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晓数国语言的老翻译家傅惟慈,在北京一个传统的小四合院里住了60年。相比于整个国家,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犹如大海里的一朵浪花。但浪花恰恰就是大海微笑的漩涡,傅家三代人的家庭往事,可以说是新中国进步的写照。至于小小四合院里的浓浓亲情,或许能构成社会和谐的根基吧。
■本刊记者 李 蒙
86岁的傅惟慈与老伴段惠春已经共同生活了61年,但两人并未举行过结婚仪式,也未领过结婚证。他们的爱情同生共死,逃离了旧中国最后的黑暗。他们的婚姻是一段惊险的传奇,迎接着新中国的第一个黎明……
逃亡中的结合
1948年,国内内战方酣。国民党统治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如火如荼,傅惟慈和段惠春都积极投身其中。两年前,傅惟慈从内迁贵州的浙江大学回到故乡北平,在辅仁大学复学。段惠春是辅仁大学历史系学生,比傅低一级。由于思想相投,接触频繁,傅段两人感情日深。这一年暑假,因为段的家在外地,受战火阻隔,就迁居到了傅家。
8月下旬,国民党为镇压学生运动,成立了“特别刑事法庭”,并在报纸上公布了北平各大院校共约280多名学生的名单,声称这些人是“共匪学生”,准备进行大逮捕,段惠春名列其中。两人在报纸上看到名单后,立刻采取对策。段惠春隐蔽到离傅家不远的一家私立鼓楼医院,住院检查。私立医院以赚钱为目的,来者不拒,段惠春暂时安顿下来。
暂时的安顿不能保证长久的安全,傅惟慈立即去找几个同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系的同学,联系逃往冀中解放区的路子。季某是与傅惟慈和段惠春最亲密的“战友”,他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早已不向二人保密,也是傅认为最有把握通向解放区的一条路子。因为就在这年春天,傅惟慈还通过季将自己的进步思想的启蒙者、共产党员关国华安排投奔了冀中解放区。
刚到季的住处,也就是位于西安门南面的私立华北学院宿舍,傅惟慈就发现形势不对。季的两三个同学见傅惟慈走进来,个个面露惊惶之色。其中一人走近他低声说:“你怎么还往这里跑?没听说昨天夜里出事儿了吗?他们带走了三四十个人。季因为拒捕还挨了打。你快走吧!”傅惟慈立刻转身出来。出校门时,发现有两三个便衣在附近徘徊,傅惟慈装得从容自然,便衣未加注意。
去冀中解放区的路子断绝了,这一天傅惟慈约段惠春到景山公园僻静处商讨对策。想来想去,只有先去南方躲避一阵,抗战后期傅惟慈曾在内迁贵州的浙江大学读过三年书,在那里有不少朋友。但是段惠春从没去过南方,事出仓促,傅也无法事先打招呼,唯一的办法是两人一起走。
分手后,傅惟慈沿着景山东街缓步回家,突然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从身边驶过,上面站着十几个被捆绑的男女青年。傅惟慈一眼就认出其中的孙氏姐妹,也是辅仁大学的同学,看来是被抓走了。他顿时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必须立刻行动,不能再拖延了。
两天以后,从天津码头驶往上海的招商局致远号轮船上出现了一对青年男女乘客,对外已经以夫妻相称,正是傅惟慈和段惠春。在海上颠簸两天两夜后,两个逃亡者踏上了上海外滩的土地。
小院沧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傅惟慈和段惠春回到北平,读完最后一年大学。1950年两人大学毕业,段一直在中学任教,直到退休。傅曾当过一年中学教员,后来入高等院校教外国留学生说汉语,先在清华,后在北大。“文革”后改教外语,直到1987年从北京语言大学退休。除教学工作外,几十年来,一直潜心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有许多文学名(译)著问世,较重要的有德国托玛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毕希纳的《丹东之死》;英国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等。2004年,傅惟慈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评为“资深翻译家”。
1950年,傅惟慈的大女儿傅嘉嘉降生。次年春,傅惟慈一家迁居到赵登禹路东侧四根柏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从此一住60年,傅惟慈戏称自己是“小院院主”。从胡同的得名看,当年应该有四株柏树,但傅惟慈搬过来时,只剩下了两株,恰巧都在他买的小院里。这两株柏树一直存活到今天,枝繁叶茂,见证了傅家60年的沧桑岁月。
1952年儿子傅涛涛出生,1959年女儿段小沫出世,成为五口之家。到80年代,长女出嫁,儿子出国留学,而第三代子孙——孙女田田,外孙莫言,外孙女莫鸣和莫菲都在老人膝下度过美好的童年。到了21世纪,幼小的孩子一个个长大,到海外求学,小院又变得有些冷清。但傅惟慈老两口也年过八旬,乐得享些“清福”,每日在小院里种些闲花野草,听听虫鸣鸟叫,而且时有老同学老同事过来走访,晚年倒也过得舒适惬意。
1951年刚搬进来时,就听老住户说,此房是日本人占据北平时房产商给一家日本人修建的,一切都虚有其表。房屋的围墙低矮,南面临街的院墙不过一人多高。“文革”时期,有一段日子傅惟慈住牛棚,不让回家。一次他趁夜深溜出牛棚,骑自行车回家,深夜怕吵醒邻居不敢叫门,把自行车靠在墙边,踩着车的大梁攀住墙头,纵深跳进院里,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全家团聚了一夜。
1976年唐山大地震,小院西山墙震裂,另外两三间屋子砖瓦横飞。这是天灾,还有人祸。街道“革委会”响应“最高指示”,“深挖洞”。四根柏一带的防空壕的一个洞口就定在傅家小院内。防空洞里挖出来的土,堆成一个小土丘,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可以爬山游戏,冬天泼上水,还能当滑梯。傅惟慈后来从干校回来,发现防空洞闲置,就用来储藏食物,曾计划将它变成了不需要电气的大冰箱。
到了2008年奥运前,央视10频道要做宣传片,看上了傅惟慈的小四合院,专门来拍摄采访,作为北京的一处四合院的典型,介绍给世界人民。这小四合院的格局保留得相当完整,爬山虎将院墙完全掩映,两株高大的柏树苍翠挺拔,合欢树、核桃树、石榴树、金银藤枝繁叶茂,还有花花草草交相掩映,在闹市中更显得分外幽静。院子的主人,是一位老翻译家,一位外国硬币收藏家,一个流历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的中国老人,一个翻译了一辈子外国文学作品却更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北京老爷子——这的确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保罗与小沫的跨国婚恋
傅惟慈的三个子女,都领了结婚证,这比他们的爸爸妈妈多了道“正规手续”,但他们都蔑视世俗常规,不肯拍结婚照,不办仪式,也不宴请亲友。
长女傅嘉嘉,1975年经一位医生介绍,认识了叶念先,后来结婚,生下儿子叶芳歌。叶念先的父亲叶君健,是翻译《安徒生童话》全集的著名翻译家。婚前嘉嘉的婆婆苑茵女士到家里来过一次,送过一件毛衣,就算定婚“聘礼”了。婚后嘉嘉继承母亲的职业,一直在中学教书,现已退休。女婿叶念先是中国世界语学界的重要学者。
儿子傅涛涛1981年结婚,1983年留学英国,后在《星岛日报》担任记者,决定在国外定居,因原配妻子无法出国,只得离异。在英国,他的头两个孩子女儿田田、儿子霆霆出生。1995年与现任妻子(同样是华裔)结婚,定居在卢森堡,熊熊和丹丹是他们一对可爱的儿女。
小女儿段小沫,1980年认识了英国留学生莫保罗。莫保罗当时在清华大学学水利。一天,他去长安街上的国际俱乐部闲坐。恰好那天傅涛涛和段小沫兄妹也去了国际俱乐部。里面在跳迪斯科舞,莫保罗不爱跳,段小沫不会跳,别人都去跳了,他们正好坐在了一起,面对面地开始了交谈。小沫那时还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两人谈论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谈论古老的英国社会,也谈各人的学习,发现思想有不少共同点。临别前,双方互留了电话,从此开始了交往。
过了一段日子,莫保罗登门拜访,第一次来到四根柏小院,后来来得多了,引起了街坊邻居的注意。这个外国人是干吗的?干吗老往这儿跑?弄得小沫的妈妈不得不叮嘱莫保罗以后少来,来了也不要久呆。街坊邻居慢慢知道小沫与老外在谈恋爱,也有些议论,但并没有公开地说三道四。
小沫到清华大学去找保罗,也有人注意。学校留学生办公室有人来问莫保罗,那个老来找你的女孩子是什么身份?莫保罗不肯说,理由是个人隐私外人无权过问。留学生办倒也没有深究,毕竟“文革”已经结束了。
尽管外界有些干扰,但保罗和小沫对两人的结合很有信心,他们感觉到中国在变,一切都在向开放、文明的方向变。恋情依然在发展,只是什么时候能结婚,还提不上日程。
1983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登记结婚的几项规定》,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办手续颇费了一些周折,莫保罗专门回了趟英国,拿到英国政府签发的本人婚姻状况证明。证件齐备后,两人向北京市民政局递交了结婚申请。申请递上去了,却迟迟没有回音,两人就经常跑去问,跑了许多趟。
一天,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突然说,你们明天来吧,明天可能有希望了。也没说明天能不能领结婚证。第二天,保罗和小沫去了。发现来的全是老外和“老内”(记者从莫保罗嘴里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来办理结婚证的,民政局工作人员以“娘家人”的身份,对洋姑爷们一一进行了“嘱咐”。
轮到保罗和小沫了。工作人员“嘱咐”保罗,在中国,妇女都是有工作的,有了工作,就有收入,有了经济来源,在家里才能有地位,所以结了婚,不能不让妻子出来工作……保罗连连点头,保证小沫将来肯定会出来工作。“嘱咐”完了,“咔嚓”一声,他们的结婚证盖上钢印了,两人欢天喜地跑出来,婚算是结了。
婚后,保罗和小沫到英国,在英国住了两年,小沫同公婆相处得很好,对异国生活也适应得很快。1986年底,莫保罗又来到中国,在中国找到了工作。他发现,在中国比在英国工作机会更多,待遇也更优越,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大力建设,也需要像莫保罗这样的外国人才。他愿意留在这里工作,为中国的建设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今的莫保罗是一家跨国公司的总经理,只要小沫在北京,每逢宴会他都喜欢带上夫人,老外们都因他有一位中国太太而羡慕赞美不已,“老内”们也因为他是中国女婿而对他多一份亲近。莫保罗说,在英国,你很难交到什么朋友;而在中国,你到处都可以交到朋友。中国人的亲情、友情,是老外们都很羡慕的。
未来更美好
傅家第三代,目前成了家的只有外孙叶芳歌。叶君健的婚礼,当年是老舍先生主持的;叶芳歌的婚礼,则请了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先生主持。叶芳歌曾在德国留学,学业完成后来回到祖国,现在一家德国公司工作。
傅涛涛家,田田现在是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医学院的五年级学生,很快就要毕业进入社会工作了。弟弟霆霆,是伦敦大学理工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傅涛涛的另外一双儿女,跟随父母在卢森堡念中学。
保罗和小沫有一男二女。儿子莫言是英国剑桥大学数学系四年级学生。莫鸣今年考大学,还没有发榜。莫菲在上中学。这些年小沫长住英国,照顾三个子女念书,而保罗反而长住中国。等莫菲也考上大学,小沫就解放了,将来也可以考虑长期定居中国了。
每年暑假里孙辈们都要回到北京,回到四根柏胡同的小院里,他们对北京的变化,要比长住北京的人敏感得多。田田说,北京的变化太大了,几乎每次回来,都会觉得这是一座新城。同伦敦相比,北京的治安更好,在伦敦,她这样的青春美少女走在街上,有的无良少年会上前纠缠,北京却没有这样的现象,她觉得很安全。北京的东西更便宜,而且哪里都买得到,生活起来更舒适。北京的交通比较堵塞,但出租车太便宜了,所以到哪里去都很方便。
问起在中国30多年感受到的变化,莫保罗说,太多了,多得还不如说哪些没变化更方便。但问起最大的变化,他出人意料地说是“法治”。中国的法律越来越多了,而且法治也越来越完善了。老百姓有问题有纠纷,可以去法院起诉了,而且诉讼费也很便宜,最低50元,公益诉讼、援助诉讼有的甚至免费。他自己就为房产纠葛卷入诉讼,几次都胜诉了。在中国做生意的老外,最期待的就是中国的法治能完善,法治完善同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重要。
尽管远隔重洋,但互联网的发达,给傅惟慈家带来了每天都能团聚的机会。每天下午三点,大女儿嘉嘉就会过来,为两位老人接通网络视频。在英国坎特伯雷的小沫,在卢森堡的涛涛,都会在网络的那头,与父母对话。在剑桥读书的莫言,在伦敦读书的田田,还有其他家庭成员,有时也会穿插进来,全家人享受一小时的“网络聚会”。这样的聚会已经持续了两年……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傅惟慈一家的发展也越来越“国际化”。但这个家的“根”在中国,在四根柏胡同的小四合院里,这是60年都没有改变的。支撑着这个家庭的亲情与爱情,都是最传统的“中国式”,这也是永远都不会变的。中国在变,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在变,但不变的永远都不会变。这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由衷地祝愿他们的未来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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