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傅惟慈先生

   （傅惟慈先生翻译的《月亮与六便士》第一版，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时

封面上都没有先生的译名，定价只有0.80元，印量81500册）

   我对傅先生的记忆，已经相隔很遥远了。那时候北京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形色匆匆的人，天空中还荡澈着清脆悠闲的鸽哨声。我骑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到西城找四根柏胡同。记得那胡同是套在里面要经过曲儿拐弯的，而先生家的院门则是虚掩着的，他从不关门。推门进去是不大的院落，先生的嗓音总是洪亮而中气十足的。从胡同里走出来，马路边有柳泉居饭庄，北京八大居之一，鲁菜，我们在那里有过聚会。

   是《月亮和六便士》带我走进这条胡同的。在《月亮和六便士》之前，傅先生其实已经翻译过大部头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翻译过格林的《问题的核心》，但《月亮和六便士》是真正让我们争相传诵的。现在回头看，吸引我们的还不是其艺术性，而是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传奇人物。在那个我们的心灵还未完全敞开的时代，思特里克兰德那种追求心灵自由的态度，像是一道强光，耀亮了我们还难分清自我意识为何物的内心。表面看，思特里克兰德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为艺术可以抛弃一切，或者说把一切作为通向艺术所需的工具。再细想，艺术是其精神支柱，那么一切都又是为了自我的陶醉与满足了，一切都是自我的工具，比如女人。女人只是他情欲的需要，所以只是作为工具的使用，而爱情是付出，所以他就认为是一种疾病了。这样的人物自然是可怕的，但以艺术为前提，却有了一种令人崇拜的崇高。

   这本书出版是1981年，可想而知它的意识在当时对我们的冲击力。

   我喜欢傅先生的译文，是他所组织的叙述干净、不需修饰，每一句子都是那样平实，却又是那样严谨，挑不出一个多余的字。这样不注入自己喜好，不卖弄自己学识的译者，在译界其实是不多的。

   与傅先生聊天，翻译则似乎是他不喜好的话题，或许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或许因为翻译本身也有太多的艰辛，他因此宁愿说一些轻松的话题。他说过，要找到这个作家的一种语感，尽量准确地把原作的氛围准确地重现过来，经常需要反复斟酌。所以他似乎更喜欢聊音乐，甚至他院里的花草。八十年代初，组合式音响就是奢侈的拥有了。傅先生的音响是吸引我们之处，当时谭甫成是经常的听众。傅先生其实并没有多少原版磁带，他的磁带都是他当时在国外的儿子帮着翻录的。傅先生帮我翻录了整整十盘90分钟的TDK磁带，这十盘磁带曾成为我最早的珍藏。都是什么内容？当时不可能有版本的意识，现在记得清楚，最喜欢的是录在一盘上的斯梅塔那的弦乐四重奏《我的一生》和德沃夏克的《第十二号四重奏》，贝多芬的第十二号与第十六号弦乐四重奏录在一盘上，勃拉姆斯的第一与第四交响曲也录在一盘了，贝多芬与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好像都是没有的，巴赫也是没有的。

   我在八十年代初开始迷上西方古典音乐，实在因为两个人的影响。一个就是傅先生，另一个是退休的曾驻日内瓦的俞大使。俞大使家里有满满一抽屉当时曾令我垂涎欲滴的原版磁带的。当时有一抽屉原声磁带就是多么了不起啊！

   傅先生当时对我们这些求知的年轻人是关怀有加的，因为他极其平和，到了吃饭时就招呼大家一起吃，家里有好吃的都拿出来，他的家就成了我们可以随意进出的一个乐园。八十年代初，多少前辈都是这样的平易可亲，哺育了一个相对最好的时代呵。

   相比毛姆，傅先生明显是更喜欢格林的，而格林的好处，我是后来才意识到的。八十年代初时，还没有清晰的属于自己的判断力。

   傅先生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他的随意平和，他们这一代人，都有过太多的坎坷，但傅先生似乎是最不把一切都放在心上的人，他因此而洒脱。他与我们在一起，一点都没有辈份的意识。现在感到后悔的是，九十年代后，似乎是走进另一个空间了，就再没去过四根柏胡同了，于是记忆也就变成那样的遥远。但傅先生仍然是八十年代很硬朗微笑着站在面前的样子，他也是会永远在那儿，在我一生里，都磨灭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