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自由是傅先生一生关注的重点
听说傅先生走了。心中很悲痛。
前些天电话他，说感冒了，去医院打点滴。我说我第二天过去看看，他说还是暖和点吧。那时候他的声音还是洪亮的。
没想到，冬天没有过得去。
第一次见到傅先生，是在成都开科幻大会。他跟董乐山教授坐在最后面，不给办会的《科幻世界》杂志添麻烦。两个人都是大家，都那么低调，给我很深印象。
后来就不断到他家里去探访。四根柏胡同，小院子，安谧，寂静，充满了文化氛围。人多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都有。人少的时候，就我们两个。聊外面的事情，聊文学的事情，聊科幻的事情。听他讲话就像在听时间讲话，听大树的根讲话。
最早的科幻翻译作品，发表在内部刊物上
傅先生是个骨子里乐观的人。讲什么都那么快乐。他受得苦不算少，但他面对什么都乐着。八十多岁的时候，还乐呵呵地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去玩，或者，到印度偏远的地方去看。住那个地方特别差，他不在乎。照了许多照片，自己裱起来，特别专业。
八十九年之后，傅先生更是把玩当成第一要务。他的玩是一种应对现实的态度。他有节操，有坚守，有自己的世界观。他开始收集硬币，而且是殖民地诸多小小国家的硬币。从对这些硬币的收集、研读中，他获得了许多全新的世界模式构想，自己好高兴。
他说想写点东西。
我当时认识一个《中国专利报》的好友小敏，是个年轻的科普作家，把她介绍给付先生。本来以为傅先生会觉得这个报太小，不会给他们写副刊文章。但傅先生二话没说，当场应承下来，连续些了好几篇。
八十岁之后，我还在师大校园中看到他骑着自行车来访问朋友
我给付先生带去过一些科幻作品。他自己要看。他原来翻译阿西莫夫的《低能儿收容所》、温代姆的《呆滞的火星人》、库特冯内古的大量科幻。我一直想给他出本科幻译文集，但终究因为版权复杂，没有完成。一直非常纠结。但每每去他那里，他还安慰我，说没事。他甚至把所有新书都送给我。没新书的时候，把旧文复印了给我。
在施咸荣先生选集中包含他的两个重要译作
傅先生今天离开了。我太太从澳大利亚给他带回的一个原住民的工艺品也无法送达了。
在我所有的朋友中，最懂原住民生活的人就是傅先生。
他去过太多太多原住民的世界。
他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最根本的原住民。
儿童文学刊物《朝花》的第一本中，也有傅先生的科幻译文
有一次我们两个聊起都认识的朋友巫教授的书《一滴泪》。我说您也应该写一本。他笑着说，“咳，哪个知识分子没有一些个故事？” 言外之意，那点小事，算不了什么。
他是珍惜生命的人。他的一生都在看，听，走，想，笑。
翻译、写作、教书他都做过，都做得极好。但他不是为这些来到我们这里的。
他是来快乐的。
他快乐的来，快乐的离开。
这样，他的笑就永恒地留在我们心中了！
听说傅先生离开之后匆匆写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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