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齐国故城走出去的学者  于道泉

  1939-1945年间，摄于英国。时在伦敦大学任教。

于道泉（1901～1992.4.21）字伯源，临淄区齐都镇葛家庄人，是著名教育家于明信先生的长子。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从小受其父的熏陶和影响，养成了凛然正气和笃学的精神，季羡林曾评论他：“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淡泊名利”；据《民族学院院报·语言奇才于道泉》说他：“掌握了十三种语言，有藏、蒙、满、英、法、德、日、俄、西班牙、土耳其、世界语等”。1920年入齐鲁大学，主攻数学、社会学和欧美史。后到国立北平大学，任梵文教授钢和泰男爵的课堂翻译，并从其学习梵文、藏文、蒙文。1927年入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学习土耳其语、藏文文法、蒙文文法和民俗学。     

1933年9月14日，在北京与西藏喇嘛士登坚参合影 

 1938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讲授汉语、藏语和蒙语。将100 多首藏族民歌译成德文。1949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藏文教授，后随专业一起并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从事藏学人才的培养。著有《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用藏文以外的文字介绍藏族文学的专著，受到当时国际藏学界的广泛关注。1951年，他根据拉萨话的语音系统，设计了一套藏语拉丁化拼音方案，效果很好。1953年开始主持编纂藏汉对照的拉萨口语词典，1983年出版。70年代以后，工作重点转向对号码代字和号码代音字的研究。他设计了藏文数码代字，这种字在文献、资料检索以及通讯和计算机输入等方面有许多便利之处，而且它不仅可用于藏语、藏文，还可以用于其他的语言文字。作为我国藏学事业的奠基人，它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藏学，有力地推动了藏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培养了一代藏学人才，为藏学事业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做出了贡献。

1986年与四妹陆琳摄于延庆避暑山庄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应胡适邀请来华。当时于道泉任翻译（后排左二）

1946年秋，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满腔报国之情，应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邀请，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日夜兼程，回到祖国，到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担任蒙藏文教授，同时受聘于北京图书馆担任特藏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由胡乔木亲自点名安排，筹办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藏广播，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角解决，并与费孝通、季羡林一起，举办了数期藏语学习法，为中央培训了一大批援藏干部和专门人才。

晚年的于道泉先生

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于先生又成了该院的藏文教授，并担任了藏语教研组组长。在教书之余，还负责《藏、汉词典》的编纂工作，1983年该词典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藏、汉语对照词典的空白，也实现了于先生多年的夙愿。

担任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的胡乔木同志听说了于道泉先生的轶闻故事，也知道他通晓多种语言，而且是欧洲留学多年的专家。于是把筹办藏语广播这一重要工作交给了他，请他协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立藏语翻译和播音小组。对于于先生来说，这一项工作“正合吾心也！”。

经过努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聘请了于道泉先生，以及由他推荐的李永年先生、李春先先生（曲吉洛卓，拉萨藏族旅京人士）和图丹尼玛喇嘛等人作为藏语广播组第一批成员，1950年4月10日开始工作，做好各项准备，5月22日晚上正式播音。这件事是于道泉回国以后第一件最为开心的事。张小平同志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语文部的负责人深情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于道泉先生在工作中能充分调动藏族知识分子的能动性，与几位老朋友合作，共同为西藏的事业而努力。就在那时还出版了(内部发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稿》的藏文版。许多新词术语每天在广播中会碰见，并要求用藏语播出去，于先生为此煞费脑筋。这个藏语广播稿，几乎成了每日出版的“藏文信息报”，在北京藏人圈子里成了最受欢迎的读物，在推广新词术语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政协”、“民主”、“革命”、“解放”等等反映新社会、新事物的词语就逐渐在藏区推广开来。

 “文革”期间，厄支难逃，先是游街、批斗，后是下放劳动。多少教授讲师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尽，如同学院的傅乐焕教授投水自杀、潘光旦教授被摧残致死等。但于先生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无休止的批斗，是“处变不惊，心若止水”。（季羡林《牛棚杂记》）整天摆弄他的“数码代音字”以自娱，后来这种方法竟成了他的一大发明。1969年到湖北潜江县“五七干枝”劳动。1972年由外交部借调回京，受命解读伊朗大使转来的一卷藏文文书。以后又回到民族学院，一直在学院工作到83岁，1984年，学院领导为于先生及另外几位高龄教授举行了“从教50年”祝贺会，表彰他们若心孤诣，培育青年，为党、为国造就人才的勋劳。 　　

1992年4月12日， 于道泉先生终因心力衰竭而长逝，年终91岁。中央民族学院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广大师生共同哀挽这颗语言巨星的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