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场合，如果翻译出错，轻则闹笑话，重则会影响两国关系，甚至历史也会因此发生重大转折。近日，BBC整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翻译错误，包括：因翻译不准导致苏联与西方的关系曾一度降到冰点；因翻译错误导致美国某总统被当众表达性欲......

“我很高兴捏到了波兰的私处”

Jimmy Carter knew how to get an audience to pay attention. In a speech given during the US President's 1977 visit to Poland, he appeared to express sexual desire for the then-Communist country. Or that's what his translator said, anyway. It turned out Carter had said he wanted to learn about the Polish people's "desires for the future".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知道如何吸引观众的注意。在他1977年访问波兰发表演说时，他似乎对当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波兰表现出性欲——或者他是被翻译给坑了。后来才发现，卡特原来说的是希望了解波兰人民“对未来的渴望”。

Earning a place in history, his translator also turned "I left the United States this morning" into "I left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o return"; according to Time magazine, even the innocent statement that Carter was happy to be in Poland became the claim that "he was happy to grasp at Poland's private parts".

根据《时代》杂志记载，翻译史蒂文·西摩也是“蛮拼的”，想必可以青史留名了。他把“我今早离开美国”翻译为“我离开美国，再也不回去了”；还把卡特一句原本人畜无害的“我很高兴来到波兰”翻译成“我很高兴捏到了波兰的私处”。

Unsurprisingly, the President used a different translator when he gave a toast at a state banquet later in the same trip – but his woes didn't end there. After delivering his first line, Carter paused, to be met with silence. After another line, he was again followed by silence. The new translator, who couldn't understand the President's English, had decided his best policy was to keep quiet. By the time Carter's trip ended, he had become the punchline for many a Polish joke.

果不其然，卡特在国宴上发表祝酒辞时换下了这名“翻译达人”，但美国总统的“杯具”还没有结束。在讲完第一句祝酒辞后，卡特停顿了一下，翻译一片沉默；卡特又讲了一句，迎接他的还是沉默。原来新翻译听不懂总统先生的英语，于是愉快地决定，与其多说多错，不如保持沉默。到卡特结束他的波兰之行时，他已经成为了许多波兰人的笑柄。

翻译失误曾让冷战升级

In 1956, Soviet premier Nikita Khrushchev was translated as saying “We will bury you” to Western ambassadors at a reception at the Polish embassy in Moscow. The phrase was plastered across magazine covers and newspaper headlines, further cool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1956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波兰大使馆里接见西方诸国大使。赫鲁晓夫语出惊人“我们要埋葬你们”。这句话很快便登上了各大报刊杂志的头版头条，使苏联与西方的关系进一步降到了冰点。

Yet when set in context, Khruschev's words were closer to meaning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history is on our side. We will dig you in". He was stating that Communism would outlast capitalism, which would destroy itself from within, referring to a passage in Karl Marx's Communist Manifesto that argued "What the bourgeoisie therefore produces, above all, are its own grave-diggers." While not the most calming phrase he could have uttered, it was not the sabre-rattling threat that inflamed anti-Communists and raised the spectre of a nuclear attack in the minds of Americans.

然而根据上下文来看，赫鲁晓夫原话的意思应该是“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历史都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会为你们掘土。”他实际上指的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写的一段话“资产阶级生产的首先是自身的掘墓人”，意思是资本主义将从内部自我毁灭，共产主义最终将战胜资本主义。虽然这句话也不那么让人安心，但毕竟还算不上什么刀光剑影的恫吓，也不至于激怒反共势力，让如临大敌的美国人以为受到了核威胁。

Khruschev himself clarified his statement – although not for several years. "I once said 'We will bury you', and I got into trouble with it," he said during a 1963 speech in Yugoslavia. "Of course we will not bury you with a shovel. Your own working class will bury you."

1963年，赫鲁晓夫本人在南斯拉夫的一次演讲上澄清了这段话。“我曾因为一句‘我们要埋葬你们’，而引来许多麻烦。我们当然不会用铁铲埋葬你们。你们国内的工人阶级将埋葬你们。”

 外交辞令惹麻烦

Mistranslations during negotiations have often proven contentious. Confusion over the French word 'demander', meaning 'to ask', inflamed talks between Paris and Washington in 1830. After a secretary translated a message sent to the White House that began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demande" as "the French government demands", the US President took issue with what he perceived as a set of demands. Once the error was corrected, negotiations continued.

谈判中的误译往往会引发争执。1830年，在法国与美国的谈判中，因为一名秘书把法语的“请求”一词（demander）错误地翻译为“要求”，使这场谈判变得火药味十足。翻译将法国呈递给白宫的公函一开头的“法国政府请求”错误翻译为“法国政府要求”，导致美国总统杰克逊提出反对意见。直到这个错误得到纠正，那场谈判才继续下去。

Some authorities have been accused of exploiting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for their own ends. The Treaty of Waitangi, a written agreement between the British Crown and the Māori people in New Zealand, was signed by 500 tribal chiefs in 1840. Yet conflicting emphases in the English and Māori versions have led to disputes, with a poster claiming 'The Treaty is a fraud' featuring in the Māori protest movement.

有人指出，有些当权者利用不同语言间的差异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1840年英国王室和新西兰毛利人达成的书面协议《怀唐伊条约》便是一例。在这份英国与500名毛利部落首领签订的协议中，英文版和毛利文版各执一词互相矛盾。这导致毛利人在抗议运动中打出标语，宣称“这份条约是个骗局”。

“长远的历史眼光”

More of a misunderstanding than a mistranslation, one often-repeated phrase might have been reinforced by racial stereotypes. During Richard Nixon's visit to China in 1972, Chinese premier Zhou Enlai famously said it was 'too early to tell' when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e was praised for his sage words, seen as reflecting Chinese philosophy; yet he was actually referring to the May 1968 events in France.

这个翻译错误其实是一场误会。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总理说，现在评价法国大革命还“为时过早”。这句充满中国哲学的名言使周恩来成为了外国人心目中智慧的贤者；然而周总理其实指的是法国1968年5月发生的学生骚乱事件。

According to retired US diplomat Charles W Freeman Jr – Nixon's interpreter during the historic trip – the misconstrued comment was "one of those convenient misunderstandings that never gets corrected." Freeman said: "I cannot explain the confusion about Zhou's comment except in terms of the extent to which it conveniently bolstered a stereotype (as usual with all stereotypes, partly perceptive) about Chinese statesmen as far-sighted individuals who think in longer terms than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当年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担任他翻译的是美国外交官小查尔斯·弗里曼。他认为这场误解更多来源于西方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西方）不假思索地曲解了原话的意思，再也不会改正。除了对中国领导人比西方领导人更加高瞻远瞩、看事物更加长远的刻板印象，我找不到更令人信服的理由。”

"It was what people wanted to hear and believe, so it took hold."

“人们愿意听到和相信这样的话，所以它深植于世人心中。”

英文来源：BBC 翻译：观察者网 杨晗轶

视频: Horrible History亨利八世和伊莉莎白一世二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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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惟慈先生翻译的《月亮与六便士》第一版，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时

封面上都没有先生的译名，定价只有0.80元，印量81500册）

   我对傅先生的记忆，已经相隔很遥远了。那时候北京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形色匆匆的人，天空中还荡澈着清脆悠闲的鸽哨声。我骑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到西城找四根柏胡同。记得那胡同是套在里面要经过曲儿拐弯的，而先生家的院门则是虚掩着的，他从不关门。推门进去是不大的院落，先生的嗓音总是洪亮而中气十足的。从胡同里走出来，马路边有柳泉居饭庄，北京八大居之一，鲁菜，我们在那里有过聚会。

   是《月亮和六便士》带我走进这条胡同的。在《月亮和六便士》之前，傅先生其实已经翻译过大部头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翻译过格林的《问题的核心》，但《月亮和六便士》是真正让我们争相传诵的。现在回头看，吸引我们的还不是其艺术性，而是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传奇人物。在那个我们的心灵还未完全敞开的时代，思特里克兰德那种追求心灵自由的态度，像是一道强光，耀亮了我们还难分清自我意识为何物的内心。表面看，思特里克兰德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为艺术可以抛弃一切，或者说把一切作为通向艺术所需的工具。再细想，艺术是其精神支柱，那么一切都又是为了自我的陶醉与满足了，一切都是自我的工具，比如女人。女人只是他情欲的需要，所以只是作为工具的使用，而爱情是付出，所以他就认为是一种疾病了。这样的人物自然是可怕的，但以艺术为前提，却有了一种令人崇拜的崇高。

   这本书出版是1981年，可想而知它的意识在当时对我们的冲击力。

   我喜欢傅先生的译文，是他所组织的叙述干净、不需修饰，每一句子都是那样平实，却又是那样严谨，挑不出一个多余的字。这样不注入自己喜好，不卖弄自己学识的译者，在译界其实是不多的。

   与傅先生聊天，翻译则似乎是他不喜好的话题，或许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或许因为翻译本身也有太多的艰辛，他因此宁愿说一些轻松的话题。他说过，要找到这个作家的一种语感，尽量准确地把原作的氛围准确地重现过来，经常需要反复斟酌。所以他似乎更喜欢聊音乐，甚至他院里的花草。八十年代初，组合式音响就是奢侈的拥有了。傅先生的音响是吸引我们之处，当时谭甫成是经常的听众。傅先生其实并没有多少原版磁带，他的磁带都是他当时在国外的儿子帮着翻录的。傅先生帮我翻录了整整十盘90分钟的TDK磁带，这十盘磁带曾成为我最早的珍藏。都是什么内容？当时不可能有版本的意识，现在记得清楚，最喜欢的是录在一盘上的斯梅塔那的弦乐四重奏《我的一生》和德沃夏克的《第十二号四重奏》，贝多芬的第十二号与第十六号弦乐四重奏录在一盘上，勃拉姆斯的第一与第四交响曲也录在一盘了，贝多芬与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好像都是没有的，巴赫也是没有的。

   我在八十年代初开始迷上西方古典音乐，实在因为两个人的影响。一个就是傅先生，另一个是退休的曾驻日内瓦的俞大使。俞大使家里有满满一抽屉当时曾令我垂涎欲滴的原版磁带的。当时有一抽屉原声磁带就是多么了不起啊！

   傅先生当时对我们这些求知的年轻人是关怀有加的，因为他极其平和，到了吃饭时就招呼大家一起吃，家里有好吃的都拿出来，他的家就成了我们可以随意进出的一个乐园。八十年代初，多少前辈都是这样的平易可亲，哺育了一个相对最好的时代呵。

   相比毛姆，傅先生明显是更喜欢格林的，而格林的好处，我是后来才意识到的。八十年代初时，还没有清晰的属于自己的判断力。

   傅先生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他的随意平和，他们这一代人，都有过太多的坎坷，但傅先生似乎是最不把一切都放在心上的人，他因此而洒脱。他与我们在一起，一点都没有辈份的意识。现在感到后悔的是，九十年代后，似乎是走进另一个空间了，就再没去过四根柏胡同了，于是记忆也就变成那样的遥远。但傅先生仍然是八十年代很硬朗微笑着站在面前的样子，他也是会永远在那儿，在我一生里，都磨灭不掉的。

3月31日至4月1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华汉英大词典》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顺利举办。 网络图片

【编者按】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刚编撰完成《英汉大词典》的复旦外文学院陆谷孙教授就已起意，要编纂一部汉英词典。经过十五年努力，由陆先生领衔的团队编纂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终于完成。3月31日，《中华汉英大词典》专家研讨会在复旦举行。现执教于加州大学的叶扬先生也出席了此次研讨会。经他本人授权，我们特别刊发这篇研讨会发言稿。整理者为郑诗亮。

        我必须事先声明，《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编辑小黄（昌朝），指定我阅读的是D部分。我在美国从网上收到两份材料，一份是“文前部分”，也就是陆谷孙先生的序言、凡例，然后就是“D”部，从394页到512页，一共一百六十四页。我非常想看别的部分，但是我看不到，今天才看到。一看“懂”字条，下面的例句有“你懂的”，you know it，我就想到B部分看一下“爸”字条，看看有没有一个例句：“我爸是李刚。”

        我想先从陆先生的序言说起。陆先生一开始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谁是这部词典的读者？英国二十世纪初的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主要讲的就是：作家的文章写给谁看？十八世纪以前的作家，都是写给“保护人”（Patron）——通常都是王公贵胄——看的。后来，到了十八世纪，约翰逊（Samuel Johnson）写完他那部《英语词典》之后，想请当时的一位保护人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推荐，结果受到冷遇。词典出版后，切斯特菲尔德想要赞助约翰逊了，约翰逊写了一封虽然短小却非常有名的信来作回应。这封信被称为英国文学史上的大宪章（Magna Carta）。从此之后，作家就不再为王公贵族写作了。伍尔夫认为，作家应该是写给“普通读者”（Common Reader）看的。所以陆先生一开始说，供读者使用，不但是国人，还有老外。这个定位，我认为非常重要。

        还有，我想到了古罗马的演说家西塞罗（Cicero），他有一次说过：我演讲成功的秘诀在于，我心中始终记得，我的听众，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不能假想听众这也知道、那也知道，我就不用说了。从编词典的角度来看，应该像西塞罗说的，读者什么都不知道，我应该给他们讲清楚。西塞罗的成功，在于他记住了这一条；一部词典的成功，在于不作过多的假设（Assumption），不能假设读者这也知道、那也知道，不用多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部词典古今兼顾，我觉得非常好。读到455页“雕”字条，一面有“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同一页上，又有“屌丝”、“屌丝文化”。461页，“蝶”字条有“蝶化庄生”，“丁”字条又有“丁克族”。469页，“定”字条有“定武兰亭”、有“定远侯”（而且注明是班超），在另外一边，有上海话的“定洋”，就是down payment，还有北京话的“顶针儿、顶碗儿”。

        我是教文学的，对文学方面的东西特别感兴趣，看到422页“灯火”条下，例句用了辛稼轩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423页“灯影”条下，用了朱自清那篇著名散文小品的题目《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437页成语“地久天长”用的是Auld Lang Syne，根据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歌谱写的名曲《友谊地久天长》。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说到这里，要插一句，1987年，我还在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美国出了两本影响非常大的书。一本是保守派学者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写的《美国心灵的关闭》（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另一本是自由派学者赫希（E.D.Hirsch）写的《文化水准：每个美国人都应该知道的东西》（

）。我觉得，陆先生这部大词典，确实就反映出了中国人应该有的“文化水准”（Cultural Literacy）。我始终在想，中国会不会有人起来仿而效之，像赫希那样，也编这么一部书。比方说，399页“当”字条，有李易安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有老杜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有《木兰诗》的“当窗理云鬓”，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水准”的一部分，非常之好，应该包括在内。

        我今天没有戴帽子，否则，我要脱帽向整个团队，向在座的赵（翠莲）老师、万（江波）老师、沈（园）老师致敬。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里发言，是因为我们都像陆先生一样，是完美派，Perfectionist——我不喜欢用“主义”这个词。所以，总是希望能精益求精，而我接下来说的这些，都是“看人挑担”，我只不过读了一百六十四页，你们却都是一字一句写下来的，非常不容易。我提的意见，挑的毛病，主要都是在取舍方面，谨供各位编者参考，希望大词典的下卷能有所提高。

        陆老师在序言里提到了“阶段性的词”，我非常高兴地看到421页上“德”字条下有“德律风”这个词。如果我们的外国读者要看五四时期的散文，一定会碰上“德律风”。看到这个词，我马上回去看有没有另外一个词，因为第一遍没有看到，这次一看，有了，397页上有“淡巴菰”。很可惜，“淡巴菰”用的是“巴山夜雨涨秋池”里的“巴”，而不是五四时期的作家更习惯用的“芭蕉”的“芭”。这个“芭”字有草头，可以与下面的“菰”字相配，字面看上去更漂亮。因为我只能看到D部，所以，在看到“德律风”、“淡巴菰”以后，我非常好奇，F部分有没有“梵婀玲”，有没有徐志摩翻译的、非常漂亮的“翡冷翠”，也就是佛罗伦萨。这些阶段性的词，都应该收入书中。

        上海方言的问题。上午黄源深教授发言，用《繁花》做例子，这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部小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静安区五四中学念书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如果要形容什么东西非常棒，我们会用一个词，“奶油”，比方说（用沪语）：“我昨日到平安电影院看了一只电影，老奶油格。”这个词过了两三年之后，就消失不见了。像这一类用了几年就不用的词，现在是不是要收入呢？我也没有看到K部分“酷”字下面，现在很流行的音译词（Transliteration），用“冷酷”的“酷”字来译Cool，是不是收进去了。我想应该是收了的。因为是看D部分，所以我就看了看“顶”字条有没有收上海话当中很常见的“顶忒嘞”，发现没收；又看后面的“鼎”字条有没有我们很熟悉的“一只鼎”，也没有收。这些呢，就是看情况了。

        取舍方面，我和黄教授的看法一样，哪些收、哪些不收，似乎还可以再考虑一下。比方430页“狄”字条，有法国启蒙时代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Diderot），有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后面的“迪”字条，有迪斯累里（Disraeli），有迪士尼（Disney），432页“笛”字条，有笛福（Daniel Defoe），有笛卡儿（Descartes），但让我很遗憾的是，因为我是教诗歌的，美国十九世纪一共就两个大诗人，一个是惠特曼（Walt Whitman），一个是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后者竟然没有收进去，我不免为她叫屈。

        484页“都”字条下，收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的港口城市“都拉斯”（Durres）——这里顺便一说，阿尔巴尼亚和我们国家曾经有很多联系，现在这个国家在西方是被完全边缘化了，几乎没有人知道，但“都拉斯”这个词收了。而另一位法国作家都德（Daudet），陆先生和父亲陆达成先生合译过他的短篇小说集《星期一的故事》，在中国因为被收入课本的《最后一课》而几乎家喻户晓，居然没有收。508页收了一个法国共产党以前的领导人“多列士”（Maurice Thorez），而我最欣赏的插图大师，法国的多雷（Gustave Doré），现在在国内也很有名的，就没有收进去。这方面我建议可以参照《英汉大词典》，因为那部词典在人名、地名上是收得非常全面的。

1884年版爱伦·坡《乌鸦》中使用了古斯塔夫·多雷的插图

        366页“大观”条下，有“大观园”，但是没有收“大观楼”，我想还是应该收，因为昆明大观楼的五百字长联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名的。我虽然看不到H部分、Y部分，但我想，“黄鹤楼”、“岳阳楼”一定都是收了进去的。

        再来看“大红”，这一方面，有“大红大绿”、“大红大紫”、“大红灯笼高高挂”、“大红人”，但我发觉，这里漏了一个词：“大红袍”。提到这个“大红袍”，顺便就提一提一部我经常使用的词典。我当然用了许多汉英词典，像林语堂的词典，我就用得不少。我要介绍一部《（汉法拉英对照）利氏中国植物名称辞典》（Dictionnaire Ricci des Plantes de Chine）。这是法国汉学界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果。编者叫利氏学社，是法国的汉学重镇，它也有一部大的《汉法词典》，那是法文的，对我们来说不重要。但是这部《利氏中国植物名称辞典》包括了英语译名在内，收得很齐全。比方我举一个例子，《中华英汉大词典》“大白菜”这一条，我们译作Chinese Cabbage、Celery Cabbage，《利氏中国植物名称辞典》条下，除了北京的“黄芽白菜”、“包心白菜”，还介绍了广东话里面的“绍菜”。然后，“大红袍”条下，《利氏中国植物名称辞典》讲了好多，包括枇杷，我们知道有一种枇杷叫“大红袍”，特别的好，还有一种板栗也叫“大红袍”，我以前都不知道。不过，它也遗漏了武夷山的名茶“大红袍”。所以，我建议《利氏中国植物名称辞典》以后不妨用作参考，因为鸟兽草木虫鱼之名是非常难的，如果参考这部利氏词典，可以补充我们的不足之处。我知道，现在受到字库的限制，很多应该收的词都没有收，但是“大红袍”这个词是绝对应该收进去的。

《利氏中国植物名称辞典》是法国汉学界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果

        我发觉，在“大”字条下，历代中国王朝的年号里面，收了武则天的年号“大足”，后面跟着又收了“大足石刻”；收了“大历”，但很遗憾的是，后面没有收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大历十才子”，这是完全应该收进去的。然后，唐文宗李昂和五代吴睿帝杨溥的年号“大和”都收了。因为平常我读李义山的诗比较多，在我来说很重要的李义山生活的年代“大中”，我注意到就没有收进去；隋炀帝的“大业”也没有收进去。那么，究竟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呢？比方说，如果收了这些，像“大”字条下，一些非汉族的王朝，如辽、金、元，都用“大”字做过年号，哪些该收呢？至少在我看来，“大和”似乎并没有收的必要。“大历”是可以收的；“大足”收，是因为有“大足石刻”；如果收了“大和”，那么“大业”、“大中”也都可以收进去。宋真宗的“大中祥符”在艺术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年号，似乎也可以收进去。

        我非常欣赏陆先生说的，最好能做到“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四周无墙、可删可增、可改可置换”。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看到“大”字条下收了广东话里的“大番薯”，后面的解释是“傻瓜”的意思。我就想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江西待过六年，打篮球谋生。江西方言里有个词“大宝”，就跟广东话里的“大番薯”是同样的意思。当时，那边有个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他写了一段快板，叫《毛主席著作是个宝》。这本来听上去没有什么不好，但他居然敢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编的是萍乡快板，用萍乡方言念起来，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比较注意的是吴地方言、北方方言、港台俗语，而中国内陆很多地方的方言，似乎就有疏漏的地方——我知道的也很有限。如果将来有机会开设一个平台，让大家都有机会往上添加，就可以让方言的词汇更加丰富了。

        在释义方面，编者的方针似乎在Maximalist和Minimalist之间，也就是极大和极小、极繁和极简之间摇摆不定。我举一个例子：359页有一条“打穷碑”，是北宋范仲淹的故事。这个故事我数了数，有十行，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范仲淹的故事。另外，365页上有一条“大耳儿刘备”，英文是Emperor of the Kingdom of Shu of Three Kingdoms Period。英语的读者一定觉得非常奇怪，明明是“王国”（Kingdom），怎么跑出个“皇帝”（Emperor）来了。这实际上要怪到汉学家头上，应该是Moss Roberts吧，把《三国演义》翻成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他就翻错了。因为魏蜀吴三家君主都自称是皇帝，三个都是皇朝，根本不是Kingdom。这个Emperor of the Kingdom of Shu，在英文里根本说不通。

        我也很同意黄教授今天上午讲的那个观点，就是“《白毛女》”不能译成Revolutionary Opera。这个在英语为母语的Native Speaker听起来，会觉得莫名其妙。对他们来说，什么是Revolutionary的戏剧呢？我曾经看过一部实验话剧，有的演员坐在观众当中，演到一半，突然从观众席上站起来，与台上交流，打破台上台下的界限。这样的戏，叫Revolutionary Drama。《白毛女》的“革命”，和这个“革命”，完全是两回事。

        我现在没有看到F部分，我非常想看看“封建”这个词是怎么译的，因为我们平时说的“封建”，和欧洲中世纪及文艺复兴以后的封建制度（Feudalism）没什么关系。

        然后，387页“丹阳布衣”讲的是陶弘景，483页“豆萁才”讲的是曹丕、曹植兄弟，这些词条都是极繁、极大，差不多都有十行上下，人物故事前前后后都讲到了。但是，357页“打”字条下，有“打了梅香，丑了姑娘”，英文却只有Punish the Servant and Disgrace the Master（意为“惩罚了仆人，让主子丢了脸”）。这在外国读者看来，会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梅香”就是个仆人（Servant）呢？应该在后面加个括号：说“女仆常用的名字（the Common Name for a Servant）”，否则别人无法知道这一点。顺便说个笑话，章士钊曾经给自己起过一个别号叫“秋桐”，章太炎听了哈哈大笑，说“秋桐”是《红楼梦》里的丫头。章士钊倒也很会为自己解嘲，说：“吾家太炎怪我不该起此别号，此吾不读小说之过也。”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文化里面，梅香、秋桐都是女仆常用的名字呢？我想，我们的词典不妨在这里稍微繁一点，不要极简了。后面471页的“东床坦腹”，也只有一个说缩略记号Idiom（成语），然后训作Son-in-law（“女婿”）。王羲之那个故事完全没有写进去。总之，我的印象是《大词典》好像是在极繁和极简之间摇来摆去。

        然后，还有一个译名我非常欣赏。421页“德”字条下的“德意志”，英文解释没有满足于Germany，而是加了个分号，跟了一个Deutschland。人家一看，就知道“德意志”是从德文翻过来的。我们的中文译名实在很奇怪，巴黎是按照法文翻过来的，明明意大利人都读Venezia（音“维尼夏”），却又按照英文Venice翻成“威尼斯”。这让我想到，西方有些引语词典，专门有一栏Misquotations，就是引错了的话。比方说，有一句所谓的伏尔泰的名言，叫“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实际上不是伏尔泰说的，这个在新的Bartlett's Familiar Quotations中就放在Misquotations这一条下，说明这是别人总结的伏尔泰的生活态度，但不是伏尔泰本人说的。比方像“大”字条下有Alexandre Dumas père，“大仲马”，外国读者一看，这怎么翻的，Dumas怎么会翻成“仲马”呢？又比如Sherlock Holmes，那个l是silent l，不发音的，当初不知怎么，被翻成了“福尔摩斯”。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一位浦东老乡翻的。但是浦东话当中，H好像也不会发成F的音，“福尔摩斯”是怎么出来的？当然，现在译名已经约定俗成，不能再改了，但是不是有可能像“德意志”这条一样，能够加上注解，说明当初是由于误译，才会成为这样。

        我跟其他好多人意见一样，我对第一人称单数（First Person Singular）用小写非常不习惯，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什么东西都学e. e. cummings（按此为美国诗人，自己姓名全用小写）。我原来还以为全部都是小写，后来一看，后面有一条Saint George：the patron of England，这里的Saint George和England又都是大写。我觉得，该大写，还是应该大写的。

        362页有一条是“大阿福”，后面的英文解释让我有点纳闷儿，它说arts and crafts，然后是Da’afu，great happiness，clay fingering of a smiling chubby child produced in Wuxi in Jiangsu province。我特意打电话给我的一位无锡朋友，问他“大阿福”到底怎么念，他回答我说，应该读“杜阿福”，第一个字绝对不念“大”。词典的凡例条下是这么说的：“字词条目均加注汉语读音，声调一般只注原调不注变调。”那么，我建议在这个凡例2.1条下，加注说明，注音也是如此，只注本音，不注变音。这个，当然也牵扯到其他很多词语了。

        我非常喜欢陆先生的一句话，我们用的英语，不属于印度人讲的World English。我这个人可能比较保守，在美国带研究生，我要求他们必须人手一册Elements of Style。我对他们说：即便你对现在那些“后学”人物感兴趣，你也应该去看萨义德（Edward Said）那一手非常漂亮的英文，而不能去看斯皮瓦克（Gyatri 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那样的烂英文。我们的英文还是要讲正宗。所谓正宗，并不是说我们光去看兰姆（Charles Lamb）、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比尔博姆（Max Beerbohm）他们的文字，我也同样非常欣赏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On the Road）。总之，英文一定要是标准的英文。比方“端午节”这一条，干净利落，Dragon Boat Festival，因为前面“端午”这一条，已经讲清楚了端午节是五月初五。

《在路上》里的英文同样值得欣赏

        有一点我要讲清楚，我仿效林语堂先生的先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没有起一个什么David或是Tom这样的洋名字，但是，这样一来，我的名字“叶扬”（Ye Yang）就经常被美国人叫成“伊言昂”。所以，在358页这一条“打乒乓“条下，读到例句里的play ping-pang ball就让我感到很奇怪，这里为什么还要输出汉语拼音呢？（按：照英语发音，ping-pang会被念成“乒潘”）。英文里面本来有一个ping pong，发音和我们的“乒乓”是非常接近的，而且汉语是不用连字符（Hyphen）的。（有人提醒：其他地方是ping pong，这里打错了。回应：有了那个连字符，不像是打错的。）我在美国有时候跟学生讲，call my name the German way （“用德语说我的名字”），比如莫扎特的名字是Wolfgang Amadeus Mozart （“沃尔夫‘刚’·阿马窦斯·莫扎特”），不是“沃尔夫甘”。

        395页上有一条错了，但丁，也就是Dante Alighieri。但是但丁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例子，Alighieri是他的姓，Dante是他的名字。去年十二月我在罗马特地问一个意大利朋友，为什么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佩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都是用姓，但丁偏偏不用Alighieri这个姓，而用Dante这个First Name呢？意大利朋友说，Alighieri这个姓很普通，Dante这个名字可不普通，而且意大利人对Dante感到特别亲切，所以，但丁是个特例，没有用他的姓。

        400页“当”字条下，应该补上我们常用的一个文学术语“当句对”或者“当句有对”，就是像老杜的诗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不光是“风急天高”、“渚清沙白”上下对仗，而且“风急”对“天高”，“渚清”对“沙白”。贾岛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不光是“二句三年”对下句的“一吟双泪”，而且“二句”对“三年”，“一吟”对“双泪”。这就叫作“当句对”，是应该收入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汉语大词典》忘了收录？

        444页“嗲”字条下，把“作女”叫作“嗲妹妹”。Call a very high maintenance woman “Miss Finicky”。这一条要商榷一下。Finicky这个词，我去查了陆老师的《英汉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举了四个非常好的例子：a very finicky eater，过分挑食的人；She is very finicky about the clothes she wears，她穿衣服非常讲究；He is frequently finicky in his choice of words，他遣词造句很讲究；最后还有一个some of the banks do seem to be extraordinarily finicky，有的银行特别注重细节 。所以用“Miss Finicky”解释“嗲妹妹”不准确，不是“嗲妹妹”原来那个意思。而且，根据我在上海生活三十多年的经验，我们一般很少叫女生“嗲妹妹”，一般倒是男生骂男生“嗲妹妹”，这里牵涉到一个Gender Difference（“性别差异”）。今天我到得比较早，先去复旦校园里面兜了一圈，看看陈望道塑像背后那株樱花，开得非常好。然后看见校园走道两边全是“三八红旗手”的横幅。S部分一定有“三八”，在我们这边，这当然是妇女节，但在台湾那边，“三八”就是专门由男人用来骂女人的。再举一个例子，S部分应该会有“十三点”这个词，这是女性专用的，如果哪个男人用这个词骂人的话，他自己就成“十三点”了。像“嗲妹妹”这一条，可以不要用女性来做例子，我读中学时，班上有好几个男生被说成是“嗲妹妹”。当然，现在有人说台湾的林志玲也被叫做“嗲妹妹”。但我想，Miss Finicky指的主要是内在的气质态度，而不是外在的举止表现，而“嗲妹妹”这个词指的更多是外在的表现。

        367页“大红灯笼高高挂”，英文释义是：red lanterns hang high，，to receive red light warnings，to fail in many examinations（of student；pun on the film Raise the Red Lantern）。我原来想，这个pun是怎么来的呢。大家要是看过张艺谋那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会知道，哪房的妾晚上门口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了起来，就是老爷要和她行房了。这跟学生“开红灯”没有内在的联系，这个pun是怎么来的？我建议这里加注说明，参见“开红灯”，这是专门指学生成绩不及格，从“开红灯”联系到“大红灯笼高高挂”，这就比较好理解了。

        还有就是例句。我有一个建议，除了像“昨夜西风凋碧树”这个例句，讲明了是“昨夜”，可以用过去时态，否则的话，尽量不要用。我改学生的文章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不要看美国学生都是Native Speakers，写的文章照样不知道怎么用Historical Present Tense。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时态干净利落，往往再好不过了。我举一个例子，435页“双兔傍地走”，two rabbits ran on the ground。这个地方就完全没有必要用过去时态，因为《木兰诗》到了最后，就是拿兔子打个比方，意思是说“安能辨我是雄雌”，完全可以译成two rabbits run on the ground。454页有个“貂蝉”，就是指的是帽子上的装饰，没有把《三国演义》里那个美女“貂蝉”收进去。其实，我们历史上那些很有名的Femmes Fatales（“引得男人堕落的女子”），像西施、赵飞燕、杨玉环，都应该收进去。

        363页上有一个“大臣”，英文解释说minister，e.g.，in the Japanese cabinet，我觉得也值得商榷。我们说“满朝文武大臣”，和日本的部长没什么关系，其实大臣的意思就是高官，a high-ranking official。

        497页“断袖”，例句用错了一个字，是断袖之“癖”，不是断袖之“痞”。

        384页“待旦”，用的例句是“假寐待旦”，我马上就想到，为何不用“枕戈待旦”呢，这个才是更为常用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字库有限。

        482页，我发现小字部分上面和下面不一样，上面有一个“大纛”的“纛”字漏掉了，作为一个完美派，这件事情其实不难，出版社请一个编辑从头到尾过一遍就行。

        有一处硬伤。478页“洞天福地”，我有两条意见。把洞天翻成“住的地方”（Dwelling Places），没有把原本的意思翻出来，其实洞天跟“洞”（Cave）还是有关系的，陶渊明《桃花源记》说“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钻过去，就到了一片新天地，所以才会说“别有洞天”。后面说for Buddhist Immortals，更是错得离谱了。佛教讲跳出轮回，讲涅槃，没有长生不老（Immortal）这个概念，这甚至也不是古典道家老庄的概念，而是后来的道教的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因为随便翻开一本汉语词典，哪怕是小型的，都会指出，“洞天福地”是道教的概念。

        我就简单说这么多。指出这些错误，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大词典》百尺竿头，还能更进一步。

【编者按】

        由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陆谷孙领衔编纂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历时15年，近日终于完成。我们获得授权刊登陆谷孙教授为《中华汉英大词典》所写的前言。

​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好像也是这个季节，曾为自己参与编纂的《英汉大词典》写过一篇前言。那时年未及艾，矜愎不知自敛，声势过大，逸辞过壮，特别是第一段，什么要把词典献给中华祖国，献给世纪交替的新时代等等。时至今日，开卷重读这等文字，只剩下条风时丽之感。第二版的前言，虽是用英文写的，依然有藻绘的毛病。那么这部《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献辞该怎么写？平实点说，就我个人而言——不代表积极参与编纂并做出巨大贡献的兄弟院校同仁——权作献给母校复旦大学吧。我1957年入校，迄今五十年有奇。优劣不论，可以说我这个人主要是在这儿养成的，理当为母校留下一点物理形式的东西作为纪念，尽管可能只是雪泥鸿爪，甚至恍若蚊虻一过。回归常识。当然，更重要的是供读者使用，不但是国人，还有老外。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美、英、加等国的华埠书店就发现，有意购买汉英词典的华洋顾客远多于购买英汉者，只是因为汉英的种类偏少或不甚合用，常失望而去。国人中凡对汉语字词（尤其是今人已不那么常用或熟悉的）感兴趣但苦于知之不多，或时被大陆以外汉语社区常用字词困惑者，以及在全球化大背景前有志于不同民族语言交流，特别是汉英和英汉翻译的，也许会发现这部《中华汉英大词典》尚有用处，释文大致易解可读，例证包含不少新鲜信息，也还有趣；外国读者把这样一本除了音训和义训还有部分形训内容的汉英词典买回去使用，可能也还差强人意吧。

        设计《中华汉英大词典》的几条大原则，亦即编者的着力重点，在于：

一

        在英语世界描写主义和规范主义之争的大背景前，采用一种不妨称之为“有保留的描写主义”（descriptivism with a grain of salt）的编纂方针（其实所有的描写主义都不认同anything goes），亦即在描写语言实际用法为主的同时，绝不纯客观地“有闻必录”，而是奉行取舍必经汰选的原则。例如撇除渣秽，不纳腐朽，不但是为了表明社会的品行公约底线，也是编者尊重读者的一种价值取向，更何况我们这儿的编者大多是学英语的过来人，身为家长和教师，对于后来者和自己的子弟以接触何种语料为宜，自有一种天然的关注。倘若因为我们的取舍，被责“已经沦为规范主义的描写主义”，我们也一无憾恚。再就语言表达而论，所谓“有保留”，我们也非随你怎么使用英语，一律照录不误的一群，不是人称whateverists的一群。

        毋庸讳言，在英语世界，自十七世纪中叶开始，规范主义曾大行其道，谁造个生鲜新词就像“铸假币” 一样可恶（笛福［Daniel Defoe］语），“王者英语”（包含Royal、King's和Queen's等名目）之类的社团踵趾相接，层出不穷，直到2010年尚未绝迹。上世纪，自英国亨利·Ｗ.福勒（Henry W. Fowler）的《现代英语惯用法词典》和美国的小威廉·斯特伦克及其弟子E.B.怀特（William Strunk,Jr.and E.B.White）的《风格的要素》（亦译《英文写作指南》） 以降，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金斯利·埃米斯（Kingsley Amis）、欧内斯特·高沃斯（Earnest Gowers）、威廉·赛法亥（William Safire）等作家名士一直强调规则的作用，提倡清丽、优雅，特别是所谓“得体”的英语。描写主义者基本上是被边缘化的，充其量只有如埃里克·帕特里奇（Eric Partridge）这样一些专注研究俚俗英语并把不登大雅之堂的语料编入词典的有数几人。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韦氏三版问世，原先大量的语用标签被斧削，不但收了“ain't”、“irregardless”和“like”（用作连接词），还有“drownded”、“hisself”等内容，打出了描写主义的高牙大纛，一时曾引得舆论大哗，贬评如潮，仿佛英语从此将受尽溷乱。记得当时曾写过一篇小文抱不平：“韦氏三版未必就是‘韦带布衣’。”（取“韦”字字头谐趣，与锦黻相对）事理穷尽，止于两端。果然，规范主义很快卷土重来，《美国传统词典》可算一个对付韦氏三版的显例。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特邀专家，组成评判委员会，判别有争议词语用法的正谬、清浊、高下、妍媸。时至今日，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政治正确”之后，新保守主义可以在政坛一时回潮，但语言层面上描写主义似已占定上风。读者对此如犹有疑问，可读英国1970年代后作家亨利·希金斯（Henry Hitchings）的诸种近著。更有意思的是《美国传统词典》的转舵，编者始而改组评判委员会，把描写主义学者聘入，与规范主义分庭抗礼，以求公正互补，而到了最新的第五版出书时，前言竟有两篇，分别出自斯坦福和哈佛两位教授之手，前者继续强调规则，后者则把规则看作老得没牙的“bubbe meises”（old wives' tales）。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读者不属印裔美国学者布拉·卡奇鲁（Braj Kachru）首创的所谓“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World English一书书名古已有之，那是十九世纪有人为倡导英文拼写改革所著，宏旨自不同于今人所谓——三个同心圆中的内圈，即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群，而是处在最外圈，因此在中国教英语似更不能完全撇开规范，一味描写，放任语言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毕竟我们读/听到的“内圈”英语，并不完全等同自己写/说的“外圈”英语。要是我们的学生张口闭口都是英语的“四字母词”，浇风易渐，待到形成习惯，怕是淳化难归，“当如后患何”了。

二

        具体说来，《中华汉英大词典》在收词方面，古今兼顾和中华本土（大陆以及港澳台）和海外社区兼顾，多少可算是这部词典的特色之一。即以两岸三地乃至海外的词语为例，试设想，同样一个专名，如Sierra Leone，一处取音译“塞拉利昂”，另一处取意译“狮子山”，如何认同；即便同取音译，因用词习惯加地域方言的影响，写成汉字读出来也会鴂舌不通，如Trinidad and Tobago，我们这边译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近见媒体嫌长而缩作“特多”，倒也有趣），到了大陆以外成了“千里达”，何以对应？ 说到非专有名词，近年来，大陆以外汉译——有的意译，如“卖点”（selling point）、“愿景”（vision）等；有的音译，如“贴士”（tips）、“车厘子”（cherries）等； 有的音意兼译，如“幽浮”（UFO）、“迷你”（mini-）等——被大陆采用的不在少数，但歧异仍多；如科技术语，虽然也有互相袭用的例子，差异仍比比皆是。除了已为大众熟知的“软件”和“软体”（software）、“鼠标”和“滑鼠”（mouse）、“激光”和“镭射”或“雷射”（laser）之外，最近被称为现代物理学“圣杯”的“上帝粒子”boson被发现，大陆译为“玻色子”，而台湾某些行业则有通译作“玻子”的，虽非迥别，亦无伤互解，毕竟相类而非。商业经管，不论你喜欢不喜欢，似乎已成百工之首，但就是对这个领域中最常用的缩略语之一的CEO，不同华人社区就有不同译法，诸如“首席执行官”、“行政总裁”、“执行长”等等。另一方面，大陆用语同样也有向大陆以外华人社区扩散的趋向。当我看到港澳台报刊上屡屡出现“话题性”（topicality？）、“认问性”（accountability？）之类前所未见的词语时，不由得想到大陆用词中相当于英语-ness的后缀“性”字，频用之极（此间人交谈，往往不用清楚直白的“一般”，非说“一般性”不可），难免不习染其他华人社区？于是，编者们设想：要是把这些熔于一炉，收词涵盖中华本土乃至海外华人社区，以简繁体字并列参照的形式，如实收录各社区特有的高频词语，使之通过同一种译入语（英语）的媒介，渐趋互相认同而凝聚，兼收扩大汉语词汇共核域之效，有何不美？

        近年来提倡文化传统继承，第一步自然要读懂古文献，识得其中的字和词。而坊间的汉英词典多以《现代汉语词典》为母本，收词对古籍的覆盖面自然甚有局限。为古今兼顾计，将《汉语大词典》作为必要参考书之一，从中收词，很有必要。同时，在精力可及范围内，重温古汉语的若干种笔记、尺牍等，搜辑第一手语料（如古人说西湖、蛾眉之“妙”在景色或名字之柔美，而“病”在寓讽不够阳刚的高论），译成英语，俾使内容也有超出《汉语大词典》窠臼之处。事实上，即使如笔者这种年龄和文化程度的人，说来惭愧，对博大精深的汉语文化，认知只及非常有限的局部，以管窥天，以蠡测海，未知远大于已知，已知又常非确知或真知。就拿本词典所收的“宥坐（之）器”这么个实物为例，不查《汉语大词典》并写出“tilted container forholding water placed on the right hand side of an emperor's throne [serving as a reminder that the last drop makes the vessel runover,a reminder of always doing things with moderation]”这样的英语释文，笔者依然懵懂不知为何物。逾“而传”之年，尚且如此无知，遑论今日读者中的幼稚少年。古人云：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也从一个侧面说到文字的重要性。收录“宥坐（之）器”等词的启示是： 读者说不定还能从词典的英语释文，识得一些古色古香的汉语文字呢。而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岂可坐视古籍覆盖面的缺失？古文典籍不少已有训手名家译成英文，原本撷来录入即是，但典籍皆是语篇迻译，诗词类的翻译还有韵律方面的技术要求，与出现在词典里的单句孤例不完全相同，所以有时我们会自行另译，非为斗胆偏离桃蹊李径，只为提供栀子红椒之类的另一种选择而已。譬如李白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我们把宾语“眉”和“腰”都避开了，译时只用上英语惯用法的“bow and scrape to”，不知读者是否可以接受？

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了更多新的词汇。

说到现当代汉语，自然不能不提计算机、手机等科技手段扩散之后对语言文字的影响。我们对所谓的“互联网汉语”，在坚决排除污人耳目的用法的同时，总体上采取较为包容的收词策略——亦即上述“有保留的描写主义”。诚然，我们知道文字与人一样，丰悴有时，一来一去而不可常。一个时期的高频字或词，进锐退速的例子多的是，特别是在词汇平均寿命较短的网络语言中。然为词典的查得率计，复从共时和历时互为依存又不无相互包容的角度，对待所谓“阶段有效词”（period terms），适当放宽尺度收录，我们并不以为就是降低品味哗众取宠，毕竟词典的主要使用者若不已经是也必将是越来越依赖“两机”（计算机和手机）——日后或许还有眼镜、手套、手表、义齿等可穿戴高科技物件，甚至使用寻常灯泡（LiFi）并随身随地连网（MiFi）——来获取并传送信息的新人。附带说一句，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们在选词时，还特别注意加重科技用词的分量，部分国外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理论的名称，即使国内尚无标准化译名，我们也先试译作汉语，然后以汉英形式呈现给读者，亦即由译入语（英语）出发，到译出语（汉语），进入词典，再从译出语（汉语） 重回译入语（英语）的倒序。衣不经新，何由而古？相信这样做，符合国人对科技新时代的要求，有一定的前瞻效应。有人说词典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保守，因为描记永远落在语言实际之后，但不同类型的词典，根据各自承担的使命，在某一方面尝试突进，如对读者有用，对译出语（汉语）词汇的补遗、纳新、扩充有益，又何乐不为？更何况即使倒序，描记其实仍然落后，只不过语言实际暂时还未发生在汉语领域而已。拿个非科技的极限运动用词skydiving为例，跃出飞行器，延缓开伞那种“碧云深处共翱翔”的空中动作，大家在电视上见得多了，可是如用汉语描述，大多数人仍会用上英语“夹心”，或是解释性（paraphrase）的“花式跳伞”。为翻译而非说明这个词，想在网上找到一个与汉语相应的译法，至今不得。“凫空”二字，姑且收入，以试试上述逆序作业是否可行。

三

        释义方面，强调“等值”不仅仅是扣准语义（字面的和比喻的），也要针对语用，在做到“等值”的同时还力求超越。编者们常在追求等值的同时以“超越等值（beyond equivalence）”自勉，也就是尽量在译入语释文中扩大语词的文化适用阈，使词条的对译，除去犹如穿上紧身衣的严格技术作业之外，只要有可能，还有一点涵化（acculturation）或本人称之为文化漾溢的作用。

        试以一些成语、谚语、熟语为例。譬如在“一地鸡毛”条，在“（a floor littered with chicken feathers) a confusion of trivialities/trivia; bothersome day-to-day life”之后，再漾溢引渡到所指都还接近的“a can of worms;an omni-shambles of a situation”；在“木已成舟”条，对应之后，涵化如下：“one cannot unring a bell”或“one cannot unscramble eggs”（unscrambled eggs在西方已用作书名）；在“屋漏偏逢连夜雨”条，对应之后，漾溢如下：“it's a perfect storm”（perfect storm虽古已有之，经1997年用作书名和2000年用作影片名渲染推广，几乎尽人皆知）；在“功败垂成”条，对应之后，漾溢如下：“there is yet a possible slip twixt the cup and the lip”；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条，对应之后，采用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兼文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原文句“truth sits upon the lips of dying men”；在“水涨船高”条引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J.F.Kennedy）的“a risingtide lifts all boats”；在“猫哭老鼠”条，直译之后，加上西谚“carrion crows bewail the dead sheep and then eat them”；在“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后，配上意象明显发生“基因突变”的“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grease”；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条、在“削足适履”条等不少词目的释文中，也是在直译之后，分别加上西谚“every Caesar has his Brutus”和习用语“to put a quart into a pint pot”等，其中意象的变换可能有损“等值”这一金科玉律，但一部双语词典要起到在两种文化间穿梭摆渡的作用，这儿提到的涵化和漾溢，只要不是钻奇凿诡，笔者以为只会有助于保持语言的元气。

        古语今用的跨文化翻译是个棘手问题，如汉语成语“醉生梦死”或熟语“今朝有酒今朝醉”一译入西方语境，对应之余，立刻就会碰到那儿的颓废派常用语“YOLO（you only live once）”——有庙堂中人称之为2013年“最丑陋的词”——且不管其生命是否须臾奄忽，暂且收入又何妨？这种漾溢已属语用变化范畴，实际上已损及“对应”（至少是形式对应），我们也不以为忤。当然，在字和词的层面，这样的穿度和呼应自当更加普遍，譬如以英语套语“at the end of the day”对应汉语“总之”二字（纵然又有规范派不以为然，认作“滥用”）；在用直译达到“等值”之后，再以西方超感官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正着力研究的“clairvoyance”和“clairaudience”分别对应汉语神话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可能更给人一种语言玩家的乐趣。诚然，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活动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彼岸性”，涵化也好，漾溢和穿度也罢，词典中未臻脱化境界之处尚多，只能怪编者能力有限了。

        给汉语中大量的新生“文化局限词”用英文释义，可能是最耗费心力的工作。对于这类字和词，能够用来参考的虽也有数种英文报刊和几家翻译网站，但往往收录有限，译文时而生涩甚至失真，如把“黑车”译作“black taxi”；“捣浆糊”译作“to give a（该用a或the恕笔者存疑）runaround,to run wild,to act restlessly”；“调酒师”译作所指的宽狭并不完全对等的“bartender”；“包二奶”等同于旧时“纳妾”而译作“to have a concubine”等等，就是信手拈来的数例。

        近年来我国公示英语译文中时常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大错，已引得众口哓哓，识者呕哕，甚至有人说已影响到国家的“软实力”。想来，纠正明显的错误，改进翻译，编出一部释义比较精准，译入语比较符合异族语言习惯的汉英词典，应当也可以在文化“走出去”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为响应“拯救方言”的呼吁，我们比较注意收录粤、闽、吴等方言词语，而因为在上海编这部词典，近水楼台先得月，沪语中的语言现象出现得可能更多一些。

        近年来国人学英语的兴趣大增，其中多有不甘蹈袭、热衷于利用英语构词法则自造新词来翻译汉语的高手。一些网友自造的时髦词，由于不无创意，眼下相当风行，有人希望我们能率先收入（其实收不收中国人新造的英文词，主要是英汉而非汉英词典编者的抉择）。这类汉语用词，如“给力”译作gelivable，虽说如美国《市井俚语词典》这样的洋人辞书网页也已收入，《纽约时报》做过专门介绍，但毕竟到目前为止，仍限于我们自娱自乐的层面，要像“关系”这样被英语作为成熟的借词吸收，也许尚待时日。这样，对于“给力”，我们还是宁可注释成“  1 boosting,stimulating：前冠军咋这么不给力the ex-champion is but a pathetic let-down | 这番话真给力啊these remarks are a real pick-me-up 2 cool;awesome;nifty;bravo：这首歌太给力了！this song rocks!”之类，似更能达到言语乃至文化转移的目的。至于“gelivable”这类英文形式的词能否存活并登堂入室，拭目以待吧。

四

        配例方面，与其他词典一样，《中华汉英大词典》配例的一大目的在于佐证释义，补足释文“言犹未尽”的部分，因此力争例证译文措辞与词目释文措辞既略有别，又有呼应，能够成为释文的延续或扩展。

        有些词目的内涵和外延绝非一个译名可以穷尽，对于其中某些我国读者一时还比较生疏的内容，通过适当例证予以揭示，笔者以为很有必要。例如美国嚣嚣一时的“另类医学”，汉英词典做到=alternative medicine之后大可就此搁笔，读者尽可二次查阅百科全书或作网上搜索。鉴于另类医学包含的内容繁多，涉及多项术语或专名，如果我们的词典能把“chiropractic,naturopathy,homeopathy,herbal medicine,holistic medicine,acupuncture,Ayurveda,spiritual devotions,etc.”这些难词收入条内作为例证，译出“脊柱推拿、自然疗法、顺势疗法、草药、整体医疗、针刺、印度草药疗法、精神祈祷，等等”，是否可为一般读者提供足够的关联信息，又为专业读者勾勒一张继续搜索的粗略的路线图？至少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读者下一步的劳动量。

        当然，语词词典与专业词典更与百科全书不同。例证作为释文的延续做到什么程度，提供何种以及多少额外的信息，其中分寸需要妥然把握。而若不是词典编纂数字化的终极愿景始终萦绕心头，实现有望，词典编者的纸张篇幅意识也会极度掣肘此类扩写式的例证。不过，“再生医学”=regenerative medicine，“大数据”=big data，想来只是一牖之开，一般英语水平的读者不查词典也知道。若求大致照通（不是至察！），前者如辅以“虽说有些简单化，再生医学无非就是干细胞研究和组织工程学两大块though a bit simplistic,regenerative medicine consists of stem cell research and tissue engineering”，后者辅以“大数据是信息技术业界的一个新词，可与现在已为人熟知的‘云’字相提并论。巨量数据之大有三个方面：总量达到万兆字节，速度剧提，多样性激增big data is a new term in IT industry comparable to the now familiar term cloud.it is threefold big:in volume in termsof PB（petabytes）,in velocity,and in variety”，是否可收相对洞明之效？

        配例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常识和知识。如在“血压”条下把收缩压（systolic）和舒张压（diastolic）120至80的读数录以备忘（我本人的查阅习惯就是权把汉英当英汉，去“血压”试查有无表示上下血压读数的两词，得则幸甚；同理，读者也可能去“地震”条查寻“里氏震级”（Richter scale）英文怎么说，去“手机”条查各种制式的对应英文）。在个别情况下，例证包含的信息，在编者眼里可能比之语言表达更有价值。拿个单字条“不”为例，按说有一个no和not，或至多配上to be not和/或to do not的例证，理当足矣。编者们恰好找到一个“真实英语”的用例，其中有三个don't，又惟妙惟肖写出今人的某种消费陋习，虽略嫌长，仍决定取作例证收入：“他们不惜透支购买奢侈品，只为在陌生人面前显摆they buy things they don't want with the money they don't have to impress the people they don't know”。笔者个人的认识是，这样的例句，有心的读者可能会过目成诵，用作词典例证，也无不可。当然，配例的词汇学价值（如词源、语义、语用、同义——包括辨异——反义、上位、下位等）始终是编者选择的着眼点，譬如利用复现和对比效应，努力诠释perfect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十全十美的完人没找到，我却学会了看透不完美的常人（或于不完美处看完美）instead of finding a perfect person,i learned to look through an imperfect person perfectly”一句，有助读者吃透何谓“perfect”；而“我们从存在化为乌有实在是太容易了how easily we slip from is to isn't”（Thomas Lynch语），使人由“verb to be”及其口语变异形式的自由发挥，联想到哈姆雷特的“To be,or not to be”。当然，与丹麦王子的独白相比，殡葬师/诗人语录可能蓑不如裘，但寻常口语中还是可以用上的，甚至还带一点现代存在主义的意味。

        本质上，词典当然是为释疑解惑的目的供人查阅的工具书，而不是适合从头至尾阅读的作品。不过，从古到今，阅读词典，从中学习语言的中外奇人还真偶有所闻。我的老师葛传槼先生就曾通读过英国福勒兄弟的词典，还找出错误若干，写信指谬，得到编者回复，称英国之外有如此深谙英语习惯用法者，实属难得云云。我国鸿儒钱锺书先生据说暇时也喜闲读词典，吸取语言营养。（至于外国通读词典的字迷，读者可参阅笔者2008年9月28日载于上海《东方早报》“书评”版的旧文《真有这等“痴人”？》）

​今天，生活节奏加快，学英语的途径和手段大增，但问道学生中还是有人想知道：“背词典，记生词，是不是一个好办法？”窃以为（用时髦话翻译：IMHO）单靠词典当然不是个好办法，甚至不是办法。不过在发生查阅需要时，在使用词典解决手头某一特定问题的同时，发现前后左右有精彩的例证，顺便背下，我看仍不失为辅助学习的良策。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华汉英大词典》收入相当数量比较短小的例证，其中有警句、箴言、妙语一类（如反衬实干精神的“喋喋不休而不肯动手long tongue but short hands”、“落后就要挨打laggards are beaten”、“知识越多，方始明白自己其实缺乏知识the more I know,the more I know I don't know” 等），也有名人名言（ 如“炉火纯青的极致就是简单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Leonardo da Vinci]”、“我们从历史学到的就是我们从不接受历史教训we learn from history that we learn nothing from history[George Bernard Shaw]”等），偶尔还有诗句入例（如“焉知我见人，人见我/皆非梦中梦？is all that we see or seem/but a dream within a dream? [Edgar Allan Poe]”或“死亡是癫狂的暗夜，未知的新路dying is a wild night/and a new road[Emily Dickenson]”等）。

        笔者是兴趣学习的鼓吹者，故而特别注意例证的趣味性，如“为什么都把酣睡说成‘睡得像个婴儿’，而实际上婴儿一小时要醒十次？why is it that people say they ‘sleep like a baby’, while a baby wakes ten times an hour?”、“别为今天是世界末日烦心了，在澳洲此刻已经是明天了stop worrying about the world ending today.it's already tomorrow in Australia”、“你难道不知死亡是遗传的吗？you don't know death is hereditary?”或“诺亚怎不把方舟上那对蚊子拍死？why didn't Noah swat those two mosquitoes?”等等。虽说大俗未必即雅，涉及生理功能的内容，在严格控制的同时，也不能一律排斥，如男士便池警语：“我们要为您提供方便，请您也要瞄准了再方便we aim to please;you aim too please”，虽有类似文字谜语之弊，但不能否认是极简主义的实用例子，是“瞄准”条的合适例证。兴趣常常是学习的推动力和滑润剂。编者们从自己的经验出发，相信经典例证和趣味例证，往往过目不忘，积累多了，何患求业不精？

        这么大一部词典，必然问题成堆。其中，笔者浇嶙钌醯模皇呛河镒帧⒋省⒂锏幕执肀赜惺У敝ΑＲ残硎且蛭颐强悸鞘涤糜绕涫遣榈寐示酉龋佑诮槿肷形奕ㄍ定论的汉语词汇学的学术讨论，条目的取舍——尤其是像“说他胖，他还喘”之类熟语的收录——必定留下许多可供质疑、挑剔、批判的疏漏；而由于简体和繁体、异体和变体以及因声调不同致字义变异的单字和词组大量存在，词目数量急剧膨胀，查阅难度大为增加（如同一写法的“假日”会复现在不同声调的“假”字头之下），读者难免对词典有“庞杂”、“芜累” 之责。其实，任何一部大词典——除去共时的学生词典——既是“备而需查”又是“备而待查”的工具，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无穷大人次寻常查阅的，也有若干内容不太为人所需，甚至可能是零人次查阅的。有鉴于此，笔者对于“庞杂”、“芜累”就少了一点顾虑。在词典即将编成之际，实有“信当喜极翻愁误，物到难求得尚疑”之叹，并恳请读者诸君贤能容愚，博能容浅，粹能容杂。二是在这数字化时代，笔者受了维基百科等的启发，非常属意于互动式辞书。即这儿采录的内容，“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四周无墙”，使用这些内容的读者同时又是编者，可删，可增，可改，可置换——当然最好不要轻浮衍言，把词典网页当作涂鸦场。要做成这样一部开放式的辞书，目前我们的人力和技术资源尚嫌不足，那就只好留待下一版去设法解决了。

2013年8月初稿

2014年10月定稿

于上海复旦大学

​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To die,to sleep;

No more; and by a sleep to say we end

The heartache, and the thousand natural shocks

That flesh is heir to, 'tis a consummation

Devoutly to be wished. To die, to sleep.

To sleep, perchance to dream: ay, there's the rub;

For in that sleep of death what dreams may come

When we have shuffled off this mortal coil, 

Must give us pause. There's the respect

That makes calamity of so long life;

For who would bear the whips and scorns of time,

Th' oppressor's wrong, the proud man's contumely,

The pangs of despised love, the law's delay,

The insolence of office, and the spurns 

That patient merit of th'unworthy takes, 

When he himself might his quietus make

With a bare bodkin? Who would fardels bear,

To grunt and sweat under a weary life,  

But that the dread of something after death,  

The undiscovered country from whose bourn  

No traveller returns, puzzles the will,  

And makes us rather bear those ills we have

Than fly to others that we know not of?

Thus conscience does make cowards of us all,  

And thus the native hue of resolution

Is sicklied o'er with the pale cast of thought,

And enterprises of great pitch and moment  

With this regard their currents turn awry

And lose the name of action.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倘若在这一种睡眠之中, 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 阻碍就在这: 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以后, 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 要是他只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若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炽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朱生豪译）

《三字经》选译(一）——献给我的网友

(Excerpts of translations from Three-Character Classical Rhyme——To my net friends)

 

“Love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Good health is above wealth.”  

 

注：《三字经》，何功杰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

《三字经》和它的英语翻译（二）

     我于2007年5月20日在我的博客园地上发表了题为《三字经选译——献给你，亲爱的网友》的博文，其中转帖了我的旧译《三字经》的部分译文。最近发现，我的翻译引起了部分网友对《三字经》历史价值和我译文的关注和评论。现在，我将谈谈我对《三字经》这本儿童蒙书的看法，然后继续转帖曾翻译过的《三字经》的部分译文，欢迎评论，欢迎教正。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面向男女儿童的通俗启蒙读物，从前流传范围很广，历代不绝。相传《三字经》有几种不同版本，各种版本的内容都有依据各代统治阶级的需要有所增减修订，其中以南宋学者王应麟（1223-1296）编撰的版本流传最广，为历代男女少年儿童所习诵。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的不断变革，科学的迅猛发展，思想观念不断变化，教育内容日益更新，《三字经》之类的传统读物或被淘汰，或无人问津，一度曾被当成封建糟粕而禁读。现在60岁以下读过《三字经》的人可能是屈指可数了。然而，这本儿童蒙书在海外却不胫而走，据悉，1990年新加坡的译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儿童道德丛书，此后，国内也曾重印和发行过各种不同版本，这表明人们正在对《三字经》开始重新评价。 

    由于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的不同，《三字经》书中确实有一些过时的内容，也有一些封建糟粕，但主要内容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这本书篇幅虽小，内容却非常广泛，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传统的伦理道德、历史、天文、地理、以及一些民间传说等，书中列举了日常生活中的方名事类，介绍了经史诸子，叙次历代兴衰，等等。全书集识字和传授知识于一体，非常简洁地记述了我国悠久的文明发展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书中启智劝学、循循善诱、鼓励自幼奋发图强的内容比较多，充分体现了这册儿童蒙书对儿童思想进行正面教育的重视。《三字经》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编排整饬有序，分别部居，不相雑厕，文辞浅白，句式简短，音韵和谐，便于吟诵，十分适合儿童习读。

   1993年10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的《三字经》一书原由黄德宽、崔恒昇和我三人共同编著。该书以清《三字经注解备要》为据，参照他本，以内容基本健康为准则略作校核；全书体例包括原文，文字注音，注释，原文汉译，原文英译，插图等部分，其中“前言”和原文的翻译由本人承担。翻译《三字经》对我是个严峻考验，尤其是在处理形式时，我当时感到有两大难点：一是诗行长短问题。原文每行（或每句）只有三个字，言简意赅，机械的翻译或直译恐怕难以传达原文内容；第二个问题是押韵的问题。原文大体上属于韵文类，基本韵律是双行或隔行押韵，但也有诗行是不押韵的，然而读起来依然朗朗上口。译文该采取哪那种形式比较适宜？怎样既能传达原文内容，又能保持原文的形式特点？斟酌良久，我最后决定：译文每行基本保持在8至10音节之间（四至五音步），基本韵律采用双行或隔行押韵。但也有破格，如有不押韵的诗行和有略少于或超过8-10音节的诗行。There is irregularity in regularity,这在英语诗歌中也是常见现象。我的翻译只是一种尝试，品评还是要靠读者，靠方家学者。

   尽管该书早已翻译出版，现在看来也还有不少值得再斟酌、再修改的地方。正如诗无达诂一样，我认为，译诗也无终极，只有不断锤炼，不断修正，才能逐渐接近完善。

    下面转帖我的部分旧译，欢迎批评指正。

（7）为人子，   A son or daughter, should from tender age

      方少时，  Respect their friends and masters,

      亲师友，  Do their best to seek instructions,

      习礼仪。  And learn as well propriety and manners. 

（8） 香九龄，  Huang Xiang of nine,for his parensts old,

      能温席，  With his own body warmed up the bed-mat cold;

      孝于亲，  Such filial piety, a model of this kind,

      当所执。  Should be borne firmly in your mind.

（9） 融四岁，  Kong Rong at the age of four behaved so well     

      能让梨，  As to let his brothers pick big pears first.

      弟与长，  This norm of love fraternal, bear in mind:

      宜先知。  Between brothers, be polite and kind.

（10）首孝弟，  Be a worthy son and loving brother,

      次见闻，  Then try to broaden your outlook further;

      知某数，  Learn to count numbers, and further still

      识某文。  Learn to read and write with a strong will.

                                                      （待续）

【我的博文 】         

★杂  谈：行政官僚化是高等学府的堕落

★杂  谈：有无必要招收那么多翻译研究生？

★杂   谈：“冠”和“官”的联想

★旅游散记：日月潭游记——访台散记

★旅游散记：旅英历险记

★翻译理论：英语诗歌中的韵律和在翻译中的处理（一）2010-04-02 22:222.

★翻译讨论：做一个自觉而认真的诗歌翻译者——我的译诗体验

★翻译与欣赏：一首非常值得一读的英语经典诗歌：《挽歌》

★翻译与欣赏：现代人是否自由？是否幸福？

★翻译与欣赏：学识浅薄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更多。。。。。。

 《三字经》和它的英语翻译（三）

（66）

读史者,   In reading history books, one must try

考实录，  To search for facts and on true records rely; 

通古今，  Once well versed in the historical events,

若亲目。  You'd feel to have experienced personally.

（67）

口而诵，  Read them aloud, with mind and care;

心而惟，  Of what you are reading, be clear aware;

朝于斯，  Be bent on what it is considered right,

夕于斯。  And maintain your effort day and night.

（68）

昔仲尼，  Of yore, Confucius condescended to learn 

师项橐，  From Xiang Tuo, aged only seven but wise,(1)

古圣贤，  In old times, even sages and great scholars

尚勤学。  Were modest,earnest to learn and seek advice. 

（69）

赵中令，  Zhao Pu, Prime Minister under Song Taizu,(2)

读鲁论，  He nightly studied Analects of Lu.

彼既士，  Though full engaged in state affairs was he,

学且勤。  Still he could find enough time for study.

(70)

披蒲编，  Wen Shu on rush-mat copied out lines from a book,

削竹简，  Gongyang Hong on bamboo slips characters cut;（3）

彼无书，  They, being too poor to afford books anyway,

知自勉。  Exerted themselves to learn and win their way.

(71)

头悬梁，  Sun Jing on a beam overhead his hair hung;

锥刺股，  And Su Qin to drive sleep away his thighs stung;（4）

彼不教，  Both tried to keep their heads awake and right

自勤苦。  While sitting reading late into the night. 

（待续）

注：

 （1）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年——前479年，鲁国人，春秋末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项橐：春秋人，“生七岁为孔子师”（见《史记@甘茂列传附甘罗》）

（2）赵中令，即赵普，字则平（公元921——991），曾为中书令。《鲁论》：汉代文本《论语》之一。

（3）相传汉代有个温舒，家庭清贫，无力买书，在大沼泽牧羊时，将蒲草编成草席，借来《尚书》，抄在上面阅读。相传公羊弘50多岁了，替人家放猪，他自制竹简，借来《春秋》抄写自学。

（4）头悬梁：相传晋代孙敬，常读书到深夜，他怕困倦，不能自持，便用绳子系着头发挂在屋梁上。如果发瞌睡，头坠下来，绳子便把他扯醒。锥刺股：相传战国时代的苏秦，昼夜苦读，深夜困倦时，就用锥子刺大腿来解困。

《三字经》和它的英语翻译（四）

（72）

如囊萤，  There're other examples to follow: 

如映雪，  Che Yin who read by bagged fireflies's glow, 

家虽贫，  And Sun Kang who learned by the white snow:

学不辍。  Both too poor for lamp, but learning ne'er drop.（1）

(73)

如负薪，  Farmer Zhu kept reading while Carrying faggots;

如挂角，  Cowherd Li Mi kept chanting on cattle's back.

身虽劳，  Fatigued as they were,yet great pains they took

犹苦卓。  To learn and aimed higher without slack.（2）

（74）

苏老泉，  Su Laoquan, great scholar renown of Song,(3) 

二十七，  Not till at the age of twenty-seven 

始发愤，  Did he begin to make great efforts  

读书籍。  Immersing himself in books with a will.

彼既老，  When, later on, advanced was he in years,

犹悔迟，  He rued it for being late in learning.

尔小生，  From him a lesson you should draw,children,

宜早思。  Before too late and worst succeeds the worse.  

（75）

若梁灏，  Liang Hao, who had failed the imperial exams (4)

八十二，  Time and again, yet ne'er would he lose heart

对大廷，  Till eighty-two when he at court beat at last

魁多士。  the scholars all, and won the royal honour.

彼既成，  His goal now attained, ideals coming true,

众称异，  All marvelled at his steadfast aspiration.

尔小生,   You, kids, should cherish high aim when young,    

宜立志。  Resolve to bring it into realization. 

（79）

犬守夜，  Dogs are able to keep watch at night,

鸡司晨，  Cocks are able to herald the dawn of day;

苟不学，  If you refuse to learn while young today,

曷为人。  In future, what a role are you to play?

（80）

蚕吐丝，  Silkworms can spin silk to form cocoons,

蜂酿蜜，  Honey-bees gather pollen to  make honey;

人不学，  A man who haven't learned anything useful,

不如物。  He will be not as good as worm or bee.

（81）

幼而学，  Seize the time and learn more while young,

壮而行，  Put to practice when you're becoming a man;

上利国，  By then you can serve your nation,

下利民。  And benefit the people, your countrymen.

（84）

勤有功， You'll profit from hard work and diligence,

戏无益， But you'll gain nothing from idle indolence;

戒之哉， Do learn a lesson, mind you, from the past!

宜勉力。 Exert yourself, and try to hold on fast.

【注】

（1）囊萤：相传晋代车胤家境清寒，无力买油点灯，只好捉来萤火虫，放在一个纱囊中，夜晚以萤光照着读书。映雪：相传孙康家庭贫苦，也无力买油电灯点，冬天就借着雪光读书。

（2）负薪：相传汉代朱买臣，家贫靠砍柴为生，每天外出砍柴都带着书本，挑柴下山时将书挂在担头，边走边读。后来官至会稽太守。 挂角：相传隋代李密，少年时替人放牛，每天放牛时都带上书，把书挂在牛角上。

（3）苏老泉：即宋朝的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公元1009-1066），四川眉州人。27岁才开始发愤学习，忠诚大名。

（4）梁灏：字太素（公元963-1004年），郓州须城人。传说他82岁才及第。可谓“It's never to late to learn”的典范。

     【绝美艺术】中国画家佳作大观(188)---精品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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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新诗的旧账

　　诗的用处照古义说是“言志”，照如今解释是“抒情”。诗可以分成许多类，单说中国诗，就内容言有风雅颂，就形式言有律绝五七言诗等等，它的存在却有个共通的意义，不外乎用文字从一种限制里描写一件人事，或表示一个意见，一点感想。“诗”这个字在古今中外含义尽管不同，然而把它同散文比较，也易明白。它似乎极重“经济”。它的成立是多少有点限制的。它必须以约见着，用少数文字起多量效果。它与散文分别就在此。诗要效果，词藻与形式能帮助它完成效果。惟一切事物皆在时间洗练下失去光色、词藻与形式。在一段长长的时间下也会失去它的意义。因此在变动中有“新诗”，同旧诗对立的新诗。

　　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大多数作者受一个流行观念所控制，就是“人道主义”的观念，新诗作者自然不能例外。不过新诗当时侧重推翻旧诗，打倒旧诗，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形式上无所谓，在内容上无所谓，只独具一种倾向，否认旧诗是诗。受词、受曲、受小调同歌谣影响，用简明文字写出，它名字叫“自由诗”。那些诗，名副其实，当真可以说是很自由的。

　　新诗在革命意味下发展，便仿佛特别容易作。凡有勇气执笔的人几乎都可以写诗。一切刊物必有诗。当时被称为文化先驱的新人，在新风气下不能不写诗。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朱经农，李大钊，陈独秀，朱执信，任鸿隽，沈玄庐，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把这些人的名字，同新诗并举，如今看来似乎有点幽默了。然在五四前后，这些人是常常写新诗的，正因为大家都肯天真烂漫写新诗，所以新诗能引起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白。正因为张三李四都可以写新诗，所以初期新诗就数量言，成绩真不差。就质言，说苛刻一点，多数诗都太杂乱，太随便，太天真。胡适之是第一个写新诗出新诗集子的作家。冰心会写短诗，俞平伯、康白情会写长诗，那些诗当时多被中学校选作国文课文，为青年人所熟习。这几个作者，同上述一群新人，可算做是奠定中国新诗基础的功臣，值得我们记忆。

　　新诗既毫无拘束，十分自由，一切散文分行写出几乎全可以称为诗，作者鱼龙百状，作品好的好，坏的坏，新诗自然便成为“天才努力”与“好事者游戏”共通的尾闾。过不久，新诗的当然厄运来了。多数新人对于新诗的宽容，使新诗价值受了贬谪，成就受了连累；更多数的读者，对新诗有点失望，有点怀疑了。

　　稳定了新诗的社会地位，是稍后一时另外一群作者，宗白华，梁宗岱，王独清，刘梦苇，冯至，饶孟侃，于赓虞，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一群作家。在这一群作家中，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四位人特别有影响。写诗胆量大，气魄足，推郭沫若（他最先动手写长诗，写史诗）。朱湘是个天生的抒情诗人，在新诗格式上的努力，在旧词藻运用上的努力，遗留下一堆成绩，其中不少珠玉。徐志摩诗作品本身上的成就，在当时新诗人中可说是总其大成（他对于中国新诗运动贡献尤大）。其中有一个作者，火气比较少，感情比较静，写作中最先能节制文字，把握语言，组织篇章，在毫不儿戏的韵、调子、境界上作诗，态度的认真处使新诗成为一种严肃的事情，对以后作者有极好影响，这个人是闻一多。

　　新诗有个问题，从初期起即讨论到它，久久不能解决，是韵与词藻与形式之有无存在价值。大多数意思都以为新诗可以抛掉这一切（他们希望各有天才能在语言里把握得住自然音乐的节奏），应该是精选语言的安排。实则“语言的精选与安排”，便证明新诗在词藻形式上的不可偏废。这问题到了上述几个作者时，是用作品或理论表示得很明白。

　　新诗到这时节可以说已从革命引到建设的路上，在写作品中具有甘苦经验的，渐渐明白新诗不容易作，更不容易作好；用新格式得抛弃旧词藻，内容常觉得“浅”，“显”，用旧词汇是不能产生新境界，内容不可免堕入“熟”，“滑”，作者比较先前自然显得寂寞多了。玩票的诗人已不好意思再来胡乱打油凑热闹。原来对新诗有狂热的，一点儿抒情气氛或随年龄衰歇了，或被生活压瘪了，或读好书太多羞于拿笔了。死的已死，不死的又或经商作宦，办党教书。中国新诗运动，仿佛也就停顿了一时。国内被称或自称“诗人”的虽日见其多，真在那里写诗的，倒并不怎么多。书店印出的单行本诗集很多，销场可不怎么好。

　　这种暂时消沉酝酿了稍后一时的热闹。少数还不放下笔杆的作者，与一群初从事写作的新人，对“诗”的观念再有所修正。觉得先一时“自由诗”所表示的倾向同“建设的新诗”有点冲突。大家知道新诗得要个限制，在文字上，在形式上，以及从文字与形式共同造成的意境上，必需承认几个简单的原则。并且明白每个作者得注意一下历史，接受一笔文学遗产（从历史方面肯定“诗”是什么，得了遗产好好花费那个遗产）。孙大雨，林徽音，陈梦家，卞之琳，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算得是几个特有成就的作者，这些人完全不是理论家，却有作品证明“新诗不是无路可走，可走的踏实在很多”。几个人的作品同时还说明，要建设新诗，得有个较高标准。这标准在什么地方？几个作者是各以个人风格独具的作品，为中国新诗留下了一个榜样的。他们作品并不多，比较起来可精得多。这一来，诗的自由俨然受了限制，然而中国的新诗，却慢慢的变得有意义有力量起来了。

新文学同商业发生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一件幸事，也可以说极其不幸。如从小说看看，二十年来作者特别多，成就也特别多，它的原因是文学彻底商品化后，作者能在“事业”情形下努力的结果。至于诗，在文学商品化意义下却碰了头。新诗标准一提高，新诗读者便较少。读者较少，它的发展受了影响。因之新诗集成为“赔钱货”，在出版业方面可算得最不受欢迎的书籍。凡是单行本诗集差不多全得自费出版，凡是专载诗歌刊物总不易支持一年以上。渐渐地，作者歇手，不欲歇手的纵有兴味写作也无多大机会写作。余下几个有心无力的诗人，写点不易见好的诗歌，这里寄寄，那里投投，以至于一切文学刊物的编辑人，都不大愿意登载诗歌。

　　新诗的命运，真似乎不得不告结束了。

　　有人从“文学商品化”着眼，从“新”着眼，以为诗的出路闭塞，或与诗本身“不新”有点关系，“说革命，革命不彻底；说建设，建设方式不妥当”。于是鼓起勇气再选新路走，这种工作由上海《现代》杂志上的几个作者启其端（施蛰存……），南京土星笔会几个作者随其后（常任侠，汪铭竹……）。此外北京，广州，都有这种诗人（林庚，金克木，曹葆华……）。他们的工作是捕捉眼前的都市光色与心中一刹那感觉和印象来写小诗。努力制造意境，属词比事则注重不落窠臼。正因为工作只是掠取大千世界一小片一小点，不乏小巧玲珑的佳作。惟作者要新，嫌笔下符号不够运用，结果把语体文已不常用的“之、乎、者、也”单字也经常用上，“然而”、“于是”、“所以”等词，也统统搬入诗里去。文字上的“复辟”恰好又是把诗歌中最妨碍诵读的虚字加入。与海上明人小品文集的翻印，半文半白幽默文的流行，风气相汇，因此新诗又好象很容易作，诗人和诗又日益加多，所谓诗，内中多数也自然而然成为不可理解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几个比较好的作者，写作态度虽极诚实，在忠于个人感情的目的下努力，不免有南粤王赵佗说的“老夫聊以自娱”的趋势。这因为他们所走的路并不“新”，只算是一条“僻”路。走僻路，成就不容易大，那是很显然的。

　　就目前状况说，新诗的命运恰如整个中国的命运，正陷入一个可悲的环境里。想出路，不容易得出路，困难处在背负一个“历史”，面前是一条“事实”的河流。抛下历史注重事实“如初期的新诗”办不好，抱紧历史注重事实（如少数人写旧诗）也不成。有人想两面顾到，用历史调和事实，用去一半担负再想办法涉水过河，因此提倡“本位文化”。倘若这个人真懂得历史或文化，认清事实，叫出“本位文化”的口号，也并不十分可笑。如今“之乎者也”的新诗，近于诗的本位文化具体化，看看他们使用“之乎者也”的方法，就可知道他们并不太懂历史上这些字眼儿的轻重。新诗要出路，也许还得另外有人找更新的路，也许得回头，稍稍回头，认真从近十多年得失上作些具体分析。

　　新诗真的出路同国家出路相同，要的是有人能思索，能深刻的思索，能工作，能认真的工作。认定“洛阳桥不是鲁班一天作成的”，把完成的日期延长一点，又明白“洛阳桥终究是人作成的”，对工作有信心，有勇气。只要有人肯埋头苦干，人多手多，目前即或不成，对于将来依然应该乐观。

　　要有个“好的将来”，必需要有个“目前”。目前新诗不妨说还是试验中，可走的路甚多，从各方面都可努力。可是若没有个试验的场所，来发表创作，共同批评和讨论，中国新诗运动不会凭空活泼起来，那个将来太渺茫了。所以我们预备在这个副刊上，从上期出一个《诗刊》起始，每月预备发两次稿，由孙大雨、梁宗岱、罗念生先生等集稿，作者中有朱佩弦、闻一多、俞平伯、朱孟实、废名、林徽音、方令孺、陆志韦、冯至、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徐芳、陈世骧、孙毓棠、孙洵侯、曹葆华诸先生，这刊物篇幅虽不大，对中国新诗运动或许有点意义，因为这刊物的读者，是本报分布国内外十万读者。编者的希望，不在十万读者永远成为少数作品的鉴赏者，却想这刊物能引起多数读者的注意，从国内外各处地方把诗寄来，把个人对于新诗的意见写来，让它慢慢成为中国读者最多，作品也最多，同时还为多数人最关心认可的刊物。内容不好，大家想办法要它好，什么问题值得讨论，多数对于这个问题有卓见有研究的人共同来讨论，能够这样，这刊物才会有意义，才算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