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和傅惟慈老人交往十年，其见证便是他唯一的创作结集《牌戏人生》的出版，为了配合宣传，我发表两篇对他的访谈《对我来说，翻译是一种游戏——专访翻译家傅惟慈》（《信息时报》2008-07-13）、《傅惟慈：享受翻译越来越自主的路》（“和讯读书”2008-07-15）。不久我觉得翻译家这个名头放在傅惟慈名字前，容易遮蔽他的立体影像；他肯定也算得收藏家，同时是文艺背包客和音乐盒摄影爱好者。随后我发表了另一篇访谈《牌戏人生，无常而美——专访多栖文化人傅惟慈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8-08-22），多栖文化人，是我当时很自得的措辞。《牌戏人生》引起不少读者共鸣，去年8月出了修订版，因为最后这几年傅老写作冲动频发，陆续又发了几篇长文。上周末他突然到另一个世界游荡去了，作为一个很熟悉他的人，很惊异和伤心。其实是惊异于这离去的突然，自己竟一直天真以为这个非常有兴味的老人会一直陪着我们。周作人说过，老人像古书，少一部是一部。傅老毕竟91岁了，怎么说也是福寿，至于我们伤心，严格说来是伤心自己的，春节后我们一向会说天暖的时候几个朋友到他的四根柏小院看看花，今后大概不会再这么相约了。傅老是一个非常看得开的人，他背上背包去游走，可以和一些虫子同住鸡毛小店，死后也什么都不带走，把所谓皮囊还捐给了医学实验。今天如果让我非给傅惟慈这个名字前加上个名头，我觉得文化人都不“尽善”，他有很多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朋友，我宁愿说他是一个趣人，一个达人。
所谓访谈傅老，其实我从来不是刻意的，仅仅是一次一次到他那里闲话，仔仔细细读他的稿子的自然结果。因为发表报刊版面的限制，又要求主题集中，所以对我们的漫谈删削很多，为了纪念这个可爱的老人，我拿出经过他改定的原稿重读，把删削部分重新整理出来，算是四根柏小院的一个回声。
过不止一个人的生活
高立志：傅老，我查一下单单您翻译的作品，就包括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德国、奥地利、瑞士、希腊、英国、美国等多国文学30余种；我每一次来，我们几乎都聊不同的书，我们知道您一辈子和书结下很深的缘分，我想问，对于您个人来说，读书有什么样的意义？
傅惟慈：我译过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少，但在开始走上这条路的最初阶段，大部分是应出版社为迎合政治需求而规划的作品。现在回头看，除了两三种外，大多已失去价值，不值一提了。这像做任何一件事一样，起步的时候，难免在歧路上徘徊一阵，才逐渐摸索出一条正路来。你提到我这辈子同书结下不少缘分，这很重要。正因为爱看书，喜欢阅读——杂乱无章的阅读——才最终把我推向译书的道儿上。我总觉得一个人所经历的，所思考的终究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要让生活无限丰富，那只有通过阅读。阅读，让我感到我过的不止一个人的生活。或者形象地说，一个人只能在有限时间里拥有一小块有限地盘，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扩大这个地盘，通过阅读拉长我们拥有这块地盘的时间。一位文学评论家曾说，叙事可以改变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我理解的“叙事”，既包括简单的看书、听故事，也包括带有创造性的写书、译书。
高：那您给我们举例谈谈几本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吧。
傅惟慈：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我译的第一部英国小说〈问题的核心〉》，谈到格林对我的影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其实，我所翻译的书经常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钱德勒的书，还有《动物农庄》《丹东之死》《臣仆》都促进了我对很多社会问题的思考。关于这些书，《牌戏人生》里基本都谈了；简单地说，我喜欢翻译那些能引起我共鸣的作品。过去我曾同青年翻译者对话，我也建议他们译一些和自己气质相投的作品。我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品很多，当然不可能都一一译过来。限于时间，有的早有别的高手捷足先登了。即以德国文学为例，那个23岁就早逝的毕希纳，我喜欢他的《丹东之死》，也还非常喜欢他的中篇小说《棱茨》。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是我上高中时就看过的《珊拿的邪教徒》，胡风的北大同班同学——王实味翻译的。后来我还幸运地拥有这本书的德文版呢。郭沫若也译过这本书，书名译作《异端》；我更喜欢王实味的译文，读起来比较顺畅。
这书讲的是：一座山顶上住着一个妇人带着她的很多孩子。这些孩子的父亲是谁呢？连这个妇人都弄不清。所以这是被上帝抛弃的一家人，是被目为不贞的邪教徒。有个好心的年轻神甫一次次去看望他，希望能够感化这个妇人皈依上帝。在多次上山后，神甫不仅没能改变这家人的生活方式，他反而爱上了那种陶醉在大自然中的生活，爱上了这家人的大女儿，一个天真无邪的野姑娘。年轻的神甫索性脱下神袍，放弃了禁闭在教堂中的神圣生活，成为这家邪教徒的一员。
但我不理解天主教神甫为什么禁欲，过独身生活。当时我正跟天主教圣心会的比利时籍神甫练习德文会话，我便把这书的德文原版借给他看，一者是请教；二者我想挑动他的凡心（呵呵）。后来我因为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不得不逃离北平，没有把这书及时取回，解放后，这个神甫也去美国了，这本书还在他那里。
那是一本带有许多精美插图，印刷考究的德文本，我非常喜欢。80年代后我不止一次去德国，虽然努力寻找这本书，但一直没能买到我失去的那个版本。我也很想知道那神甫朋友读后的心理感受，这都成为秘密，被带走了。
在翻译与作家之间
高：说实在的，尽管我是您多年的读者了，但在结识您之前，还真不曾注意到您文字的造诣。所好现在有《牌戏人生》这本书，其中《童年游戏》《千里负笈记》《出亡记》《牌戏人生》《癖好之累》等给我强烈印象。您说过，您梦想成为一个作家。真遗憾，您自己的随性小品比起您译作来，太不成比例了。大部分职业翻译家尽管成就斐然，而最终默默无闻。像金克木、季羡林，还有李文俊、施康强诸先生名气甚高，估计主要还是得益于他们的散文创作。我想到王小波的一个观点：中国现代文学最有价值的文字来自翻译。我们广而言之，在现当代文学中，您最喜欢谁？
傅惟慈：其实，在翻译和创作之间，我徘徊过。没有成为作家，一是受时代的限制，在那个人人必须参加一个调子的大合唱的年代，如果唱出异音，势必惹出大麻烦。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写作的才能。特别是阅读了国内外那么多了不起的经典名作后，我自己能够写出什么来？白白浪费纸墨而已。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愿“噤若寒蝉”，总有些想法想表达出来，那就只能借助国外大师之口了。但就是翻译别人的东西，也不断挨批，甚至差点惹祸。《我戴上了诗人桂冠》记叙了一个经历。因为翻译德国1848年革命诗歌，我竟被认为是写反动诗，这些诗歌要是我的创作，那还了得！要不是我有证据能够证明那是应出版社之约做的翻译，估计达摩克里斯之剑就要落下来了。
八十年代的时候，气氛宽松，可以写点东西了，你看董乐山、冯亦代这时候就发表了非常多的知性小品文。但我生性疏懒又好奇，日渐开放的新时期带来许许多多过去无法享用的新事物——音乐、电影甚至出国旅游，令我应接不暇。我实在不愿像几位好友那样日日夜夜伏在书案上爬格子，所以比起他们来，我实在惭愧，于是还是在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上再做点熟门熟路的翻译工作罢了。透露一句，好友董乐山获奖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就是以我本人为原型的。
再说你提到的后一个问题。我个人读书，不是为了给作家排座次。但你既然这么问了，就让我想一想。（稍顿）应该是郁达夫。他的文字真诚，很深情、有个性，尤其他的《迟桂花》富有美人迟暮的诗意。孙犁的作品我也读了很多，很简净，字里行间还有对青春的女性的爱，你仔细看，能看出来的。至于当代作家，我最喜欢张中行，他记性太好了，多年的事还记得那么清楚，很了不起，文字幽默风趣。
你刚才提到的王小波，还有王朔的文字，我都比较喜欢，我还读北岛、多多的诗歌，也很好。
高：北岛、多多属于朦胧诗派的，当时算先锋的一群，很多人指责说看不懂。
傅惟慈：看不看得懂，是一回事，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说实在的，我也看不太懂，但我觉得那是好作品，喜欢。多多是我的朋友，我还参与了他们一些诗歌的讨论。
高：算起来，多多只能算您的忘年交，您的心态让我们钦佩，因为您如此支持过年轻人的先锋创作。
傅惟慈：你把我说得太高了，我只是好奇，也不愿意落伍罢了，年轻的朋友们懂好多我不懂的东西，一人一世界，只有通过交流，自己的世界才能变得更开阔。
高：是的，您这话其实传达了一种人生观。话只有越说才越透，路只有越走才越明白。交流，是社会良性运转所必须的轮子和链条。谈话、讨论和创作是交流，读书、译书是交流，旅游、收藏也是交流，只有交流才能让人与人、人与世界和谐起来。
发《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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