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要理解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然后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从美术鉴赏的角度来说，以下一些特点是应当了解的。

从陕西半坡遗址发掘的方形或圆形浅穴式房屋发展到现在，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修建在崇山峻岭之上、蜿蜒万里的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建于隋代的河北赵县的安济桥，在科学技术同艺术的完美结合上，早已走在世界桥梁科学的前列；现存的高达67.1米的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建筑；北京明、清两代的故宫，则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精美、保存完整的大规模建筑群。至于我国的古典园林，它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它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这一系列现存的技术高超、艺术精湛、风格独特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象一部部石刻的史书，让我们重温着祖国的历史文化，激发起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同时它也是一种可供人观赏的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 

一、框架式结构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建筑结构上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因为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是木构架结构，即采用木柱、木梁构成房屋的框架，屋顶与房檐的重量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墙壁只起隔断的作用，而不是承担房屋重量的结构部分。“墙倒屋不塌”这句古老的谚语，概括地指出了中国建筑这种框架结构最重要的特点。这种结构，可以使房屋在不同气候条件下，满足生活和生产所提出的千变万化的功能要求。同时，由于房屋的墙壁不负荷重量，门窗设置有极大的灵活性。此外，由这种框架式木结构形成了过去宫殿、寺庙及其它高级建筑才有的一种独特构件，即屋檐下的一束束的“斗拱”。它是由斗形木块和弓形的横木组成，纵横交错，逐层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这种构件既有支承荷载梁架的作用，又有装饰作用。只是到了明清以后，由于结构简化，将梁直接放在柱上，致使斗拱的结构作用几乎完全消失，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装饰品。
二、庭院式组群布局
　　从古代文献记载，绘画中的古建筑形象一直到现存的古建筑来看，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这就是每一处住宅、宫殿、官衙、寺庙等建筑，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一般地说，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家中主要人物，或者应和外界隔绝的人物（如贵族家庭的少女），就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宋朝欧阳修《蝶恋花》词中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字句，古人曾以“侯门深似海”形容大官僚的居处，就都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建筑在布局上的重要特征。同时，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也称前后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体现这一组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例。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它最便于根据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中国的这种庭院式的组群布局所造成的艺术效果，与欧洲建筑相比，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一般地说，一座欧洲建筑，是比较一目了然的。而中国的古建筑，却象一幅中国画长卷，必须一段段地逐渐展看，不可能同时全部看到。走进一所中国古建筑也只能从一个庭院走进另一个庭院，必须全部走完才能看完。北京的故宫就是最杰出的一个范例，人们从天安门进去，每通过一道门，进入另一庭院；由庭院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一院院、一步步景色都在变换，给人以深切的感受。故宫的艺术形象也就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了。
编辑本段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简述
　　如前所述，建筑不仅仅是技术科学，而且是一种艺术。中国古代建筑经过长时期的努力，同时吸收了中国其他传统艺术，特别是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的特点，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并在这方面形成了不少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富有装饰性的屋顶
　　中国古代的匠师很早就发现了利用屋顶以取得艺术效果的可能性。《诗经》里就有“作庙翼翼”之句，说明三千年前的诗人就已经在诗中歌颂祖庙舒展如翼的屋顶。到了汉朝，后世的五种基本屋顶式样——四面坡的“庑殿顶”，四面、六面、八面坡或圆形的“攒尖顶”，两面坡但两山墙与屋面齐的“硬山顶”，两面坡而屋面挑出到山墙之外的“悬山顶”，以及上半是悬山而下半是四面坡的“歇山顶”就已经具备了。我国古代匠师充分运用木结构的特点，创造了屋顶举折和屋面起翘、出翘，形成如鸟翼伸展的檐角和屋顶各部分柔和优美的曲线。同时，屋脊的脊端都加上适当的雕饰，檐口的瓦也加以装饰性的处理。宋代以后，又大量采用琉璃瓦，为屋顶加上颜色和光泽，再加上后来又陆续出现其它许多屋顶式样，以及由这些屋顶组合而成的各种具有艺术效果的复杂形体，使中国古代建筑在运用屋顶形式创造建筑的艺术形象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中国古代建筑重要的特征之一。

2、衬托性建筑的应用
　　衬托性建筑的应用，是中国古代宫殿、寺庙等高级建筑常用的艺术处理手法。它的作用是衬托主体建筑。最早应用的并且很有艺术特色的衬托性建筑便是从春秋时代就已开始的建于宫殿正门前的“阙”。到了汉代，除宫殿与陵墓外，祠庙和大中型坟墓也都使用。现存的四川雅安高颐墓阙，形制和雕刻十分精美，是汉代墓阙的典型作品。汉代以后的雕刻、壁画中常可以看到各种形式的阙，到了明清两代，阙就演变成现在故宫的午门。其它常见的富有艺术性的衬托性建筑还有宫殿正门前的华表、牌坊、照壁、石狮等。
3、色彩的运用
　　中国古代的匠师在建筑装饰中最敢于使用色彩也最善于使用色彩。这个特点是和中国建筑的木结构体系分不开的。因为木料不能经久，所以，中国建筑很早就采用在木材上涂漆和桐油的办法，以保护木质和加固木构件用榫卯结合的关接，同时增加美观，达到实用、坚固与美观相结合。以后又用丹红装饰柱子、梁架或在斗拱梁、枋等处绘制彩画。经过长期的实践，中国建筑在运用色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在北方的宫殿、官衙建筑中，很善于运用鲜明色彩的对比与调和。房屋的主体部分、也即经常可以照到阳光的部分，一般用暖色，特别是用朱红色；房檐下的阴影部分，则用蓝绿相配的冷色。这样就更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一种悦目的对比。朱红色门窗部分和蓝、绿色的檐下部分往往还加上金线和金点，蓝、绿之间也间以少数红点，使得建筑上的彩画图案显得更加活泼，增强了装饰效果。一些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如北京的故宫、天坛等再加上黄色、绿色或蓝色的琉璃瓦，下面并衬以一层乃至好几层雪白的汉白玉台基和栏杆，在华北平原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蔚蓝天空下，它的色彩效果是无比动人的。当然这种色彩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北方的自然环境有关。因为在平坦广阔的华北平原地区，冬季景色的色彩是很单调严酷的。在那样的自然环境中，这种鲜明的色彩就为建筑物带来活泼和生趣。基于相同原因，在山明水秀、四季常青的南方，建筑的色彩一方面为封建社会的建筑等级制度所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南方终年青绿、四季花开，为了使建筑的色彩与南方的自然环境相调和，它使用的色彩就比较淡雅，多用白墙、灰瓦和栗、黑、墨绿等色的梁柱，形成秀丽淡雅的格调。这种色调在比较炎热的南方的夏天里使人产生一种清凉感，不像强烈的颜色容易令人烦躁。从这里也可知道，我国古建筑的色彩的运用，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主要格调外，随着民族和地区的不同，也有一些差别。编辑本段与自然条件关系地理位置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滨临太平洋。疆域南起曾母暗沙，北至漠河的黑龙江上，西始帕米尔，东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流处。全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山地由西向东分为三个台阶：西南部为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是第一阶梯；昆仑山、祁连山、横断山以东，海拔1000～2000米的高原与盆地，是第二阶梯；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云贵高原以东，为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地与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是第三阶梯。中国大部份地区位于北温带和亚热带，属东亚季风区。东南沿海年降水达1500毫米以上，而内陆的西北部地区，只在50毫米以下。湿度随地势升高而明显降低。
因依自然条件的产物
　　生活在这些不同自然条件下的古代人们，因地制宜，因材致用，运用不同材料，不同做法，创造出不同结构方式和不同艺术风格的古代建筑。黄河中游为黄土地带，土层厚，土质松，雨量比现在多，气候温暖而湿润，曾遍布森林。这就使古代人得以定居下来，用简陋的工具从事农耕，用木材和黄土架构房屋来抵御寒冷与风雨。这些房屋大多以木材为构架，以黄土为墙壁，屋顶敷以草泥或茅草。房屋朝向南方，是为了采光和冬季避风、取暖。在中国的南方，房屋多为南向或东南向，是为了接纳从东南方吹来的海风。有的地方为了空气流通与减少潮湿，房屋下部采用杆栏式构造。建筑材料除土木以外，南方多采用竹子与芦苇。山区则广泛运用石材，以条石筑壁，片石敷顶，达到了就地取材之能事。森林地区则常使用井干式建筑。总之，中国古代建筑是古代人们因依自然条件的产物。编辑本段发展历史阶段(1) 原始住居建筑雏形
　　早在五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国原始人就已经知道利用天然的洞穴作为栖身之所，北京、辽宁、贵州、广东、湖北、浙江等地均发现有原始人居住过的崖洞。到了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利用黄土层为墙壁，用木构架、草泥建造半穴居住所，进而发展为地面上的建筑，并形成聚落。长江流域，因潮湿多雨，常有水患兽害，因而发展为杆栏式建筑。对此，古代文献中也多有「构木为巢，以避群害」、「上者为巢，下者营窟」的记载。据考古发掘，约在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国古代人已知使用榫卯构筑木架房屋（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黄河流域也发现有不少原始聚落（如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这些聚落，居住区、墓葬区、制陶场，分区明确，布局有致。木构架的形制已经出现，房屋平面形式也因造做与功用不同而有圆形、方形、吕字形等。这是中国古建筑的草创阶段。　　

    西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建立，标志着原始社会结束，经过夏、商、周三代，而春秋、战国，在中国的大地上先后营建了许多都邑，夯土技术已广泛使用于筑墙造台。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都城遗址，有长、宽均为百米的夯土台，台上建有八开间的殿堂，周围以廊。此时木构技术较之原始社会已有很大提高，已有斧、刀、锯、凿、钻、铲等加工木构件的专用工具。木构架和夯土技术均已经形成，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西周兴建了丰京、镐京和洛阳的王城、成周；春秋、战国的各诸侯国均各自营造了以宫室为中心的都城。这些都城均为夯土版筑，墙外周以城濠，辟有高大的城门。宫殿布置在城内，建在夯土台之上，木构架已成为主要的结构方式，屋顶已开始使用陶瓦，而且木构架上饰用彩绘。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具备了雏形，不论夯土技术、木构技术还是建筑的立面造型、平面布局，以及建筑材料的制造与运用，色彩、装饰的使用，都达到了雏形阶段。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以后历代发展的基础。
(2) 第一个高潮
　　西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之后，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并且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在咸阳修筑都城、宫殿、陵墓。今人从阿房宫遗址和始皇陵东侧大规模的兵马俑列队埋坑，可以想见当时建筑之宏大雄伟。此外，又修筑通达全国的驰道，筑长城以防匈奴南下，凿灵渠以通水运。这些巨大工程，动辄调用民力几十万，几乎都是同时并进，秦帝国终以奢欲过甚，穷用民力，二世而亡。　　

    汉代继秦，经过约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之后，又进入大规模营造建筑时期。汉武帝刘彻先后五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开拓通往西亚的丝绸之路；又兴建长安城内的桂宫、光明宫和西南郊的建章宫、上林苑。西汉末年还在长安南郊建造明堂、辟雍。东汉光武帝刘秀依东周都城故址营建了洛阳城及其宫殿。　　

    总秦、汉五百年间，由于国家统一，国力富强，中国古建筑在自己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发展高潮。其结构主体的木构架已趋于成熟，重要建筑物上普遍使用斗栱。屋顶形式多样化，庑殿、歇山、悬山、攒尖、囤顶均已出现，有的被广泛采用。制砖及砖石结构和拱券结构有了新的发展。
(3) 持续发展和佛教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此期间，传统建筑持续发展，并有佛教建筑传入。西晋统一中国不久，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处于西北部边境的几个少数民族领袖，率部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到了西元460年，北魏才统一了中国北方，继而又分裂。在南方，晋室南迁建立了东晋政权，接着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自此，中国南北两方社会经济才逐渐复苏，北朝营建了都城洛阳，南朝营建了建康城。这些都城、宫殿均系在前代基础上持续营造，规模气势远逊于秦、汉。　　

    东汉时传入中国的佛教此时发展起来，南北政权广建佛寺，一时间佛教寺塔盛行。据记载，北魏建有佛寺三万多所，仅洛阳就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寺。南朝都城建康也建有佛寺五百多所。在不少地区还开凿石窟寺，雕造佛像。重要石窟寺有大同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峰峰南响堂山和北响堂山石窟等。这就使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融进了许多传自印度（天竺）、西亚的建筑形制与风格。
(4) 第二个高潮
　　隋、唐时期的建筑，既继承了前代成就，又融合了外来影响，形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建筑体系，把中国古代建筑推到了成熟阶段，并远播影响于朝鲜、日本。　　

    隋朝虽然是一个不足四十年的短命王朝，但在建筑上颇有作为。它修建了都城大兴城，营造了东都洛阳，经营了长江下游的江都（扬州）。开凿了南起余杭（杭州），北达涿郡（北京），东始江都，西抵长安（西安），长约2500公里的大运河。还动用百万人力，修筑万里长城。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名匠李春在现今河北赵县修建了一座世界上最早的敞肩券大石桥安济桥。　　

    唐代前期，经过一百多年的稳定发展，经济繁荣，国力富强，疆域远拓，于开元年间（714～741年）达到鼎盛时期。在首都长安与东都洛阳继续修建规模巨大的宫殿、苑囿、官署。在全国，出现了许多著名地方城、商业和手工业城，如广陵（扬州）、泉州、洪州（南昌）、明州（宁波）、益州（成都）、幽州（北京）、荆州（江陵）、广州等。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这些城市的布局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　　

    唐代在都城和地方城镇兴建了大量寺塔、道观，并继承前代续凿石窟佛寺，遗留至今的有着名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南禅寺佛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荐福寺小雁塔、兴教寺玄奘塔、大理千寻塔，以及一些石窟寺等。此期间，建筑技术更有新的发展，木构架已能正确地运用材料性能，建筑设计中已知运用以「材」为木构架设计的标准，朝廷制定了营缮的法令，设置有掌握绳墨、绘制图样和管理营造的官员。

(5) 宋、辽、金


　　宋、辽、金时期建筑的发展与《营造法式》的颁行 　　

    从晚唐开始，中国又进入三百多年分裂战乱时期，先是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的更替和十个地方政权的割据，接着又是宋与辽、金南北对峙，因而中国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建筑也从唐代的高峰上跌落下来，再没有长安那么大规模的都城与宫殿了。由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布局、建筑技术与艺术，都有不少提高与突破。譬如城市渐由前代的里坊制演变为临街设店、按行成街的布局。在建筑技术方面，前期的辽代较多的继承了唐代的特点，而后期的金代，建筑上则继承辽、宋两朝的特点而有所发展。在建筑艺术方面，自北宋起，就一变唐代宏大雄浑的气势，而向细腻、纤巧方面发展，建筑装饰也更加讲究。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朝廷颁布并刊行了《营造法式》。这是一部有关建筑设计和施工的规范书，是一部完善的建筑技术专书。颁刊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官式建筑的管理。书中总结历代以来建筑技术的经验，制定了「以材为祖」的建筑模数制。对建筑的功限、料例作了严密的限定，以作为编制预算和施工组织的准绳。这部书的颁行，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到了宋代，在工程技术与施工管理方面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6) 最后高潮
　　元、明、清三朝统治中国达六百多年，其间除了元末、明末短时割据战乱外，大体上保持着中国统一的局面。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已届尾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缓慢，因此建筑的历史也只能是最后的发展高潮了。元代营建大都及宫殿，明代营造南、北两京及宫殿。在建筑布局方面，较之宋代更为成熟、合理。明清时期大事兴建帝王苑囿与私家园林，形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造园高潮。喇嘛教建筑的营造，完全是出于清朝廷的政治需要，一时间蒙、藏、甘、青等地广建喇嘛庙，仅承德一地就建有十一座。这些庙宇规模宏大，制做精美，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的一个畸型。明清两代距今最近，许多建筑佳作得以保留至今，如京城的宫殿、坛庙，京郊的园林，两朝的帝陵，江南的园林，遍及全国的佛教寺塔、道教宫观，及民间住居、城垣建筑等，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光辉华章。编辑本段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学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始终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切方面有着重大影响，是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中的精神主轴。虽然汉代以后有道教的创立和佛教的传入与盛兴，但佛、道之学始终居于附从地位，在中国人心目中，儒学才是正统。　　

    儒家思想对建筑的影响大体可以归究为六个方面：第一、儒学提倡礼制，以礼为治国之本和个人立身行事的准则，由此产生了建筑上的多种类型及其形制，如殿堂、宗庙、坛、陵墓等。第二、儒学主张君权至上，皇帝是受命于天的万民之主，故建有以宫室为中心的都城宫殿，用来体现君权至高无上。第三、儒学主张敬天，对天地的祭祀是历朝大祀，故建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以及社稷、先农诸坛。第四、儒学主张孝亲法祖，故有宗庙、陵墓之建营。第五、儒学主张中正有序，故有建筑平面布置的方整对称，昭穆有序，从而形成都城、宫城及建筑群体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形制。第六、儒学主张尊卑有序，上下有别，注重用建筑来体现尊卑礼序，举凡建筑的开间、形制、色彩、脊饰，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得违制僭越。编辑本段多民族国家风格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国境内居住着汉、蒙古、藏、回、维吾尔等五十六个民族。这些民族所居住的地域，由于东西南北的自然环境不同与气候条件的差异，也由于不同地区各自产有不同的建筑材料，所以世代以来，他们便依自然条件与可能提供的材料，按照各自生产和生活的不同需要与习惯，创造了互不相同的建筑，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各自的建筑做法与建筑风格。　　

    在北方黄土地区，古代人们利用黄土的特性，或用土坯，或夯土筑墙，以此筑成房屋，或构筑成窑洞作为住居。后来又用黄土烧制砖瓦，用以盖房既方便又耐久。在南方，气候潮湿多雨，人们便以竹木为建筑材料构筑房屋居住。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地处亚热带，常用竹木搭成杆栏式建筑。而青藏高原，少雨干旱，昼夜温差大，则多砌筑厚墙式平顶碉房。蒙古族地区，依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习惯而搭制帐篷式住房（蒙古包），这种房屋易于拆架迁移。西部伊斯兰教建筑则喜欢采用尖拱形建筑。总之，古代各族人民，因依自然条件与当地可能提供的建筑材料，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与需要，各自构筑了不同民族风格的建筑，共同丰富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内容，共同为发展中华民族的古代建筑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编辑本段技术与艺术的中外交流。　

    在中国的古代，特别是自两晋、南北朝以后，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与东西邻国都有广泛交流，给中国古代建筑注入了新的血液，出现了不少新的建筑类型，如石窟寺、佛教塔等。同时，中国建筑也对邻国的建筑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西元三世纪，源于印度的石窟造像，就由克什米尔、阿富汗一带的大月氏国传入中国西部天山南麓的库车、拜城一带，而后继续东传。十六国时期，在甘肃敦煌初凿莫高窟。北魏时又东传进入黄河流域，陆续开凿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北齐时又开凿了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以及河北邯郸的南、北响堂山石窟等。这些石窟到了隋唐继续开凿并向南延伸。佛塔也是传自印度的一种建筑，中国古代的一些塔形大多由印度移植而来，如喇嘛塔、金刚宝座塔。　　

    隋唐以后，中国古代建筑伴随着佛教东渡朝鲜、日本而东传。早期东传多由朝鲜半岛诸国间接传入。西元六世纪(日本飞鸟时代)就有百济（今韩国）工匠依中国建筑式样建造了法兴寺（飞鸟寺）。日本奈良的法隆寺也是此期间建造的中国式寺院。西元八世纪，中国名僧鉴真东渡日本弘扬佛法，并在平城京创建唐招提寺，对后世日本建筑影响甚大。此后到了南宋时期，日本僧人重源从中国福建等地引进了中国式建筑，称「大佛样」。伴随着禅宗传入日本，禅宗寺院也传入。一时间，禅院盛兴，被誉为「禅宗样」。此前后中国古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几达千年。　　

    约在西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同时，伊斯兰教建筑也伴随传入。它或由波斯经中国新疆传入内地，或由海上传至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自唐代以后，许多阿拉伯、波斯商人长期留居中国。他们根据其宗教信仰需要兴建礼拜场所，这就有了清真寺。如建于唐代的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寺。以后历宋、元、明、清，在中国西部和沿海地区，兴建了众多的清真寺，特别是元代，仅大都就有清真寺三十五座。这些寺院将阿拉伯、西亚建筑形制与建筑艺术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融合，形成为中国清真寺，出现了不少新的建筑形式，如礼拜殿、后窑殿、邦克楼（宣礼塔）、墓祠、经堂、讲堂等。其平面布局、屋顶式样、装修与装饰，都带有许多阿拉伯特点与风格，丰富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内容。编辑本段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一）木构架为主
　　中国古代建筑惯用木构架作房屋的承重结构。木构梁柱系统约在西元前的春秋时期已初步完备并广泛采用，到了汉代发展得更为成熟。木构结构大体可分为抬梁式、穿斗式、井干式，以抬梁式采用最为普遍。抬梁式结构是沿房屋进深在柱础上立柱，柱上架梁，梁上重叠数层瓜柱和梁，再于最上层梁上立脊瓜柱，组成一组屋架。平行的两组构架之间用横向的枋联结于柱的上端，在各层梁头与脊瓜柱上安置檩，以联系构架与承载屋面。檩间架椽子，构成屋顶的骨架。这样，由两组构架可以构成一间，一座房子可以是一间，也可以是多间。　　

    斗栱是中国木构架建筑中最特殊的构件。斗是斗形垫木块，栱是弓形短木，它们逐层纵横交错叠加成一组上大下小的托架，安置在柱头上用以承托梁架的荷载和向外挑出的屋檐。到了唐、宋，斗栱发展到高峰，从简单的垫托和挑檐构件发展成为联系梁枋置于柱网之上的一圈「井」字格形复合梁。它除了向外挑檐，向内承托天花板以外，主要功能是保持木构架的整体性，成为大型建筑不可缺的部份。宋以后木构架开间加大，柱身加高，木构架结点上所用的斗栱逐渐减少。到了元、明、清，柱头间使用了额枋和随梁枋等，构架整体性加强，斗栱的形体变小，不再起结构作用了，排列也较唐宋更为丛密，装饰性作用越发加强了，形成为显示等级差别的饰物。　　

    木构架的优点是：第一、承重结构与维护结构分开，建筑物的重量全由木构架承托，墙壁只起维护和分隔空间的作用。第二、便于适应不同的气候条件，可以因地区寒暖之不同，随宜处理房屋的高度、墙壁的厚薄、选取何种材料，以及确定门窗的位置和大小。第三、由于木材的特有性质与构造节点有伸缩余地，即使墙倒而屋不塌，有利于减少地震损害。第四、便于就地取材和加工制做。古代黄河中游森林茂密，木材较之砖石便于加工制做。
（二）独特的单体造型
　　中国古代建筑的单体，大致可以分为屋基、屋身、屋顶三个部份。凡是重要建筑物都建在基座台基之上，一般台基为一层，大的殿堂如北京明清故宫太和殿，建在高大的三重台基之上。单体建筑的平面形式多为长方形、正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圆形。这些不同的平面形式，对构成建筑物单体的立面形象起着重要作用。由于采用木构架结构，屋身的处理得以十分灵活，门窗柱墙往往依据用材与部位的不同而加以处置与装饰，极大地丰富了屋身的形象。　　

    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丰富多彩。早在汉代已有庑殿、歇山、悬山、囤顶、攒尖几种基本形式，并有了重檐顶。以后又出现了勾连搭、单坡顶、十字坡顶、盂顶、拱券顶、穹窿顶等许多形式。为了保护木构架，屋顶往往采用较大的出檐。但出檐有碍采光，以及屋顶雨水下泄易冲毁台基，因此后来采用反曲屋面或屋面举拆、屋角起翘，于是屋顶和屋角显得更为轻盈活泼。
（三）方正严整
　　中国古代建筑多以众多的单体建筑组合而成为一组建筑群体，大到宫殿，小到宅院，莫不如此。它的布局形式有严格的方向性，常为南北向，只有少数建筑群因受地形地势限制采取变通形式，也有由于宗教信仰或风水思想的影响而变异方向的。方正严整的布局思想，主要是源于中国古代黄河中游的地理位置与儒学中正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建筑群的布置总要以一条主要的纵轴线为主，将主要建筑物布置在主轴线上，次要建筑物则布置在主要建筑物前的两侧，东西对峙，组成为一个方形或长方形院落。这种院落布局既满足了安全与向阳防风寒的生活需要，也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和礼教的制度。当一组庭院不能满足需要时，可在主要建筑前后延伸布置多进院落，在主轴线两侧布置跨院（辅助轴线）。曲阜孔庙在主轴线上布置了十进院落，又在主轴线两侧布置了多进跨院。它在奎文阁前为一条轴线，奎文阁以后则为并列的三条轴线。至于坛庙、陵墓等礼制建筑布局，那就更加严整了。这种严整的布局并不呆板僵直，而是将多进、多院落空间，布置成为变化的颇具个性的空间系列。像北京的四合院住宅，它的四进院落各不相同。第一进为横长倒座院，第二进为长方形三合院，第三进为正方形四合院，第四进为横长罩房院。四进院落的平面各异，配以建筑物的不同立面，在院中莳花植树，置山石盆景，使空间环境清新活泼，宁静宜人。
（四）装修与装饰
　　国古代建筑对于装修、装饰特为讲究，凡一切建筑部位或构件，都要美化，所选用的形象、色彩因部位与构件性质不同而有别。　　台基和台阶本是房屋的基座和进屋的踏步，但给以雕饰，配以栏杆，就显得格外庄严与雄伟。屋面装饰可以使屋顶的轮廓形象更加优美。如故宫太和殿，重檐庑殿顶，五脊四坡，正脊两端各饰一龙形大吻，张口吞脊，尾部上卷，四条垂脊的檐角部位各饰有九个琉璃小兽，增加了屋顶形象的艺术感染力。　  门窗、隔扇属外檐装修，是分隔室内外空间的间隔物，但是装饰性特别强。门窗以其各种形象、花纹、色彩增强了建筑物立面的艺术效果。内檐装修是用以划分房屋内部空间的装置，常用隔扇门、板壁、多宝格、书橱等，它们可以使室内空间产生既分隔又连通的效果。另一种划分室内空间的装置是各种罩，如几腿罩、落地罩、圆光罩、花罩、栏杆罩等，有的还要安装玻璃或糊纱，绘以花卉或题字，使室内充满书卷气味。　　

    天花即室内的顶棚，是室内上空的一种装修。一般民居房屋制作较为简单，多用木条制成网架，钉在梁上，再糊纸，称「海墁天花」。重要建筑物如殿堂，则用木支条在梁架间搭制方格网，格内装木板，绘以彩画，称「井口天花」。藻井是比天花更具有装饰性的一种屋顶内部装饰，它结构复杂，下方上圆，由三层木架交构组成一个向上隆起如井状的天花板，多用于殿堂、佛坛的上方正中，交木如井，绘有藻纹，故称藻井。　　

    于建筑物上施彩绘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建筑物不可缺少的一项装饰艺术。它原是施之于梁、柱、门、窗等木构件之上用以防腐、防蠹的油漆，后来逐渐发展演化而为彩画。古代在建筑物上施用彩画，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庶民房舍不准绘彩画，就是在紫禁城内，不同性质的建筑物绘制彩画也有严格的区分。其中和玺彩画属最高的一级，内容以龙为主题，施用于外朝、内廷的主要殿堂，格调华贵。旋子彩画是图案化彩画，画面布局素雅灵活，富于变化，常用于次要宫殿及配殿、门庑等建筑上。再一种是苏式彩画，以山水、人物、草虫、花卉为内容，多用于园苑中的亭台楼阁之上。
（五）写意的山水园景
　　中国古典园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意境，它与中国古典诗词、绘画、音乐一样，重在写意。造景家用山水、岩壑、花木、建筑表现某一艺术境界，故中国古典园林有写意山水园之称。从造景艺术创作来说，它摄取万象，塑造典型，托寓自我，通过观察、提炼，尽物态，穷事理，把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以之表现自己的情思。赏景者在景的触发中引起某种情思，进而升华为一种意境，故赏景也是一种艺术再创作。这个艺术再创作，是赏景者借景物抒发感情，寄寓情思的自我表现过程，是一种精神升华，使人心性开涤，达到高一层的思想境界。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景的意境大体分为：治世境界、神仙境界、自然境界。儒学讲求实际，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心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重视道德伦理价值和治理国家的政治意义，这种思想反映到园林造景上就是治世境界。老庄思想讲求自然恬淡和炼养身心，以静观、直觉为务，以浪漫主义为审美观，艺术上表现为自然境界。佛、道两教追求涅与幻想成仙，园林造景上反映为神仙境界。治世境界多见于皇家苑囿，如圆明园四十景中约有一半属于治世境界，几乎包含了儒学的哲学、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的全部内容。自然境界大半反映在文人园林之中，如宋代苏舜钦的沧浪亭，司马光的独乐园。神仙境界则反映在皇家园林与寺庙园林中，如圆明园中的蓬岛瑶台、方壶胜境、青城山古常道观的会仙桥、武当山南岩宫的飞升岩。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神内涵特征有三。其一，审美价值与政治伦理价值的统一。艺术价值高的建筑，也同时发挥着维系、加强社会政治伦理制度和思想意识的作用。其二，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其三，总体性、综合性很强。往往动用一切因素和手法综合成一个整体形象，从空间组合到色彩装饰都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抽掉其中任何一项都会影响建筑的整体效果。编辑本段基本组成结构（一）台基
　　一称基座。系高出地面的建筑物底座。用以承托建筑物，并使其防潮、防腐，同时可弥补中国古建筑单体建筑不甚高大雄伟的欠缺。大致有四种。　　

1、普通台基 　　用素上或灰土或碎砖三合土夯筑而成，约高一尺，常用于小式建筑。 　　

2、较高级台基 　　较普通台基高，常在台基上边建汉白玉栏杆，用于大式建筑或宫殿建筑中的次要建筑。 　3、更高级台基　　即须弥座，又名金刚座。“须弥”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山名，相传位于世界中心，系宇宙间最高的山，日月星辰出没其间，三界诸天也依傍它层层建立。须弥座用作佛像或神龛的台基，用以显示佛的崇高伟大。中国古建筑采用须弥座表示建筑的级别。一般用砖或石砌成，上有凹凸线脚和纹饰，台上建有汉白玉栏杆，常用于宫殿和著名寺院中的主要殿堂建筑。　　

4、最高级台基　　由几个须弥座相叠而成，从而使建筑物显得更为宏伟高大，常用于最高级建筑，如故宫三大殿和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即耸立在最高级台基上。

（二）木头圆柱
　　常用松木或楠木制成的圆柱形木头。置于石头（有时是铜器） 为底的台上。多根木头圆柱，用于支撑屋面檩条，形成梁架。
（三）开间
　　四根木头圆柱围成的空间称为“间”。建筑的迎面间数称为“开 间”，或称“面阔”。建筑的纵深间数称“进深”。中国古代以奇数为吉祥数字，所以平面组合中绝大多数的开间为单数；而且开间越 多，等级越高。北京故宫太和殿，北京太庙大殿开间为十一间。
（四）大梁（即横梁）
　　架于木头圆柱上的一根最主要的木头，以形成屋脊。常用松 木、榆木或杉木制成。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中骨架的主件之一。
（五）斗拱
　　是中国古代建筑独特的构件。方形木块叫斗，弓形短木叫拱， 斜置长木叫昂，总称斗拱。一般置于柱头和额访（又称阑头，俗称看访，位于两檐柱之间，用于承托斗拱）、屋面之间，用来支撑荷载梁架、挑出屋檐，兼具装饰作用。由斗形木块、弓形短木、斜置长木组成，纵横交错层叠，逐层向外挑出，形成立大下小的托座。
（六）彩画
　　原是为木结构防潮、防腐、防蛀，后来才突出其装饰性，宋代以 后彩画已成为宫殿不可缺少的装饰艺术。可分为三个等级。 　　

1、和玺彩画 　　是等级最高的彩画。其主要特点是：中间的画面由各种不同的龙或凤的图案组成，间补以花卉图案；画面两边用《》框住，并 且沥粉贴金，金碧辉煌，十分壮丽。 　　

2、旋子彩画 　　等级次于和玺彩画。画面用简化形式的涡卷瓣旋花，有时也可画龙凤，两边用《》框起，可以贴金粉，也可以不贴金粉。一般用次要宫殿或寺庙中。 　　

3、苏式彩画 　　等级低于前两种。画面为山水、人物故事、花鸟鱼虫等，两边用《 》或（ ）框起。“（ ）”被建筑家们称作“包袱”，苏式彩画，便是从江南的包袱彩画演变而来的。
（七）屋顶
　　中国传统屋顶（古称屋盖）有以下七种，其中以重檐庑殿顶、重檐歇山顶为 级别最高，其次为单檐庑殿、单檐歇山顶。 　　

1、庑殿顶 　　四面斜坡，有一条正脊和四条斜脊，屋面稍有弧度，又称四阿 顶。 　　

2、歇山顶 　　是庑殿顶和硬山顶的结合，即四面斜坡的屋面上部转折成垂直的三角形墙面。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四条依脊组成，所以又称 九脊顶。 　　

3、悬山顶 　　屋面双坡，两侧伸出山墙之外。屋面上有一条正脊和四条垂 脊，又称挑山顶。 　　

4、硬山顶 　　屋面双坡，两侧山墙同屋面齐平，或略高于屋面。 　　

5、攒尖顶 　　平面为圆形或多边形，上为锥形的屋顶，没有正脊，有若干屋 脊交于上端。一般亭、阁、塔常用此式屋顶。 　　

6、卷棚顶 　　屋面双坡，没有明显的正脊，即前后坡相接处不用脊而砌成弧 形曲面。
（八）山墙
　　即房子两侧上部成山尖形的墙面。常见的山墙还有风火山墙， 其特点是两侧山墙高出屋面，随屋顶的斜坡面而呈阶梯形。
（九）藻井
　　中国传统建筑中天花板上的一种装饰。名为“藻井”，含有五行以水克火，预防火灾之义。一般都在寺庙佛座上或宫殿的宝座上方。是平顶的凹进部分，有方格形、六角形、八角形或圆形，上有雕刻或彩绘，常见的有“双龙戏珠”。编辑本段与外国建筑的不同　　中国建筑中具有审美价值的特征形式和风格。自先秦至19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体系，2000多年间风格变化不大，通称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外国建筑，特别是西方建筑的大量输入，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建筑风格发生了急剧变化，通称为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封建社会中发展成熟，它以汉族木结构建筑为主体,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建筑,是世界上延续历史最长、分布地域最广、风格非常显明的一个独特的艺术体系。中国古代建筑对于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古代建筑有直接影响，17世纪以后，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　　

    艺术特征　　

    和欧洲古代建筑艺术比较，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有3个最基本的特征: 　　

①审美价值与政治伦理价值的统一。艺术价值高的建筑，也同时发挥着维系、加强社会政治伦理制度和思想意识的作用。 　　

②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建筑艺术的一切构成因素，如尺度、节奏、构图、形式、性格、风格等，都是从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出发，为人所能欣赏和理解，没有大起大落、怪异诡谲、不可理解的形象。　　

③总体性、综合性很强。古代优秀的建筑作品，几乎都是动员了当时可能构成建筑艺术的一切因素和手法综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形象，从总体环境到单座房屋，从外部序列到内部空间，从色彩装饰到附属艺术，每一个部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抽掉了其中一项，也就损害了整体效果。　　

这些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 　　

    重视环境整体经营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建筑环境整体经营的观念。《周礼》中关于野、都、鄙、乡、闾、里、邑、丘、甸等的规划制度，虽然未必全都成为事实，但至少说明当时已有了系统规划的大区域规划构思。《管子·乘马》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说明城市选址必须考虑环境关系。中国的堪舆学说起源很早，除去迷信的外衣，绝大多数是讲求环境与建筑的关系。古代城市都注重将城市本体与周围环境统一经营。秦咸阳北包北坂，中贯渭水，南抵南山，最盛时东西达到二三百里，是一个超级尺度的城市环境。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北魏）、建康（今江苏南京）、北京（明清）等著名都城，其经营范围也都远远超过城墙以内；即使一般的府、州、县城，也将郊区包容在城市的整体环境中统一布局。重要的风景名胜，如五岳五镇、佛道名山、邑郊园林等，也都把　　环境经营放在首位；帝王陵区，更是着重风水地理，这些地方的建筑大多是靠环境来显示其艺术的魅力。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许渊冲  译：

Written While Taking Seven Paces

Pods burned to cook peas,

Peas weep in the pot:

"Grown from the same trees,

Why boil us so hot?"

H.A. Giles  译：

The Brothers

They were boiling beans on a beanstalk fire;
Came a plaintive voice from the pot,
"O why, since we sprang from the selfsame root,
Should you kill me with anger hot?"

卓振英  译：

A Seven–Pace Poem

Cao zhi

The flames of burning pods malignly leap,

The beans in th’ cooking pan do weep:

“Are we not growths of the same stems and roots?

Whereat should you bear us a hate so deep?”

汪榕培  译：

（该诗另一个版本）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An Off-Hand Poem

Green beans are stewed hot and slow;
Fermented beans have a different taste.
The stalks are burning hard below;
The beans are moaning in the pot sad-faced.
Out of the selfsame root both of us grow,
But why do you boil me in such a haste!

刘国善、王治江、徐树娟等编译：

刘炳善教授和他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

老来何事习雕龙？ 只缘痴情耽莎翁。
敢以苦学追少壮， 窃把勤耕比劳农。
一字未稳几片纸， 三思始得半日功。
心血倘能平险阻， 好与来者攀高峰。
这是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刘炳善教授《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自序》的结束语。
２００２年９月９日上午９时许，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河南大学、《大河报》社共同主办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首发式及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学术报告厅举行。董衡巽、裘克安、屠岸、李文俊、辜正坤、黄梅、郑土生……中国最权威的莎学专家和外国文学研究“泰斗”相继发言，明亮肃穆的大厅里涌动着人声和友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十几家新闻单位到会采访。
同年９月１８日上午，国际莎士比亚研讨会在开封东京大饭店开幕，刘炳善教授作了《莎士比亚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的主题发言，来自美国、日本和全国各地的莎学专家手捧１３３０页的印制精美的《大词典》，赞不绝口。
“刘炳善”的名字跃出国门，走向世界。
如果我告诉你，这部500万字的巨著是一位６４岁的老人、与妻子一道拼了整整八年的老命、用钢笔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抄了２4方便面箱子的卡片方才完成的，你会感到惊奇：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他成就了如此一个壮举？如果我再告诉你，他们还将继续伏案3年，完成400万字的“续编”！你一定更加惊奇：刘炳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一 “‘当作家’这三个字影响了我一生。”
“不知今夜月，曾动几人情？”
２００１年的中秋节，我怀里揣着刚刚过世的王大海先生的杂文集《思想的落叶》直奔古城开封去看望刘炳善先生。--刘先生刚刚得知老朋友王大海驭鹤而去，急于见到王先生这最后一本集子。
一进他的书房，我呆住了--四壁的书和三张连接为“U”形的书案使小屋的俯视图几乎成为一个“回”字，刘老师就坐在大约有半个平方米的“口”字当中，书堆旁边摆着大大小小的药瓶。
他怕自己倒下，用桌椅把身子围了起来。
他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完成了自己的巨著。
说起来真是与刘先生有缘，1981年，为了写勃朗特姊妹的文章，我们几位同学拜访刘先生——他翻译了不少有关的书信。后来其他同学走了，我们说起了鲁迅，我当时已经把《鲁迅全集》通读了两遍，有些地方可以与先生对话。说到夜里十一点多，他送我一本厚厚的《鲁迅研究年刊》——里面收入了他的《鲁迅与翻译》一文，鼓励我深入探讨。此后的20年里，我们始终没有断过联系。
２００２年中秋节，东京大饭店的小会议室里，“莎士比亚国际研讨会”上没有看见刘先生的身影，他爱人储老师说很抱歉，学校有事不能来。其实，刘先生就躺在不远的客房里——凌晨两点他发了高烧，四处找药花了一两个小时，清晨他刚刚睡着。
我悄悄地去看他，他说，如果不是这个会，他大概像去年中秋节一样，一如既往地在书房里抄着小卡片度过传统的佳节。“７０岁以前每天能写３０张卡片，现在也得写２０张，这是个细致活。”他不愿停下来，也不敢停下来；他不曾觉得苦，也顾不上体味苦或者累——他说：“莎士比亚没有把我拒之门外，反倒给了我十年的愉快劳动。”写作是他的生存方式，他靠手里的笔活着。
那么，又是什么力量牵引他走上艰辛而又幸福的文学之路呢？
刘炳善先生是河南郑州人。他说自己与文学结缘是从听戏开始的：“童年时代，邻居当中有不少的京戏演员，所以小时候‘开后门’看过不少戏。慢慢对京戏产生了爱好。”
“小学上到四年级，粗通文字，开始看课外书，知道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知道俄国有个作家叫‘普式庚’。”
“1939年冬天，我流亡到甘肃省清水县，上了由河南流亡学生组成的战时中学国立十中。”刘先生回忆道：“初到十中，迎接我们的是虱子、疥疮和伤寒病，许多同学死掉了。我得了斑疹伤寒，已经昏迷、垂危，多亏一位姓焦的老大夫及时抢救，才捡了一条命。当时师生患难与共，感情深厚。由于校长贪污，大家生活很苦。一位老师冬天穿单衣给我们上课，冻得瑟瑟发抖，同学们凑钱给他做了一件棉衣。”
“受鲁迅的影响，在高中时我曾迷恋木刻艺术，但主要还是爱好文学。国文老师王若虚不失时机地鼓励我‘当作家’，这三个字影响了我一生。”
1945年5月，因为参加了反对校长贪污的学潮，18岁的刘炳善被十中当局开除，托着辘辘饥肠和满脑子的文学梦离开了清水县。
钱钟书先生“重”创作而“轻”研究，曾说作《说文解字注》的段玉裁是“经生不通艺事”。提及这些，刘先生常有同感。他不止一次说及自己的初衷是当作家而非学者。
“患难之交才是真朋友”他说：“我是在解放前的战争和苦难的环境中爱上文学的，直到现在，这个热爱和追求仍是我个人生活的一条主线，有时候甚至成为维系自己生活信念的精神支柱。”
“我的处女作是散文，题为《桌子》，发表在重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责任编辑是杨刚女士。”每每说到此事，刘老师都流露出感激之情。
那是1944年，17岁的刘炳善正在上高二，迷恋李广田的散文，便以自己为模特写了一个调皮男孩在课桌上连画带刻的所作所为。
“杨刚把我的小文章发为‘头题’，指出我的优点是对日常小事比较敏感，建议我读高尔基的《在人间》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会当有益’。我一个小孩子家，不知道杨刚女士是主编、《傲慢与偏见》的译者，到解放后才知道她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当过周总理的秘书。”
1985年初，我把一部《杨刚文集》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刘先生，他说：“我从照片上第一次看到杨刚同志的面貌，了解了我的文学写作的引路人的经历，以及她1957年的不幸逝世。”
凭借良好的英文基础，刘炳善用英文写的短篇小说“An Arrest”（《逮捕》）在布拉格《世界学生新闻》上发表并获得该刊1952年征文比赛一等奖，为祖国争了光。评委会主席为土耳其著名诗人希克梅特。年轻的刘炳善因此被邀请参加布加勒斯特世界青年狂欢节。然而，又是因病无法成行--“文章憎命达”，他写作研究的一生正是与病魔博战的一生。
1953年，临时赴朝鲜做了一段英文翻译之后，刘炳善回到河南省文化局戏曲改进会，一头扎进戏剧创作--——儿时的滥觞终成正果。4年间，他写了四部大型剧本，其中《李闯王》由省豫剧二团在郑、汴、洛三地演出近百场，颇得好评。历史剧《反冀州》和现代戏《第一眼井》均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无奈在那个“把高粱穗割下来/放在麦秆上/把麦穗割下来/放在谷秆上/把谷穗割下来/放在高粱秆上/然后向全世界宣布/创造了奇迹/”的时代，什么“奇迹”都能出现。某官员一口咬定《李闯王》“歪曲了农民领袖形象”，横加挞伐。刘炳善提出申辩，又获得“反领导”罪名，以至于过了一年多，刘老师已调入河南大学外语系教书，仍因曾经“反领导”而戴上了“右派”帽子。
1962年，“右派”帽子摘了，“四清”和“文革”接踵而至。刘炳善饱蘸心血的创作的笔一搁就是２２年。
“二十二年前的探求者呵，走着呢还是已经安卧？但愿为探求而受难的人，宽慰于演完最后一幕。”--——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幕拉开的同时，刘炳善当即拣起了创作的笔。
1978年12月，他写出了京剧剧本《李信与红娘子》，经马彦祥等先生指导，北京风雷京剧团立即进行了排演。
1980年8月，他又完成了中篇小说《老牛行状》，极尽从“反右”到“文革”期间小人物的艰苦悲辛。大概对那段岁月感触太多，他把小说改了又改。《奔流》副主编王大海先生称赏后征求意见：此前《奔流》没发过中篇，拟分上下兩期，或交即将创刊的《莽原》一次登完。刘老师同意了后者。无奈后来“反右”似乎不宜“大面积谈论”，就搁下了。当我把稿子转交《清明》编辑部祝兴义先生时，已是1982年夏。祝兴义在回信中说，刘教授的稿子如果1980年发出，完全可以与《天云山传奇》（鲁彦周）、《泥泞》（丛维熙）等作品比肩。
后来，他又完成了中篇《书房的窗口--——邬其仁教授见闻杂记》、话剧《商君传奇》等。１９９４年，他出版了小说散文集《异时异地集》，其中多为精品。其中不少文字在全国广有影响的刊物如《随笔》、《读书》上发表。那篇著名的《谢谢你们，介绍人》甚至被《读者》杂志选到了封面上。
想举国上下，“博导”并不罕见，而能够以文学创作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博导”又有几人呢？时至今日，没能在创作上“形成气候”，仍是刘先生的遗憾之一。

二 “我常常为老师的才华横溢而感到骄傲”
《韩诗外传》曰：“古之谓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犹言先醒也。”只有让学生到老都念念不忘的老师才是当之无愧的“先醒”。
大名鼎鼎的文化保守主义领袖吴宓是1949年刘先生在重庆大学外文系的老师。“他身材不高、经常穿一件“整而不洁”的旧灰布长衫，黑瘦但很有精神。在这位老教授身上，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洋浪漫精神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刘先生评价道：“在课堂上，说到‘罗马帝国’，他双肩猛然一耸，仿佛罗马就是他的‘帝国’，他自己就是一个‘凯撒’似的。他常常引用《红楼梦》，熟极了，随口就能一段一段背下来。”--这是刘炳善绘声绘色的回忆。
大学生活很不安定，1951年暑假，“游子思归”的刘炳善格外思念北方的家乡，于是决定到北京大学考转学生。临行前，吴宓先生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带给北大的老朋友汤用彤和朱光潜。
“转学考试主要是写一篇英语作文，卞之琳先生主考。我录取了，但由于肺病没治好，不能入学，只得回到河南，从此结束了我那段段续续的大学生活。”
“重大外文系同学王世垣不久写来了信，其中说：‘吴宓先生听说你考上了北大三年级，立刻喜形于色，而且顿足，说，“刘炳善这个学生到底是好！”再听说你因病没有入学，他就叹息，认为北大太无情了。’”
“1989年，我见到中国社科院朱虹同志，才知道当年应该‘争’一下。”刘先生已经把几十年前的遗憾化为平静：“朱虹50年代初从辅仁转到北大，也曾因病不让入学，她力争了一下，就上了。--—不过，当时北大教务处一位女职员拿话激我：‘一个年轻人，出路多的是。上不上北大，有什么关系？’我一赌气，就回河南了。好，这一回，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此情可待成追忆”，不知道那位女职员如今是否健在，是否还记得这件改变了一位年轻学子生活路向的事情。
20多年间，刘老师谈的最多的还是他的恩师万曼和周震中。
谈起万先生，一向沉稳有加的刘老师表情异常丰富，额上的皱纹里折叠着敬佩。
“在国立十中那穷山窝的破教室里，我幸运地跟万先生听了大半部中国文学史，” 他说：“讲老子‘大爱必大费，多易必多难’，万先生说把什么都看得容易，一定要碰大钉子。讲‘暴雨不终朝’时，天正好下着瓢泼大雨。他望着窗外说‘要是一直下个不停，我们岂不都要化为鱼乎？’讲到‘离骚者，遭忧也’，万先生随口说出英文成语‘fallen in sorrow’以资比较。我们原来对诗圣杜甫毫无所知，他在黑板上写下‘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十个字，我们一下就懂了--校长贪污伙食费，我们的的肚子体会得非常深刻。饥饿，使我们和伟大的诗人肩并肩站在一起了。”
“我被开除时，万先生向教务主任提出了抗议。”刘老师说：“万先生后来在河大执教，他曾计划写一套唐诗人传，40种。他1971年去世，1980年中华书局出了他的《唐诗叙录》，可惜除了50年代出版的《白居易传》和家属保存的《杜甫传》，全部计划终未完成。”
多才多艺的周先生是刘老师的英语老师，地下党员。他书法、戏曲、诗词样样精通，当时就翻译过托尔斯泰、果戈理、小泉八云的小说。60年代担任过我国驻瑞士大使馆文化参赞。
“1979年冬天，教育部在开封召开我的《英国文学简史》审稿讨论会，周先生还远道来参加，给他这个老学生以支持。”刘老师惋惜地说：“1988年9月，他突然从北京光临寒舍，我喜出望外。和爱人一起请他吃了一顿午饭，算是对老师的唯一一次‘答谢宴会’。不料那竟是我们师生的最后一面。”
“我常常为老师的才华横溢而感到骄傲，也常常为自己的幼稚和庸碌而感到惭愧。”刘先生一向严肃的脸上浮动着少有的亲切。他声音哑哑的，缓缓的，一字一句。我觉得他不是在讲述自己的老师，而是在缅怀一位家人，品味一幅名画，阐释一段典故，描摹一尊画像，甚至是在念叨一位情人——他在诉说自己生命的某一部分。

三 英文版《英国文学简史》：“直似大旱之见云雨”
记得学者王晓明写老作家艾芜时说过，艾老平时对一切（包括四川的医院因文联交不起药费要把他赶出去）都“无动于衷”，可是一提起他年轻时流浪过的西南边地，老人马上像换了一个人：“那真是绿天绿地呀！”
刘炳善先生提起英国文学亦然。
谈及1946年在重庆上大学，他说：“最高兴的事就是坐在与人相亲的嘉陵江边细读英文的《金库诗选》、《彭斯歌谣》和莎士比亚戏剧。”
于是，1957年河大外语系领导让他准备英国文学史的教学工作，他欣然应允而且下了苦功，即便后来顶着“右派”帽子看菜园，他还随身带着《牛津英文散文选粹》。“人在苦难之中往往会想起俄罗斯文学”，他说，他的精神支柱是深夜读英文版的《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等等。无奈沉重的劳动和刻骨的检查早八点到晚十点雷打不动，“英国文学在我的生活中被挤掉了。”——这是一起一落。
1962年“右派”摘帽，两年后刘炳善老师“继往开来”，钻研原著，搜集史料，写出了英国文学史资料长编——厚厚两大本笔记。正整装待发上讲台，上级有令：“英国文学停开”。刘老师再一次绝望了。——这是二起二落。
幸运的是两本笔记“文革”中未被抄走。1978年，刘老师在两本笔记的基础上，编出自己的讲义，原来只想自编自用，不料对外交流之后好评如潮，苏州大学外语系激赏曰“直似大旱之见云雨”。
1980年，经初步修订的《英国文学简史》14000册两个月内销售一空，影响波及云、贵、川等地。1981年春，《简史》经上海外国语学院专家校订，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全国大学春季教材。
２０余年来，这部在国内具有开创意义的教科书累计印数已达２７万多册。北京大学１９９４年出版的《中国２０世纪文学研究提要》将其列入“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别史”之首。美国著名学者鲁宾斯坦博士来信称之为“一部值得赞扬的作品，定能引导中国学生学习英国文学。”
“当时还没有‘码洋’一说，稿费实在无从谈起。”刘先生说：“一共给了2400元，校订费先去掉了800,可所得税仍按2400交，给我时只剩下1200。”——去掉四处奔波、联系出版的食宿、路费，刘先生几十年心血的所得用一个时髦的词叫做：“负增长”。而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出版社迅速地盖起了大楼。
“1992年，因为要作全面修订、增补，我去上海要版权，出版社说‘挺好的，不改可以，不改可以。’我拿回了版权，1993年修订、增补完毕，在河南出版，这才真正拿到一点版税。”
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是，天南海北的大学生和青年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刘先生的财富更多地存放在广大读者心中。
“外语教育发展很快，我这‘笔记起家’的第一部书，还要作一次较大增订，以适应新世纪教学的需要。” 刘老师说。

四 萧乾说：“《伊利亚随笔选》让我译得五年”
“1981年《英国文学简史》修订完毕，我累得大病两场。”刘先生“不堪回首”地回忆道：“一次是在北京外文印刷厂的招待所，我病倒50多天。当时举目无亲，多亏了所长王师傅相助，我才转危为安。回到开封不久，又‘追加’一回，病了一个月，是几位同学帮我做饭，度过了难关。”
“那时候生活没规律，也不懂得营养，血压常常在60/90。1983年冬天结了婚，才走上正轨，搞了7年的英国散文的翻译。”
百花文艺社1984年出的《外国优秀散文》是《世界文学》编辑部编的货真价实的“精华本”。在那本书里，“刘炳善”的名字与冰心、朱光潜、荒芜、王佐良、周珏良排列在一起，收录的是他译的兰姆的《伊利亚随笔二则》。见了译文，翻译届不少专家都在打听：“谁是刘炳善？”其时，刘先生正栖身河南大学“工字院”东边的木阁楼上，那是一个窄小的套间，套间的门框上挂着一盏汽马灯，以对付停电。汽马灯左近，挂着冬天戴的那种皮帽子，写字台是旧的，旁边 “饱经沧桑”的小衣箱上面是一台９吋的黑白电视。
1988年，《伊利亚随笔》由三联书店出版，英国伦敦大学卜立德教授称赞译文“恰如其分”，说刘先生的译作是“爱的劳动”。冯亦代先生亦称道曰：“为选译英国散文开辟了一条新路。”
作为英国散文大家，兰姆的散文文白杂糅，迂回曲折，“古典”里套“今典”，真实里加“艺增”，译家颇不容易对付。我曾询问刘老师处理译文有没有“诀窍”。
“两个办法。”刘老师解释：“一是扣住兰姆的‘幽默情调’，以鲁迅式的‘含泪的幽默’笔式与其照应。二是‘慢工出细活’，反复修改、推敲、润色，我常常改到五六遍。”
“有时候还真能碰上可遇不可求的‘巧劲儿’。”他说，译《退休者》的第一句，就碰上了“Reader”一词，译成“读者”、觉得“清汤寡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有一天，他忽然想起了《水浒传》里的“看官”一词。“行了”刘老师说：“这个半文不白的称呼好像就是为兰姆准备的。还有一篇文章，原题为‘That Home is Home though it is never so Homely’,其中Homely按中文可以翻成‘寒怆’，但兰姆用这个词音意双关，译为‘寒怆’显然不够味，琢磨中，我忽然想起唐诗‘西望长安不见家’，有了，就译成‘家虽不佳仍是家’，‘佳’和‘家’，正好两边都挂住了。”
以翻译培根“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而名扬全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先生曾当面称赞刘炳善老师的译笔，而北京三联书店老总沈昌文先生更是慷慨：“刘先生，你译多少，我出多少。”萧乾先生对刘老师的爱人储老师说：“《伊利亚随笔选》，让我译得五年”。
《伊利亚随笔》之后，《伦敦的叫卖声》、《书和画像》等译著相继作为“文化生活译丛”出版，为刘先生赢得了译名。他说，从翻译中自己同样得到了“艺术创造的快乐”。

五 “为中国学生编一部莎士比亚词典！”
《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来历不凡。
１９９０年，执教大学40年之后的62岁高龄的刘炳善先生决定编写这部词典。年事已高，心力有限，整个２０世纪莎学界在词典编写方面尚无新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刘炳善为什么忽然想到这样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呢？他的心声是——为中国学生编一部莎士比亚词典！
“上中学看曹禺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一下子就被那优美的文字吸引住了，以为原作也是那样。可拿过来原文一念，‘傻脸’了，那简直是‘外国话里边的外国话’。”刘先生说：“莎士比亚使用的是一种‘早期近代英语’，词形、词义、用法都还在发展阶段。为了使当时的观众雅俗共赏，他又采用了大量伊丽莎白时代的俗词俚语，其中融会了许多当时的风俗、人情、习尚、典章、制度、器物等等，非常类似我国元曲，而咱有《元曲释词》，却没有适合中国学生用的莎士比亚词典。”
诗人徐迟早就说过，要读懂莎士比亚光靠白文本和普通字典是不行的，必须有好的版本和专门的工具书。近百年来国外出了莎氏词典数种，但国内学生难以见到，而且有的卷佚浩繁，不易查阅；有的又过于简略，不能解渴，是故“有中国特色的、方便中国学生使用的”莎士比亚词典还必须有中国人自己动手编。
刘先生把这项近千万字的巨大的工程称为“自愿的苦役”。自1990年开始，８年编纂４年校对，１２年间夫妇二人真是全力以赴、惨淡经营。
“无所谓‘双休周末’，也无所谓节庆假日，不管春季的桃红柳绿、夏天的阳光灿烂、秋日的天高气爽、冬令的银妆素裹，一心一意，念兹在兹，惟以这部词典作为我们二人安身立命的庄严事业……日就月将，铢积寸累，共写出莎剧词语卡片四万一千二百张；经过一步步编排合成，把他们紧紧地装进了24只方便面纸箱，连通前言附录，即将复印成书。8年马拉松式的苦工，终于告一段落。我们可以抚摸一下被漫长的重负压得酸痛的肩背，歇一口气了。”
——从这段“在《自序》中，读者不难想见一位望七老人是怎样度过了３０００个日日夜夜……
按出版计划，作为“九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的词典２００１年年底问世，这是中国学者所编的第一部大型的莎士比亚（原文）词典，也是近百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第一部新的莎士比亚原文词典。所以，尚在编撰中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已经震惊全国，走向世界。
１９９６年，中山大学戴镏龄教授将该书与德国英语大家施密特所编的“浩博全备、一百多年来巍然屹立于莎学界唯一的丰碑”《莎士比亚用语词典大全》相提并论：“炳善同志博采众长，涓滴不遗，和施密特是不谋而合。施密特难以专美于前，可以预卜，炳善同志的这部词典，必然功不唐捐，将推动莎剧在我国的进一步普及。”
1997年，全国英国文学大会的闭幕式上，原来没有准备发言的刘炳善先生被请上了主席台，刘先生讲了编写词典的初衷和甘苦，全场掌声如潮。南京大学一位博士生拉着刘先生的手说：“刘老师，你是这次大会的‘名星’！”
1998年，上海戏剧学院。莎士比亚国际研讨会闭幕式，刘老师再次登台作了演讲。大会执行主席、香港莎士比亚研究会主席黎老太太激动地说：“没有更多时间作闭幕词了——让我们大家共同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河南大学刘炳善先生！”
——在此，有必要补充一笔刘老师的病情。因为1996年赴美国参加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回来后检查身体，曾怀疑他患了癌症，到上海华东医院全面检查后，排除了癌症，但结果是：长期高血压、长年的鼻窦炎引起的呼吸不畅、中耳炎、右耳听力严重衰弱、喉炎、右眼基本失明、左眼亦有云翳、线状疱疹。
然而，词典问世之际，刘先生首先想到的是帮助过自己的人们：“萧乾、冯亦代、沈昌文先生从开始定计划就鼓励我、指导我，北大李赋宁、中大戴镏龄两位先生的序言为词典增了光。书马上要问世了，可惜萧先生、戴先生他们已经去世，看不到了。”
刘先生念念不忘的还有：美国密西根州萨吉诺大学莎学专家王裕珩教授远道惠赠莎剧的美国新版本多种，英国版画家格雷厄姆·克拉克专门为词典的封面画了莎翁画像……

六 “惶惶巨著 功在千秋”
《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首发式及座谈会盛况空前。
著名翻译家屠岸先生挥动如椽大笔，为《词典》面世题了８个大字——
惶惶巨著
功在千秋
“这部著作是中国莎学研究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屠岸先生激动地说：“这部大词典与中外大大小小的莎士比亚词典不同，这是专门为中国学生编的。当年徐志摩对他的学生说‘你们看不懂原文，不配插嘴，就对个耳朵听行了！’有点奚落学生的味道。我很佩服徐志摩，但他这样说不太好。他如果像刘先生一样编出这样一部工具书，我们更要感谢他。所以，我要祝贺刘先生，他的工作佳惠后学，功在千秋。”
谈及这部词典的文化意义，屠岸先生说：“这不仅仅是刘炳善先生对莎士比亚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更是代表了河南大学的学术品位，提高了河南省的学术地位。过去这类大型图书全是沿海、京沪出版，现在看来，河南在文化建设方面，很可能会后来居上！河南是杜甫的故乡，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出版方面赶上和超过京沪完全可能！”
莎学专家裘克安先生评价说：“这部书在中国莎学界成就非常高，是中国人学习莎士比亚原著的优秀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书，以后有人再编很难很难——找第二个人都不容易！除非更年轻的学生。”他说：“莎士比亚３９部戏剧，刘炳善先生收入了３８部。我翻了一天时间，仅仅发现一个字母的错误。词典的排印、装订、校对、插图都很好，学术价值很高。出版社有眼光，有精神，值得我们搞莎学的人敬佩！”
北大博士、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辜正坤先生把《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的出版称为“中国出版业的盛事、莎学界和整个学术届的福音。”他认为该书的鲜明特点在于目的性明显、对象清楚，收词丰富，可以解决莎学阅读中的９５％的问题；释意清晰全面，均注有出处，可以从例句寻原著，方便研究。
同时，辜正坤先生出版这部书显示了河南出版界的“高档意识”。他说：“出版社考虑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部书的出版代表了一种出版方向，出版风气。这是特别值得称道的气象。”
２０多年前首次在《世界文学》上发表刘炳善先生译文的编辑李文俊研究员幽默地说：“我发表刘先生译文的时候并不知道后来他要出词典——这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西行。中原是中国历史的发祥地，出现了很多耕耘家。我早年译过福克纳，是上海北京出的，后来他们不买版权了，是中部西部的出版社给了支持。我从这部书看到了希望！”
“词典中的许多例句都是刘先生自己翻译的，这也很重要。” 李文俊先生说：“当初刘先生说到这一点，我没在意，一看词典，知道对于释意和达意，太有用了。”接着，李先生“严正声明”引得大家笑逐颜开：“我与刘先生相处这么多年，一共收到过他爱人储国蕾女士捎来的一包黑皮花生米，计三斤左右！”
说及储国蕾女士，李先生评价道：“她辅助刘先生出这部书，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为首发式及座谈会东奔西走、“上窜下跳”而谦谨有加的郑土生研究员补充说：“刘先生夫妇亲密合作，并肩战斗，建立起莎翁词典编著的第二座纪念碑，打开了读莎翁原文宝库的大门。”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黄梅研究员说：“面对这么好的工具书，我非常感谢，也很感动——在不少人都是只求眼前名利的情况下，能够一点一滴地做成这么浩大的工作，的确是需要一种精神的。”
著名美国文学研究专家董衡巽先生说：“刘先生的这部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词典，对于广大中国学生，它具有‘莎士比亚百科全书’的性质。其中生平、发音、典故、年表，都很齐全。当时的名词为什么用作动词？动词为什么用作形容词？那段时间的语言并不是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把握的，有了这部词典，中国学生就方便得多了。”董先生建议可以再补充一个附录，即“４００年来对莎士比亚的评论”，收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对于莎士比亚的不同理解，让词典更具有“百科全书”性质。
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世纪。国际莎学主席曾经郑重地预言：“只要克服了语言障碍，中国一定会出现更多的莎士比亚教学和研究工作者——莎士比亚的春天就会真的在中国出现。”
身居开封的刘炳善教授默默地浇铸着打开莎翁研读大门的金灿灿的钥匙。

前不久，遇到河南大学关爱和校长专程看望刘先生。
“刘先生，词典‘续编’还有什么难处，还需要哪些支持，你说吧。”关校长仍是一如既往的学生身份。刘先生的回答是：“放心吧，只要有个有利于科研的环境，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能干成！”
《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的责任编辑感叹：“这部大书是两条人命换来的！”
“如果单单是为了名利，我们不必吃这种苦头。”刘先生说：“多少稿费也抵不上两个人十一年的拼命呀。”
我蓦然记起刘老师几年前在电话里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别人怎么说都是虚的，除了自己拼老命是真的！”——原来如此。
似乎不必再说什么了。
“只有把全人类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并且为此日夜不安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是英国著名诗人济慈说的，一百多年前替刘先生说的。
而刘先生的七言律诗《有感二首》，则说得更加具有个人色彩和生命意义：
其一
汴梁一住四十年，待忆往事散如烟。
名入另册亲亦疏，身经坎坷苦自甘；
忧患方知亲书册，穷蹙始肯力砚田。
悠悠浑忘家何在，独对丛残一惘然。
其二
道是无家却有家，“每依北斗望京华”:
老友一二时存问，长者三五稍提拔；
清溪涓涓贵不断，远山隐隐胜流霞。
梦中总觉长安近，何妨真情到天涯？


（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