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译后（10）
至此，以我们三曹诗翻译为契机，讨论了形式与内容上的要求。可以断言，如果译者不考虑形意因素以达到形与意的有机契合，译文是断不可能成功的。
我们对于经典翻译的要求是一丝不苟，但是不是就不可以“变”了呢？当然不是。翻译无处不障碍，其本身就意味着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关于变的问题，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翻译界对于“变”的认识却是很混乱的，尤其是在当下的后现代。我要强调的是：变不是任意的而是有限度、有条件、有制约的。以下，且谈谈变。
经典翻译不同于小说、戏剧、电影等体裁的翻译，后者可以根据政治因素或受众的接受习惯等因素进行改编，前者则要求最大限度地贴近原文，以保证信息的正确传达。当然，保证信息正确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变通。变通首先表现为增词或减词。增词或减词是翻译中常有的事，但就严格意义的翻译而言，它不是文化派所谓的改写与操控而是基于对构词规律的理解和原文信息的深层把握等要素进行适度调变，其基本原则是：增词不增义，减词不减义。
先说说增词的问题。笔者将四言类比为三音步（6音节）、五言类比为四音步（8音节）、七言类比为五音步（10音节）等就考虑了增词的问题。之所以增词，是语言差异使然，译者毕竟不能改变译语的语言系统。英语中有冠词，汉语没有冠词，将汉语译成英语，自然要根据英语语法增加冠词；英语中介词和小品词比汉语多，有时也要酌情增加，比如“仰卧”译成英语是“lie on one’s back”，这便是依据英语的用法，加上了介词“on”和物主代词“one’s”。当然，这种增词式的转换是语言这一基本层面的，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有时还需要根据语境进行合理引申。比如曹操的《气出唱》（1）中的“东到海，/与天连”，我的译文是“Down east, to the sea/Whose shore licks the sky”，其中的“whose”是根据英语语法结合语境信息增加的，而“shore”则是根据情景增加的。再如“开玉心正兴，/其气百道至”，我的译文是“How happy I am, How elate!/I feel air coming from each gate”，其中的“how elate”是根据情景增加的，既凸显了“正兴”的含义，也满足了音步和韵脚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