喜欢，所以感动，正因为他们各各继承了传统美学（包括伦理美学）的精华，这势必将影响他们的审美。艺术的魅力盖源于此，艺术的恒久盖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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