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傅惟慈：我的“牌戏人生”

  傅惟慈：我的“牌戏人生”
          2008年07月14日

翻译第一阶段：“遵命”翻译

翻译第二阶段：主动翻译

翻译第三阶段：英式文学之轻

再忆好友董乐山

硬币收藏：另一个“癖好之累”
《牌戏人生》，傅惟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7月

嘉宾介绍：

    傅惟慈，1923年生于哈尔滨，曾求学于辅仁大学、浙江大学等，以国民党青年军身份参加抗日战争，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革”后，傅惟慈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院校教授文学、语言课。于上世纪80年代赴德国、英国教学，通英、德、俄、法等多国语言，目前已有三四百万字的译著，尤其是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卢森堡《狱中书简》、奥威尔《动物农场》等译著影响巨大。

    傅惟慈爱好广泛，除翻译外，他也是钱币收藏家、旅游爱好者，读者们可在《牌戏人生》的文字中找到他的各种兴趣的踪迹。作为傅惟慈自我创作文字作品的第一次结集《牌戏人生》文字精致、耐人寻味。

　　翻译第一阶段：“遵命”翻译

　　和讯网：各位和讯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请到了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傅惟慈先生作客和讯读书频道，和大家一起聊聊他的翻译人生。傅先生除了翻译之外还非常喜欢收藏硬币。等一会聊完翻译之后，也请傅先生聊聊他的硬币收藏故事。傅老师，先和和讯的网友打个招呼吧。

　　傅惟慈：大家好！我是一个搞翻译的，兴趣也很广，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谈一谈。

　　和讯网：今天傅先生之所以作客和讯读书聊天室，是因为他的新书《牌戏人生》的出版。这本新书里收入了傅先生的人生经历的故事、翻译的趣闻轶事以及他收藏硬币的一些小故事。傅先生，您的新书名叫《牌戏人生》，为什么会想到取一个这样的名字，而不是“翻译人生”或者“收藏人生”呢？

　　傅惟慈：“牌戏人生”实际上是我十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的名字。文章里谈到，这句话的来源于英国的一位政治家尼赫鲁，他把人生比作手里的牌，一个人手里的牌或好或坏都是别的人给你的，这个人是造物主还是命运我们不屈研究它，但如何把牌搭好有你一定的权利。尼赫鲁说的比较绝对，他说“自己打好牌是自由的。”我给它做了一个相应的修正：自己打好牌是有一定自由权的，因为人不可能有绝对自由。我认为这也逐渐地成为我人生的一个哲学：在我的生活中，我尽量利用自己牌的一些优势，使我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我写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广东一个随笔刊物上，后来很多看过这篇文章的朋友都好象很同意我的这个想法。不久前，我的这本集子要出版，大家一时都想不到一个好名字，我说干脆就用这篇文章的名字作题目吧。《牌戏人生》倒也是还符合我的人生哲学的。

　　和讯网：傅先生，您的翻译生涯非常得长。一如您刚刚讲的牌戏：发给你一手的牌，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希望能掌握一些打牌的自主性。结合您的几十年翻译生涯，有没有一个从不自主到自主的过程呢？

　　傅惟慈：你说得对。因为除了正式的工作，翻译占了我生活的主要部分，耗费了我很大的精力。特别是在“文革”以前，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其它的事，只能做翻译。

　　翻译在我的一生中确实有不同的阶段。从别人让我翻译、接受别人的指令、命令翻译开始，我开始走上了翻译之路。当时，他们需要我翻译一个东西，我就翻译。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看到我有这个能力。后来，逐渐变为我自己向出版界推荐不错的书，然后问他们可不可以出版。再后来，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宽容。我也积累了一点资本，别人也承认了我在翻译界的地位，我才能主动地选择一些我自己喜欢的读物翻译。又或者说，我觉得它们应该是能够让广大国内读者看到的。

　　和讯网：我记得您以前在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我们听起来很有意思的词，这其中应该包含了您很多人生情感，这个词就是“遵命文学”。请问您当时为什么造出这样个名词？

　　傅惟慈：“遵命文学”不是我发明的，而且这个词不是讲翻译，而是讲文学。当时很多作者在那个时代做事情前，都要以政治挂帅。比如：来一个什么政治运动，上面下了命令，作者就要写一篇文章来配合。这些作者“遵命”写作，并不是自己真正心里想写。

　　翻译是另外一件事。这个主题原来某个国家的作家想到的，翻译这个而不翻译那个，翻译什么也是上面指定的。特别是中国刚刚建国以后的若干年，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情况，可以说一切还是管得挺紧的，远远不像现在的宽松状态。当时，该翻译什么，甚至某一时期翻译什么，比如说刚刚解放，要合作化运动，我就翻译其它国家的农业合作社的资料，或者，只能翻译一些所谓的兄弟国家的资料，例如东欧的社会民主国家，而西方的东西是万万不能翻译的。所以，翻译也同样存在着受领导，听主管文学领导的命令来做的情况。当然，我也没有资本，是一个无名的小卒，也没有权利自己提出什么东西。

　　和讯网：傅先生，刚刚您说到，您的翻译已经有一定声誉的时候，可以自主性地向出版社做一些推荐。请问，给您带来声誉的是哪部作品？是不是您刚刚讲到的那些“遵命文学”？

　　傅惟慈：因为声誉这个事是非常抽象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有了声誉。只不过我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当时能够有资格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应该只有北京一家、上海一家，一共两家。小的出版社像今天这样能百花齐放，每个出版社都能出翻译作品，在那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听的冯至老师的课，我有一本德文的与人合译的作品，到今天还比较受大家欢迎，也就是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当时，我在北大读书，听冯至先生的课。就把译本给了冯先生看。看后，冯先生觉得我们两个年轻人翻译得还不错，他甚至为我们亲自奔走，使《狱中书简》这本书得以出版。最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很薄的一个小册子。

　　大概在1954年左右，我陆陆续续替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了五六本作品，还有一些别的出版社。这使我在翻译方面多多少少得到了出版社的信任。他们会说这个年轻人还是不错的，文字也还过得去。我在翻译方面还有个长处就是德语翻译。

　　大家都知道中国当时的情况，解放以前中国派留学生到国外，或者自己自费到国外留学，主要是日本、英国、美国，去德国的留学生相对少。而且即使是去德国留学的也多半是学理工、医学的学生，学文学的实在是寥寥可数，我的老师冯至是其中一位。所以，我当时有一个优势，结合《牌戏人生》来讲，这是我牌里的一张王牌——我会德语。当时东欧一些国家，很多人都说德语。这意味着很多作品都有德语译本。我占了这个便宜，逐渐翻译一些德语作品。这仍然属于我翻译的第一个阶段，“遵命”阶段，意思是说，我受到出版社的委任、委托来翻译的一些书。
翻译第二阶段：主动翻译

　　和讯网：后来我看到您也有很多英文小说的翻译出版，像格林、毛姆，我想很多中国读者对您有印象，比如说像我是从您翻译的《月亮和六便士》，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小说的笔法非常好。

  　傅惟慈：对不起，你还不是太了解我，你现在提到的英文作品的翻译已经是我翻译的第三阶段。那时，我已经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不能说是绝对自由。之前，我还有翻译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我主动向出版社推荐一些要翻译的作品，并得到了他们的允许。也就是说，我在翻译界多少树立了一定的地位。这其间，我翻译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托马斯?曼的很有名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是上个世纪57年我着手翻译的。

　　后来有大跃进，中间有很多波折，没有很多时间翻译。不管怎么说，我这个人有一定的毅力，到了59年花了三年时间终于把它完成。以后这本书交到出版社，再在出版社压了两三年，一直到62年才出版，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这本书是我跟出版社商定的，我说我想翻译这本书。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我跟很多朋友谈过，可是现在找不到非常确凿的证据。

　　1956年，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对引进外国文学也是比较宽松的。据我的记忆，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绝对正确，周扬邀请了各个国家的文学家，德语的，法语的，以及国内如钱钟书等学者共同拟定了一个“世界各国文学名著两百部”。因为当时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就看到了这个两百部作品的名单。

　　我记得很清楚，德语文学（不是德国文学，因为说德语的国家除了德国还有奥地利、瑞士的一部分都是说德语）一共有12部，绝大部分都是古典作品，比如：歌德、席勒等人的作品，而他们的作品在建国以前30年代、40年代的被人已经翻译过了。

　　我记得属于现当代的德国文学作品只有两三部，其中就有《布登勃洛克一家》以及托马斯?曼的《兄弟》，亨利希?曼的《臣仆》。我当时就大胆地向出版社提出来，我想试一试《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书。这也是我自己主动脱离第一阶段的“遵命文学”翻译。这部作品是有世界声誉的，其次在托马斯?曼全部作品里，这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代表作。当时他写这部作品时不过20多岁，文字相对来讲比较轻松一些。但是他到晚年写的《浮士德博士》、《魔山》就比较难理解，而且内容更沉重。

　　《布登勃洛克一家》虽然也有60万字，我相信自己经过一些努力还是可以把它译下来的。但是我绝不是硬着要求出版社让我翻译，而是先让我翻译一部分，经过他们的研究、认为，我再接着翻译。这样我在57年就开始翻译《布登勃洛克一家》，之后是40万字的《臣仆》。可以说，这两本德文作品是我花了很大力气的。

　　和讯网：这是您翻译生涯的第二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

　　傅惟慈：我在第二阶段还要补充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很多人主要知道《布登勃洛克一家》，《臣仆》有一个盗版，没有其它出版社正式出版。还有一个德国的东西是我自己主动要求翻译的，而且是出版社要求翻译的就是毕希纳的《丹东之死》，一个剧本，这在德国文学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正好《新京报》前天（7月12日）出版了书评版介绍了这本书。大家如果有时间不妨看一看。这本书是我自己向出版社推荐的。我跟出版社说，没有涉及他的内容，只是说毕希纳是在德国文学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只不过他非常年轻在23岁就死了，没有那么大的权威。如果他再多活几年，说不定他远远比德国任何文学家都有名，因为在他23岁时就写出这么一个杰出的作品。

　　当时文化界、文学界中，他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他的思想远远不像歌德这样，是把工人阶级作为书中的主人。更重要的是《丹东之死》是写法国大革命，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斗争，丹东本来是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亲手签署了多少个手令，把贵族一个一个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自己也上了断头台，表面上看是革命的两条道路，罗伯斯庇尔的外号叫“不可贿赂的”，非常正直的，大公无私，非常廉洁的。

　　丹东，一般人了解，他的生活是比较浪漫的，跟同志们、朋友们聊天，常常拿女性，而且很粗俗的，好像今天手机上黄的段子这样的话，但很有意思。

　　这两个人的斗争，丹东被处死了，因为他违反了公共道德，但事实是那么简单吗？那个时候我的思想也是非常模糊的，我恍惚就觉得在革命之后，人民的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了，《丹东之死》里两个人的看法，把一个人穿上一个道袍，把身上的曲线都给掩盖起来，美啊、丑啊，没有个人的东西，大家都穿一个大袍子，这是很明显的举例，当然我没有这么深的政治觉悟。

　　有一点可以借鉴，这本书在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阿?托尔斯泰也把它翻译成德文，而且演出过。毕希纳全集也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看，今天来看很有意思，在那时候是不会出的，事隔了这么多听。这是我的选择，我明明知道绝对不会出的，这本书是在1979年四人帮倒了之后（出的）。现在可以转入第三阶段，转到英国文学，而且是比较通俗性的。

翻译第三阶段：英式文学之轻

　　和讯网：差别其实挺大，我觉得德国和英国的两国文学其实就不太一样，您怎么转向英国文学呢？我们知道的很多作家的作品您都翻译过，包括格林、毛姆，包括前两年得诺贝尔奖的莱辛，他们的作品您都翻译过，怎么做了这样一个转化呢？

  　傅惟慈：说来话长，这个思想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我的《牌戏人生》有一个短序就说，年轻的时候想当文学家，想做流浪汉，流浪汉不说了，那是完全开玩笑。想做文学家，爱听故事，爱说故事，自己有没有这个（写故事）能力？当然后来证明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有一个作家说，文学不管你说故事、听故事还是写故事，会改变你生命的时间和空间，在你感到自己很绝望的时候，很没落的时候，支离破碎的时候，你走进文学中间，能够一种新的生命力量。当然这过分地夸大了，那天我到书店签名售书的时候，我向大家提出，为什么到今天还有那么多人爱看书，还有很多人在今天要写书，恐怕很大程度上想改变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文革之前那么紧张的空气中间，在我翻译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完全离开了当时现实的时间和空间，我到了一个远远高于现实的一个境界，活得更有意思，更自由。

　　回到英国文学，我得承认，英（国）文学看得比德（国）文（学）少一点，英国文学像莎士比亚很多人起来，能让你感觉到生活就在你眼前，可以把握住，这里包括比较严肃的大家，像格林、毛姆，他是二流作家，但写的故事也非常有意思，也有侦探小说。我不是说文学一定要有很深的含义，让你看了之后求生求死，我觉得文学就是看了之后你能感受到改变自己一种生命的感觉。

　　和讯网：是不是和大时代的气质是一致的。

　　傅惟慈：你说的太对了，我正好在这个时代，文革之前、文革之后中国有所改观的东西，空气也自由了。格林是一个天主教徒，《沉静的美国人》出版的时候，他的书是不能出来的。好象毛姆的书之前也是不能出来的，侦探小说以前也是不能出来的，可以说是时代的改变。我正好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从四人帮倒了，七八、七九年一直到八几年是我翻译非常鼎盛、繁荣的时期，当时我有好几个朋友，董乐山、梅绍武等等一起来讨论、满意。

　　和讯网：您翻译的几个作家里头，像托马斯?曼、卢森堡、奥威尔、格雷厄姆?格林都是偏严肃的，在这一系列作家的长长名单里，我看到钱德勒，就是前阵子新星又版钱德勒的侦探小说重出了，您在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会看中钱德勒的作品呢？

　　傅惟慈：好几个原因，可以说钱德勒是侦探小说中的一个佼佼者，可以说是顶着尖的作家，很多人做过评论，我在这里不想重复。我看他的书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享受。这有很多很多原因，也由于钱德勒笔下的侦探菲利普?马洛，我特别喜欢。某种情况之下，不妨说我很喜欢他的性格，和我自己有某种想想，比如愤世嫉俗，爱说些俏皮话。好的地方是有一颗软心肠，别看他是硬汉子，他对弱小者，像格林一样永远充满同情弱者。

　　还有他的生活方式，那么自由，一个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晚上一个人跟一个人下棋，我自己在文章里也说过，我从小发明过单人游戏，一个人和一个人玩。很多方面是我赶不上的他的，他行侠仗义，成就很多人，破解很多迷案，我一辈子把我打死也做不到，但他的行事方法和思想使我受到感动。另外，我是一个搞翻译的，我对语言有特殊的感觉，我很喜欢语言。我啊选择一个作家往往是他的语言和我合拍，正如我前面谈到的毕希纳的《丹东之死》。钱德勒也一样，他有些话太妙了，我不是说那些俏皮话，这个话我有一次也提过，说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也有类似这样的话。

　　我举一个例子，我特别喜欢钱德勒《高窗》里，他把一个女孩子非常可怜的，受到富婆控制之下，把她拯救出来，这个女孩子非常天真，总是疑心自己杀了人，实际上她并没有，钱德勒把她救了出来，送到打的父母身边，父母是很好的人，也在那儿住了几天，女孩子当然对这样的人非常有情，他对这个女孩子也有一种情意，但不会有任何发展，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在我分手之后，看到她的房子，我有一种感觉，就好象我写了一首诗，我又把它忘了，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多好的比喻！

再忆好友董乐山

　　和讯网：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钱德勒能够位列美国大家的一个原因，他虽然写侦探小说，但他的文笔和文字决定了他又和一般的侦探小说家不同的地方。傅老师，您翻译的作品里头，很多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我看到的这些小说里头，其中有一本我一直觉得非常有意思，署名是董乐山和傅惟慈译，这本书是《基督最后的诱惑》，能不能说一下您当时和董先生当时合作翻译这本小说当时的情形呢？

  　傅惟慈：我在好几篇文章说过和董乐山之前友谊怎么建立的，我们一起受难，从丹阳回来之后，有一些旧帐没有还清，失去了教书资格，但我们的思想是相同的，想介绍外国文学也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比较著名的不是第一本，比较著名的是套翻了1984年的奥威尔，这本书也是一个杰作。同时我也翻译过美国的科幻小说，偏重于科学的。我也翻译过《动物农场》，《动物农场》是董乐山先生接到出版社的要求，出版一个文集，要我翻译这一本。

　　我翻译世界文学经典小说，也由董乐山先生帮助我翻译乐凯雷（音）的一个很长的长篇小说。《基督最后的诱惑》是我接受当时一个作家出版社，这个人有点小名气，叫杨魁（音），他找到我，说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译的，当然这本书我是知道的，因为这本书纳诗迪（音）写的伊斯兰作品，受到原教旨主义者的攻击一样。这本书写出之后，很多虔诚的教徒认为把耶稣还原成人，应该是一个大神，他有人的感情是对神的亵渎。所以，我觉得这个书还是值得翻译的。

　　这本书在美国拍成电影，受到一些攻击。当时想把这本书赶快翻译出来，董乐山早几年就去世了，不分彼此的，我就找他，说我们俩一起翻译吧，这本书最后，因为董先生这方面比我好得多，他会写文学的评论、分析，为这本书写了很长的序，因为这本书出来也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觉得对基督教有不恭敬的地方，董先生的文章在《读书》上发表了，所以我把他的名字排到前面的。实际上这本书是我介绍的，前半部是我翻译的，后来出版社也不太管，因为我们这些搞翻译的是很注意风格的，原作的风格你要崇敬它，你个人的翻译风格也要有，这是不能避免的。我写过一篇文章谈过这个问题，这里我就不说了。董先生是上海人，我是北京人，是京油子，可能北京话比他说得更好一些，他偏重翻译第三帝国这种政治性的东西，我更擅长翻译文学作品。所以，文学性的他的稿子，我大致都看一遍，做了改正，这本书第一部也是我翻译的。
硬币收藏：另一个“癖好之累”

　　和讯网：这本书非常好看，给中国读者带来一部非常好看的文学作品。傅先生除了翻译之外，还喜欢收藏各国的硬币或者钱币。傅老师，您觉得您的翻译和收藏有没有共通性，它们彼此有没有值得相互补充或者相同帮助的作用呢？

　　傅惟慈：钱币和文学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是一个主体，我的性格方面喜欢这个，也喜欢那个。我个人的喜爱常常有共通的地方，我不仅喜爱文学，也喜爱收藏，还喜欢旅游，喜欢照相，兴趣很广。收藏这个东西，我在最近出的《牌戏人生》中大致谈了一下我为什么从小就喜欢这个。有好几个客观原因，碰到一些问题，可能很大一个问题是，我的性格充满了一种好奇，想知道了解这个外部世界。小的时候当然不可能，时代也不允许，那我只能从书上，钱币也是一个实体，一个载体，甚至比书更形象一点，书是人家写出来、印出来的，钱币是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人家就用过，当时的图象就是当时的情况。

　　从美学的观点，钱币有一种质感。现在很多人收藏邮票，很漂亮花里胡哨的，但一比较，钱币有20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邮票才有多少年。好的钱币像希腊的我当然没有经济力量买得起，好的钱币是一个非常好的浮雕，我收藏一部分，也是尽量收藏好的。另外，收藏钱币是我旅游中间，特别是到国外旅游，也收藏了一点，更增加了我旅游的兴趣，我到一些地方都要参观一些钱币的商场、小店，和卖钱币的小老板，不是那种大商人聊聊家常。有一个伦敦的小商人是希腊人，我在伦敦郊区住了很长时间，有一次住了一年多，每次进城我都到他那儿歇歇脚，俩人聊聊天。

　　北欧和南欧有很大的差别，北欧因为天气缘故，人也比较冷一些，南欧就热情，到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一样，常常像中国人一样，爱拍拍你的肩膀，搂搂你，但第二天就把你忘了。我也去过希腊，非常喜欢希腊的一个中年人，我到那儿，总是给我一杯咖啡。一听说过我到过希腊去朝圣，就把我当做知己，我们希腊很了不起，和中国一样有那么多年历史，他说的也是实话。抱怨英国人如何虚伪，在伦敦给人打工是不成的。我通过钱币认识了不只这样一个小商人，非常有文化头脑，可以说增加了我生活的一个乐趣，增加了我旅游的乐趣，而且我对钱币本身的兴趣也一直没有钱，当然也有不好的一方面，跑到“钱眼儿”里面去了。（笑）

　　和讯网：傅先生，世界上这么多国家的钱币，是不是每个国家的钱币您都收藏了一些？

　　傅惟慈：钱币像大海，只能收藏一部分。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名，都要有代表，收藏越来越难，你会发现这个国家早已经没有了，比如夏威夷，后来变成美国的第五十州了，那大概是在1899或者1900年前后，想找夏威夷没有变成美国第五十州的土王的钱币价钱就很高，很难找了。所以，后来就不成了，大致收得差不多，就专攻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国家，甚至于某一种图案，有人收藏体育的钱币，有人收藏动物的钱币，我自己喜欢历史，所以我一般收藏各个当时殖民地的钱币。比如非洲很多国家，以前是法国的，是葡萄牙的，是哪国的殖民地，后来独立了，一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纷独立，但钱币还受以前钱币的影响，你看这些钱币，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历史一样。

　　和讯网：您现在的藏品有多少枚？

　　傅惟慈：我收藏我的专项，一个是德国的，一个是殖民地的，还有某一些特殊的钱币，比如中国曾经是半殖民地国家，几乎被列强瓜分，日本占领了东北、满洲国、冀东政府，以后大半个中国，他们在伪满，在傀儡的时候政府出过一些钱币。德国占领过青岛，也出过大德国堡，也是很珍贵的。大德国堡是19世纪末两个传教士被德兵杀害了，当时德国政府和满清签订了合约，把胶东割据了，正因为这个问题，中国才享受到啤酒，德国是把啤酒最早弄到青岛来。当时他们出来两个硬币，一边是德文的，写德国帝国，一边是中文的，写着大德国堡。一个德国的币商跟我说，你是中国人，应该搞到这个，我当时不知道，回来就找这个。后来我曾经买到大德国堡，40、50块钱一对，并不贵，后来我到上海去玩。

　　和讯网：当时是哪一年的事？

　　傅惟慈：1992年的事。

　　和讯网：40、50块钱还很贵。

　　傅惟慈：对，当时还算贵的。我在上海有一个币商，他不知道怎么弄到一个罐，埋到地下，都长锈了，很便宜，十几、二十块钱，我挑了几个好的，都给别人了，今天一枚好币都过千，很难得了，据说德国人都在找这个币。

　　和讯网：我想傅先生收藏这个钱币只是出于兴趣，但跟很多现代人把它作为投资和升值的心态肯定是完全不同。这期间有没有人想找您，买一些您手中的藏品？

　　傅惟慈：也有币商，因为他们知道我当时买这些币的时候，价钱比较低，如果我即使给他加一些，今天他再转手也可以图利，但这究竟不多。我是一个收藏者，也收藏得比较好，也因为我下手比较早，所以，有一些币今天就很难找到了，即使出大价钱也找不到了。有两三个收藏家跟我说，假如有一天，这个东西……他不好意思说你那一天见马克思了，只能说你不高兴再玩了可以让给我。我说我记得，现在看样子一时半会还死不了，每天还要自己玩玩，我更没到这些币能升多少值，当然升值我也挺高兴，我这个人也不能免俗，也挺爱钱的。

　　和讯网：我看到您在《牌戏人生》书里也写过一个故事，是一个逃难的过程。一个小币溜到你的口袋里，为了通过检查，不得不把它埋在土里头，硬币上画了三个小狮子，后来你又找到类似的钱币吗？

　　傅惟慈：这个币不是很难找。那时候我离开沦陷区北平（北京）到自由区（抗战区）是1943年，已经是60多年以前了，当时我的收藏品是非常低的，那个币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实际上不是很难得，价钱也并不很高。这里有一个图，也巧极了，正好在我们今天谈话的前一星期，有一个人拿来一枚非常好的，极其好，我虽然已经有了，也还是留下来了，因为价格也不高。那是一个历史记录，那是德国的一个根西岛（音），货币单位是W。

　　和讯网：不管您的收藏还是翻译，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弗雷，不小心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下，也一种危险，会惹一点麻烦。

　　傅惟慈：对，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癖好之累”。

　　被人拿走了，或者一个机会错过了，心爱的东西被别人捷足先登了，我再找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要不然，这套钱币原本是一对，由于当时钱不够，只能买一个，第二个没有钱再买。但是到今天，这个钱币已经升值很昂贵了。这些情况下，心里总会耿耿于怀，不舒服。不只是钱币，我觉得最大的癖好之累，是“文革”期间红卫兵“帮助”我“清除”杂物时，把我的音乐唱片拿走了。我心里疼！亲眼看到大皮靴把一个贝多芬的头像踩碎了，特别难受。我记得谁说过，什么叫悲剧？悲剧就是眼睁睁看着一个心爱的东西被人家毁坏，比如一个心爱的人得了不治之症死在你的怀里。“文革”时，一个很好的古瓶，有几百年的历史，被扔在地上砸掉。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个大卡车到我家抄家，把我的唱片砸掉。

　　和讯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您进唱片店应该可以看到更多您喜欢的唱片。

　　傅惟慈：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达观一些，时代在进步，没有谁的巨掌能拦得住。

　　和讯网：非常高兴傅先生来和讯来聊他的翻译和他收藏的小故事，正如傅先生所说的，一切都在向前进，不管文学、收藏还是音乐，希望傅先生今后还能够有更多的好的文字作品，虽然您说了一些不再“玩文字游戏”的气话，但希望傅先生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也希望傅先生下次有机会还能来这儿跟大家聊天，谢谢！

　　傅惟慈：谢谢给我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