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春英译李商隐《登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Climbing the Plain

                                     By Li Shang Yin

                                 Tr. Zhao Yanchun

                            At dusk I feel low and unsound

                      And dive my cart, the plain to climb.

                       The sunglow is good without bound,

                        Although it's near evening time.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篇》”

Many a step makes a long journey; many a creek makes a broad ocean.   

拉伯雷的英语翻译与批评

1864年H. G. 伯恩重印英译《拉伯雷文集》的编者承认，拉伯雷的小说在其创作之后的时代逐渐变得愈来愈不适合纯化的时代趣味，他却毫无争议的被尊崇为经典。因其小说的伟大成就，拉伯雷是属于世界的。他的小说较早就传入英国，并在一些时期明显受到热情关注和积极评价。然而，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Mikhail Bakhtin. L'oeuvre de François Rabelais et la culture populaire au Moyen Âge et sous la Renaissance. Son thèse de doctorat sur François Rabelais dans l'histoire du réalisme en 1940）以批判的倾向写道：“拉伯雷在其后几百年间，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孤立的地位：四个世纪内，欧洲资产阶级的艺术创作和意识形态思想沿着几条大路和老路发展，但其中哪一条都不可能使我们贴近于他，时代将他和我们分隔开来。如果说在这几百年间，我们还可以看到拉伯雷有过许多热烈的赏识者，那么，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发现对他有稍许完整的和见诸文字的理解。浪漫派发现了拉伯雷，但就像他们发现了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一样，并没能真正揭示他，仅仅只是叹为观止而已。拉伯雷一向使很多人敬而远之。绝大多数人只不过不理解他。”^[1]

一 拉伯雷作品的英译

翻译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一种文化交往行为，翻译是文学传播的一种重要的方式，而（外语）翻译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在源语言-文化中现有的地位和声誉，被译入语文化用来作为自身的革新式建设或者反抗主流文化传统的革新力量。同样，外语的翻译与接受容易增益这些声誉，提高其地位，使得这个作家及其作品具有跨语言-文化的意义，新生一种兼容性的多维度的文化价值。在欧洲主流文化的视野中，对拉伯雷的批评、指责与赞颂，并没有引起英国读者的好奇，相反却激发了普遍的道德-伦理上警觉和防范，但是，作为一种反抗的力量，他却被少数的知识分子接受，经过了文化过滤。维尔库克（1899）在评论屋夸特的英语翻译时指出，拉伯雷的作品因为艰涩、奇异和含混，尤其是他所表现的迫切需要辩护的隐含的深刻的宗教思想，原本是很难翻译到英语的，而早期只有极少人知道拉伯雷。^[2]

在清教徒战胜的时期，拉伯雷的作品首次出现了英语翻译。拉伯雷的9种英译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其一，为严谨的学术性翻译，也许这不是一个恰当的翻译分类。这些译作往往包含大量的评注，译文主要突出了准确传达原著的各种表达细节，而其最鲜明的标志是，确信原作具有永恒不变的意义（真实意义），并在翻译活动中最大限度地追求译文的准确性。基于“忠实”翻译的理想主义原则，译者应该熟悉并充分理解原著的种种细节和作者所属的文化，严谨的知识研究足以让译者享有崇高的指导者的地位，至少人们对他寄以厚望。因此，严谨的学术性翻译可以部分满足人们对翻译理想主义的热切期待。其二，为突出译者个体性和时代色彩的创造性翻译，译文追求风格化，在文化交往行为中，文学翻译容易获得创造的自由空间，人们总是易于赞许充满想象力的传达方式。（如果暂时搁置译者与作者竞赛的假说），假定原著具有一个明确而独特的风格化体系，对于风格化的作家及其作品，似乎应该以对等/等效的风格来翻译，这就是风格化翻译。所谓“诗人译诗”、“以诗译诗”即是一例。风格化的翻译显然是一种普遍赢得合法认同的创造性翻译，并一直备受嘉许与赞誉。其三，强调译文的可读性，力图取悦一般读者，追求通俗流畅，大多采取过分的时代标准语言，以及一时的流行语言方式，（例如流行语汇等），弱化甚至消除原作的风格。

㈠ 严谨的学术性翻译包括斯密斯、弗雷蒙和斯克里奇的翻译。拉伯雷小说的英语翻译活动中，出现了理想主义的翻译实践以及远不完美的理想主义产物。⑴1893年斯密斯翻译了《拉伯雷全集》（Rabelais: the Five Books and minor writings, together with letters and documents illustrating his life. A new translation with notes, tr. by William Francis Smith, London: A. P. Watt, 1893），斯密斯的翻译却以《拉伯雷选读》（Rabelais: readings selected by W. F. Smith ... with a memoir by Sir John Sand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0）而被广泛阅读。斯密斯精心挑选了蒙泰格隆和拉库尔的新评注版（M^m. Anatole de Montaiglon et Louis Lacour, 1868-72），以及别的法语版本，并翻译了这些有助于阅读的评论注释。斯密斯仔细研究了屋夸特、莫图的翻译，也参考了里格斯的德译版本（Gargantua und Pantagruel: aus dem Französischen verdeutscht, mit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 den Varianten des zweyten Buchs von 1533, auch einem noch unbekannten Gargantua, tr. by Gottlob Regis, Leipzig: J.A. Barth., 1832-41）。斯密斯采取了严格追随原作的翻译原则，甚至拘泥于字句对应（paragraph by paragraph, word for word），多用书面的、仿古语汇，被称为“维多利亚式的都铎风格”。此外，斯密斯显得谨小慎微的道德观念，则使得他没有翻译一些“令人厌恶的”“猥亵的”文字，他强调了阅读译作应该是一种愉快的娱乐。⑵1991年弗雷蒙翻译了《拉伯雷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François Rabelais, tr. by Donald M. Frame, Berkely/Los Angeles/London, 1991）。弗雷蒙是研究16世纪文化的学者，他的翻译目标是再现拉伯雷时代的特征，译作包含大量的评注，而且译文准确，但较偏离现代英语，不易取悦现代读者。⑶2006年斯克里奇翻译了拉伯雷《喀冈都亚和庞大固埃的故事》（Francois Rabelais. Gargantua and Pantagruel, tr. by M. A. Screech, Penguin, 2006），斯克里奇表示，这个最新的译本包含较多双关语与典故的简要注释，而各章之前都有一份简略的评述文字。

㈡ 风格化的翻译包括屋夸特、莫图和拉菲尔的翻译。⑷屋夸特翻译了拉伯雷的《喀冈都亚和庞大固埃》（Les oeuvres de Maistre François Rabelais）第一、二部和第三部的一部分。屋夸特出身苏格兰贵族，早年在阿伯登大学接受了严谨的、学究式的经院式教育，他学习过希腊语、拉丁语、法语等。？-1635，1642-45年两次在欧洲大陆从事商业活动。内战爆发后，他作为一个著名的保王党人，是国王军队中的骑士，并因此度过了俘虏后较长的囚犯生活（1651-53），而后屋夸特被释放，继而流亡欧洲大陆。屋夸特具有非常广博的知识。大约是在监狱里，他采用了法语五卷本的《拉伯雷作品集》（François Rabelais. The Works of Mr. Francis Rabelais I, II, tr. by Thomas Urquhart, London, 1653）译入英语，较多采用了“本土化”的翻译策略。^[3] 屋夸特在气质和知识上较接近拉伯雷，他运用精心构造的长句，与丰富、简洁、强烈色彩的短句，甚至创造新词，译文突现出幽默的、雄辩的风格，表现了色彩鲜明的多种语言层次，尤其是各种俗俚语言，和给人印象深刻的、新颖的想象力，是英语翻译中极优秀的文学译作。屋夸特的译文有较多的自由改写，在风格上较生动地传达了原作的精神，向清教文化发出了愤怒的抗议。^[4] 麦克迪阿米德（Hugh Macdiarmid）甚至认为，屋夸特在语言的丰富和语汇的广谱上有时是超过拉伯雷的。屋夸特翻译的拉伯雷小说在最初的40年间并不通行，而可知的阅读者甚为寥寥。⑸莫图（Peter Anthony Motteux）是流亡伦敦的法国鲁昂人，他是一个胡格诺教派（新教）的信徒，先后供职于（旧书文物）拍卖行、东印度公司的邮传部，而后经营了一家东方（中国、印度等）货物商店。他还创办了期刊《绅士月报》（The Gentleman's Journal, or the Monthly Miscellany, 1692-94），并有较多的戏剧创作。1693-94年莫图与杜查（Jacob Le Duchat）、奥泽尔（John Ozell）等人细致修订了屋夸特翻译的《喀冈都亚和庞大固埃》第一、二部，继屋夸特的部分翻译完成了第三部的翻译，把此书献给未来的罗素伯爵（Edward Russell, 1st Earl of Orford）。此外，莫图还翻译了《喀冈都亚和庞大固埃》第四、五部。此后，莫图的拉伯雷小说翻译（The Works of F. Rabelais M.D., or the Lives of Guagantua and Pantagruel, tr. by Thomas Urquart and Peter Motteux, London, 1693-94）分别有重印（1708, 1900）和再版（1737），并收入20世纪“人人丛书”。莫图的翻译在较长时间里是深受欢迎的，至今犹在阅读。莫图的译本因为“灵巧与时尚”，和到处是不经意的散漫（diffuseness）与不连贯（continuation）而备受批评指责，这与拉伯雷原著的拉丁式的宏大壮丽，诙谐嘲讽风格差异较大。莫图倾向于采取“外国化”的翻译策略，突出了异域色彩。他的翻译比屋夸特的翻译更严格的追随原作，甚至刻板而拘泥地直译了拉伯雷各种俗俚语言，突出了作品中的法国色彩，然而他的语句简单而轻巧，缺乏风味，又不善运用英语俗语。^[5] 苏格兰作家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认为，屋夸特和莫图的拉伯雷英译本也许可看作是翻译艺术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⑹1990年拉菲尔翻译了拉伯雷《喀冈都亚和庞大固埃》（François Rabelais. Gargantua and Pantuagua, tr. by Burton Raffel, New York,1990），这是最通行的现代译本，大量采用了生动、创意的现代习语。拉菲尔的翻译不追求细节上的准确性，有较多的阐释性改写，往往多有误解，排出了一些模糊的暗示性语句，却增加了不少说明或美饰的语句，较好表现了一种戏谑嘲讽的现代风格。

㈢ 取悦大众的通俗化翻译包括勒克雷克、普特南和科亨的翻译。⑺勒克雷克一度任比利时的天主教神职，先后在圣路易大学、卢旺天主教大学等任教，他积极提倡用现代社会科学改革宗教。1936年兰登书屋发行“现代书系”（Random House Modern Library），其中包括勒克雷克翻译的《拉伯雷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Rabelais: the five books of Gargantua and Pantagruel, tr. by Jacques Leclercq, New York, 1936）。勒克雷克的翻译往往大胆的把原作中解释性的文字合并到一起，并重新建构了译文中的语句-句式，却也能成功地传达拉伯雷的文字游戏，揭示了拉伯雷对社会宗教的敏锐把握力。⑻1946年普特南翻译了《拉伯雷读本》（François Rabelais. The Portable Rabelais, tr. by Samuel Putnam,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6）。普特南是美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早期在芝加哥为《芝加哥晚报》等期刊撰写文艺评论，1927-33年在欧洲生活，曾创办了《新评论》杂志，接受了俄苏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返回美国后，普特南为左派杂志《新民众》、《工人日报》等撰稿，并翻译拉美文学。普特南选译的拉伯雷显然强调了拉伯雷革命性和人民性的因素，并有较多评论文字。⑼1955年科亨翻译了拉伯雷《喀冈都亚和庞大固埃的故事》（François Rabelais. The Histories of Gargantua and Pantagruel, tr. by John Michael Cohen, Harmondsworth, 1958），后收入“企鹅丛书”（1958），这是一个深受现代读者喜爱的译本。显然，科亨的翻译力求译文的可读性，而不是忠实地传达原著的风格与色彩。他采用通行的现代英语来翻译，并有意回避仿古语汇，（仿古语汇仅仅作为诙谐手段使用），他往往把拉伯雷扩张的长句该写作练达的短句，并力图使语句的表达清晰，在风格上是明了的，活泼的，准确的。^[6]

二 拉伯雷的最初接受与英语讽刺文学

1893年斯密斯在他翻译的《拉伯雷全集》之“导言”中较早考察了拉伯雷在英国的翻译与接受；而后，布朗在《英国文学中的拉伯雷》（Huntington Brown. Rabelais in English Literature, Routledge, 1933）详尽地考察了英国文学中受到拉伯雷影响的各种现象；近期，安妮•普雷斯科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想象的拉伯雷》（Anne Lake Prescott, Imagining Rabelais in Renaissance England, 1998）更深入地推动了拉伯雷的影响研究。而这一论题显然引起了较多批评者的兴趣与关注。

也许拉伯雷去世之后不久，英国就传入了拉伯雷的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极大忽略了“狂欢化的”拉伯雷，却突出了拉伯雷的讽刺风格。1577年一封向西蒙·佩特里克翻译津提耶《谈话录》（Innocent Gentillet, A discourse vpon the meanes of wel governing and maintaining in good peace, a kingdome or other principalitie, 1602）致敬的信最早提到拉伯雷，明确提到了拉伯雷。霍利班德《法语词典》（Claudius Holyband, The French Littelton, 1593）收录了一些来自拉伯雷作品的词汇，科格拉夫《法英词典》（Randle Cotgrave, Dictionarie of the French and English Tongues, 1611）则收录了数百条来自拉伯雷作品的词汇。布朗指出，“文献记载，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的一名学生（？-1546），有一本《高卢的喀冈都亚》（Gargantua Gallica）。从1571年到复辟王朝时期，至少有20个不同的作者在36种英语书籍中提到‘喀冈都亚’，在这些书中，该名字只是意味着某个通俗/民间故事的题名，或者是暗示一个巨人。此外，1596年6月16日《出版人登记册》（The Stationers’ Registers）有记载，一条有删除的记录写道，‘一本题名为《喀冈都亚》的书’”，一条未删除的记录写道，‘一本题名为《喀冈都亚和C的故事》（the historie of Gargantua. & C.）的书’。”^[7] 培根（Francis Bacon）、布朗（Thomas Browne, Musæum Clausum, or Bibliotheca Abscondita, 1684）都曾热情的推崇拉伯雷，而且他们和拉伯雷一样都是拉丁讽刺作家卢西安（Lucianus Samosatensis）的崇拜者，布朗的一封书信中清晰可见拉伯雷的影响。

但是大部分早期的英国作家，他们或是欧洲大陆旅行者，或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或是讽刺（诗）作家，例如，伯顿（Robert Burton）、库亚特（Thomas Coryat）、达灵顿（Robert Dallington）、多恩（John Donne）、多讷斯（Dones）、德雷顿（Michael Drayton）、艾略特（John Eliot）、吉尔品（Edward Guilpin）、哈尔（Joseph Hall）、哈灵顿（John Haringtin）、哈维（Gabriel Harvey）、海曼（Robert Hayman）、豪威尔（James Howell）、洛奇（Thomas Lodge）、纳什（Thomas Nashe）、塞尔顿（John Selden）、锡德尼（Philip Sidney）、泰莱（John Taylor）、威泰克（Thomas R. Whitaker）等，仅仅是提及“喀冈都亚”,却没有直接谈论到拉伯雷。

值得指出的是，拉伯雷小说中的巨人国王形象大多来源于法国中世纪民间文学，而这些巨人故事同样也流传于中世纪英国、德国。喀冈都亚显然有着久远的多种民间文学传统，喀冈都亚的故事广泛流传于法国各地，包括拉伯雷出生地图兰省和早期生活过的里昂，也常见于布列塔尼习语和本地作家的创作中，（chapbooks and jestbooks such as that "du grant & enorme geant Gargantua"）。^[8] 拉伯雷显然是从多个口头民间故事《喀冈都亚纪事》（Le vroy Gargantua; Les grandes et inestimables chroniques du grant et énorme géant Gargantua; Les chroniques admirables du puissant Roy Gargantua）中受到启发，从而拓展了喀冈都亚形象。^[9] 乔治•桑（George Sand, Les Légendes Rustiques,1858）曾经论述了喀冈都亚的神话，皮拉尔（Guy-Édouard Pillard. Le Vrai Gargantua. Mythologie d'un Géant, Imago, 1988）详细考察了巨人形象从凯尔特传说，德国民间传奇（见Jacob Grimm, Mythologie allemande,1835），到16世纪口头文学的演变史。在中世纪神秘剧中，庞大固埃原本是一个向醉酒船员的嘴里撒盐末的海上小妖精，（见René d'Anjou, Le Mystère des actes des apôtres, Paris, 1460-70）。格朗古杰（Grandgousier）是15世纪闹剧中的粗汉/恶棍（la farce des Femmes qui font accroire à leurs maris de vessies que ce sont lanternes; la farce du pot au laict）。^[10] 另外，格朗古杰也被认为是该隐和亚伯时代的巨人卡尔布罗斯（Chalbroth）的后代。拉伯雷的《喀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中还包含了很多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11]

1653年英译《喀冈都亚和庞大固埃》第一、二部之后，英国开始有人明确论及拉伯雷及其作品，尤其是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1660-1689）的宗教论争中。1693-94年出版的莫图等翻译的拉伯雷小说以及对屋夸特的翻译精心修改，有利于扩大拉伯雷在英国的影响。哈尔分别在《疯狂书类目录》（John Hall, Bibliotheca Fanatica: or The Fanatica Library, 1660）和《图书目录》（A Catalogue of Books, of the newest Fashion, To be sold by Auction, at the Whigs Coffee-house, at the Sign of the Jackanapes, in Pratling-Alley,near the Deanery of St. Paul, And Repr. In Harl. Misc.）中分别提到了拉伯雷的作品《喀冈都亚和庞大固埃》。这可能是确实可考的最早提及拉伯雷的文献。他把这位倍受争议的法国作家的作品归属于“疯狂书类”，虽然没有更多更深的指责。哈尔是一个讽刺作家，在他的拉丁语作品《发现另一个世界》（Mundus alter et idem , 1605）中包含一个旅行情节与拉伯雷的寻求魔瓶近似，特别是其中的讽刺文字。萨利尔（Sandford M. Salyer, Renaissance Influences in Hall's Mundus Alter et Idem, 1927）称他为“渺小的拉伯雷”，因为他没有拉伯雷的轻快活泼，也没有斯威夫特的凝重忧郁。1678年9月20日腾普勒在一封“致财政大臣”的信（William Temple）中提及拉伯雷作品中的人物，表达了他对法国的外交观点。^[12] 里梅在《悲剧简论》（Thomas Rymer, A Short View of Tragedy, 1693）中论及拉伯雷，对比了英国哲学家和拉伯雷的小说人物巴鲁日，并认为拉伯雷《喀冈都亚》中的形象还是鲜活生动的。^[13] 此外，同时期两个匿名的作家（N. D. , M. Y.）在诗中曾经表达了对拉伯雷的赞赏和推崇。 ^[14]

巴特勒可能阅读过拉伯雷的小说，在他的嘲讽清教徒和长老会教派的英雄叙事诗《胡狄布拉斯》（Samuel Butler, Hudibras: In Three Parts. Written in the Time of the Civil Wars, 1663, 1664, 1678）的第三章中有极少几处是明显摹仿、回应拉伯雷的。约翰逊甚至几近夸张地认为巴特勒的学识与拉伯雷近似。布朗（Tom Brown）是一个讽刺诗人，具有拉伯雷式的轻蔑与亲切的讽刺风格，同拉伯雷一样喜爱拉丁诗人卢西安（Lucianus Samosatensis）的讽刺诗。当然，很容易法发现布朗与拉伯雷在一系列观点（例如对待妇女、偷情、教会、医学、饮酒等）上是相近似的，由此推知，布朗可能阅读过拉伯雷的小说。伊卡德在《神职人员和宗教遭遇蔑视的理由与场合》（John Eachard, Grounds and Occasions of the Contempt of the Clergy and Religion,1670）中引用了拉伯雷，伊卡德认为，拉伯雷在《喀冈都亚》中包含了全部的十诫，这只有具有特殊心灵的人才能感受得到这种内在的精神P9。

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来自法国的影响是较为强大的，例如古典主义思潮深刻地改变了英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复辟时期与拉伯雷的时代有巨大的差异，然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尖锐的宗教派别斗争却极为相似，一些怀着乌托邦理想的英国作家往往表现出与拉伯雷明显近似的讽刺风格，和对未来社会的热切期待。韦博雷（Charles Whibley）夸大其词地指出，菲利普（弥尔顿的侄子）曾经摹仿写作了“庞大固埃的预言”（the prognostication of Pantagruel），即是指1662年的《蒙特利翁，或预言的历书》（John Phillips, Montelion, 1660, or, The Prophetical Almanack: being a True and Exact Account of all the Revolutions that are to happen in the world this present year, 1660, till this time twelvemonth, by Montelion, knight of the oracle, a well-wisher to the mathematicks）。事实上，这首讽刺占星家威廉·李利《历书》（William Lilly, almanacs, 1659）的诗作虽然与拉伯雷有风格上的相似，却更接近卢西安的讽刺诗，或者弥尔顿用拉丁语创作的论辩/讽刺散文。菲利普嘲讽神职人员的另一首诗作《青年学人的历史镜鉴》（Speculum crape-gownorum: or, a lesson of instruction to those pragmatical pr--sts, who turn the pulpit into a pratling-box. To which is added, A modern sermon to confute and confound Free-thinkers, 1682）在文末引用了《喀冈都亚》中对沉庸重复的布道辞的尖锐批评。蒲伯（Alexander Pope）阅读过拉伯雷的《庞大固埃》，但是在他的讽刺作品中几乎没有拉伯雷的影响痕迹。

三 拉伯雷在英语戏剧中

在英语文学中，没有人从拉伯雷的小说中取材来创作一个完整的戏剧，然而，还是有一些英语戏剧从拉伯雷的小说中借用了部分情节或者个别素材。纳什（Thomas Nashe）、莎士比亚、本•琼生、巴讷斯（Barnabe Barnes）、韦伯斯特（John Webster）、谢利（James Shirley）、伏德（John Ford）、梅讷（Jasper Mayne）、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等作家分别接受了拉伯雷的影响，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移用了拉伯雷小说中的题材。

㈠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可能是最早利用拉伯雷小说的英国剧作家，他是通过别的人（但不是本•琼生）而知道这个法国作家的诙谐作品，在《皆大欢喜》（3.2.327-39）中，叙述罗莎琳德和塞利娅Celia的机智对白，莎士比亚写道：“首先你必须借我一张庞大固埃的嘴巴，这个词太大太难，对于当今时代的人的嘴巴。回答这些特别的问题，可不是像在大教堂里说是或是说不一样。”《奥赛罗》（1.1.117）和《喀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分别引用了通行的性隐语“有两个后背的动物”（beast with two backs, la beste à deux doz），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在《爱的徒劳》（the Quarto of Love's Labour's Lost）中，学究赫罗弗尼斯Holofernes与喀冈都亚的导师（Book III, chapter XXIX）是同名的；莎士比亚却在《维罗纳的二绅士》（1.1.136-38）和《暴风雨》（1.1.25-29, 30-36; 4BK 24）中表明这仅仅是一个与拉伯雷不相关的想象人物，而且本•琼生也采用过这一人名。《亨利四世 下》（Henry. IV, Part. II, 5.2.124-25）中包含数节拉伯雷式的对白。约翰逊认为《皆大欢喜》中的塞利娅Celia是一个拉伯雷式的形象，《李尔王》（1.11.28）中关于地狱的插曲也有拉伯雷《庞大固埃》的影响，但是都没有确实可考的证据。可以说，拉伯雷与莎士比亚有比较接近的时代诙谐-喜剧文化和时代精神，例如对愚人的赞颂和对中世纪狂欢文化的亲和力，以及粗俗的性幽默和夸耀式的修辞法等。^[15] 也许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文字游戏和巴洛克式的机智（wit），甚至包括福尔斯塔夫的怪诞形象，与拉伯雷有某种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㈡ 本•琼生具有较丰富的古代希腊拉丁古典文学知识，极广泛地阅读过各种书籍，并且对于时代的争议有着永不满足的兴趣，他藏有1599版的《拉伯雷文集》，并在最前21章的书页空白处写上了词语翻译的笔记。1616年前他就读过拉伯雷的小说。更为重要的是，本•琼生与拉伯雷在性格和人生经历上比较近似，在思想上也有较多的相似，二人在知识上是独立而坚韧的。本•琼生在他的创作中分散的多处借用了拉伯雷式的语汇，这些类似拉伯雷（quasi-Rabelaisian）的语言方式较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他对拉伯雷的预先认同与接受是比较狭隘的，却也是深刻的。巴赫金论述了拉伯雷的狂欢节与粪污学，安妮•普里斯科特（Anne Lake Prescott, Jonson’s Rabelais）进而认为，拉伯雷作品中关于排泄物的知识，胡言乱说与多语，嘲讽和幻想等往往被英国作家提纯或消解，却也极大的启发了他们的创新，尤其是风格与思想的突变。

据普里斯科特的考察，本•琼生的8个喜剧作品中明显可见拉伯雷的影响。本•琼生关于“脾性/癖性（humours）”的喜剧理论更多接受了古典学说，他的讽刺喜剧是高度个性化的，然而拉伯雷的怪诞形象似乎启发了后者的《人人不同的脾性》（Everyman in His Humour, 1598），而布朗认为此前的《情形急转直下》（The Case Is Altered, 1597）中的修鞋匠朱力培即是一个“老巴鲁日”，老混蛋(Case 4.4)。^[16] 本•琼生的《沃尔泊涅（狐狸）》（Ben Jonson, Volpone, 1606）描写的另一种与拉伯雷不同的“豪饮狂吃”，但是在突出人的（隐藏的）自然欲求上是比较近似的。而且《沃尔泊涅》剧中沃尔泊涅宣称可以治摇动的牙这一情节（2.2.246-47）与拉伯雷的《庞大固埃》“序言”有近似处。在《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1612）最初的场景中，无花果树的意象明确指示着拉伯雷《第四卷 尊贵的庞大固埃英雄言行》中的米兰囚徒，甚者还包括巴鲁日式的怪诞和粪便学的隐指。在《驴也是恶魔》（The Devil is Ass, 1616）中，巴鲁日的机智和多语才能显然启发了本•琼生（Devil, 5.8，5.2.1-13），其中恶魔帕格所表现出的幻想王国、天主教欺骗手法等，与《第五卷 尊贵的庞大固埃英雄言行》中第21章的情节近似。在《故意取悦利孔塞尔德犯错》（Pleasure Reconcild to Vertue, 1618）中，“大肚子”科马斯明显受到拉伯雷《第四卷 尊贵的庞大固埃英雄言行》中的的嘎斯特的影响，而嘎斯特就住在美德山（the Mount of Virtue），二者有较多的相似特征。在假面舞剧《讷普陀涅的胜利》（Neptune’s Triumph, 1624）再次显出拉伯雷影响的痕迹，剧中最初的场景厨师关于诗艺的诙谐争辩，一注释明确指示《第五卷 尊贵的庞大固埃英雄言行》（Vid. Rabl. Lib. 5, 33-47）；而且本•琼生还夸大的写到了饮酒和神圣的酒瓶。在喜剧《日常必需的新闻》（The Staple of News, 1626）再次回应了厨师的场景（4.2.7-10），描述狂欢节和四旬斋之间的张力场景同样出现在《第四卷 尊贵的庞大固埃英雄言行》。在《新客店》（The New Inn, 1629）中，乔装的店主和他化妆的妻子关于酒瓶的对白（4.4.343-45）显然回应了拉伯雷小说；拉威尔（Lovel）的身份和毕福德（Beaufort）论趣味（1.6.124-28）明显受到拉伯雷的启发。^[17] 本•琼生对拉伯雷的理解显然与同时代的作家有较大的不同，他强调了拉伯雷的喜剧性的特质，例如拉伯雷的幻想力，怪诞的（粪便学）癖好，滑稽的社会讽刺（知识阶层的矫揉造作、机智的迷误、专断的宗教幻象）等。

喜剧《言语》（？Thomas Tomkis, Lingua: or the Combat of the Tongue and the Five Senses for Superiority, 1607）的第二场第一幕中显然接受了拉伯雷的影响，其佚名作者可能受到了本•琼生的启发。而且在他的另一个喜剧《阿尔比玛扎》（Albumazar）中引述了拉伯雷创造的人物巴奴日，“这世界是盗贼的大剧场”（The world's a theatre of theft）。巴讷斯在喜剧《恶魔的宪章》（Barnabe Barnes, The Devil's Charter,1607）中提及庞大固埃。韦伯斯特在悲剧《维多利亚•柯蓝波纳，或者白魔》（John Webster, Vittoria Corombona, or, The white devil: a tragedy, 1612）中引述了拉伯雷《庞大固埃》的人物伊皮斯特蒙夸大其词叙述的地狱之行，再现了狂欢化的景象。谢利的假面剧《和平的战胜》（James Shirley, The Triumph of Peace, a masque, 1633）中奥品农的对白词提及拉伯雷：“这是什么？是拉伯雷创造的怪兽吗？”（Opinion: But what thing's this?/ A Chimera out of Rablais?）^[18] 伏德在《妇人的考验》（John Ford, The Lady's Trial, 1639）中描写了傲慢无礼的青年贵族，这一形象源生于拉伯雷的《庞大固埃》。梅讷，这位天主教徒和未来的保王党人，在喜剧《密谋者》（Jasper Mayne, The schemers: or, The city-match, a comedy, 1639）中采用了拉伯雷小说的一个次要的情节。^[19]

四 拉伯雷对英语小说的影响

18世纪科学主义、经验主义和工业革命逐渐在英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优雅”（genteel）遂成为社会时尚的主潮，政治的意识形态也越来越多地突现在文学中，在精神和趣味上与拉伯雷的庞大固埃主义Pantagruelism便有较为悬殊的差异。18世纪是一个小说兴起的时代，虽然没有一个英国小说家咬文嚼字的刻意摹仿拉伯雷，拉伯雷对英语小说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斯威夫特、巴吉尔（Eustace Budgell）、斯泰恩、哥尔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查理•邱吉尔（Charles Churchill）、斯摩莱特、阿莫利、瓦尔坡尔（Robert Walpole）等小说家都分别受到了拉伯雷小说的启发。由于阿莫利的小说《邦克尔传》（Thomas Amory,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John Buncle, Esq., 1756）表现出显著的怪异特征，哈兹利特《论邦克尔》（On John Buncle）指出，“约翰•邦克尔是英国的拉伯雷……拉伯雷的精神流注到阿莫利的作品中，后者是《邦克尔传》的作者。他们二人都是医生，极端严肃者的敌人。他们伟大的事业是取悦生命。拉伯雷在精神上嗜好饮酒，喉咙干渴，偏爱波尔多酒；邦克尔显出近似的不同寻常的喜爱茶、面包和黄油。同样，拉伯雷写到了[庞大固埃]与约翰和别的修士的喧闹；邦克尔则絮絮叨叨的与女士谈话；他们二人都追求同等和无拘束的欢快。”^[2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713-1745年间写作笔会（The Scriblerus Club）的成员斯威夫特、蒲伯、阿巴思诺特（John Arbuthnot）、盖伊（John Gay）、帕奈尔（Thomas Parnell）、约翰（Henry St. John）勋爵、阿特伯利（Francis Atterbury）主教和牛津公爵哈利（Robert Harley）等，都阅读过拉伯雷的作品。后来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爱迪生（Joseph Addison）比较接近这个著名的笔会。由于不同的文化视角和倾向性，这些作家对于拉伯雷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蒲伯、阿巴思诺特等创作了“嘲讽知识上一切虚假趣味”的讽刺作品《斯科利伯勒路斯回忆录》（The Memoirs of the Extraordinary Life, Works, and Discoveries of Martinus Scriblerus,1741），其中多次论及拉伯雷。此外，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稍后的诗人杨格（Edward Young）、柯勒律治对拉伯雷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并对拉伯雷有积极的批评，杨格后期流浪法国，对法国文学则有更深入的接受。

㈠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是一个具有悲观主义色彩的讽刺小说家，伏尔泰《哲学通信》（Lettres philosophiques, or Lettre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1733）称他是“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富有感受力的拉伯雷”。斯威夫特显然很熟悉拉伯雷的作品，甚至高度推崇拉伯雷。拉伯雷对他的讽刺散文《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 1704）、《至友人--论精神的机械运作方式》（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Mechanical Operation of the Spirit in a Letter to a Friend: A Fragment , 1704）和小说《格勒弗游记》有清晰的影响。1723年4月25日他在致约翰•布朗的信（An Answer to a Paper, called 'A Memorial of the poor Inhabitants, Tradesmen, and Labourers of the Kingdom of Ireland）中写道：“因为，你的计划是提高100和10000英镑（税收），这像拉伯雷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虚妄，即，抓住从死驴屁股里吹出的风。”^[21] 在《格勒弗游记》中，他悲哀地表达了他的理想主义，却与拉伯雷的欢欣快乐较为悬殊；他根据多种通往东方的航海旅行笔记和东方历史书描述了幻想的东方乌托邦（例如慧骃国Houyhnhnm），正如拉伯雷叙述了他的东方乌托邦一样；读者似乎可以辨认出斯威夫特与拉伯雷在众多方面的相似品质，例如对地府的滑稽描述，对纹章学的嘲讽，夸张的运用方言等。蒲伯写给斯威夫特的信（1726 年10月22日）中指出，这个小说兼有塞万提斯的严肃氛围和拉伯雷的欢笑与锐利（Whether thou choose Cervantes' serious air, Or laugh and shake in Rabelais' easy chair.）。本特利（Richard Bentley, Critical Remarks Upon Gulliver's Travels; Particularly His Voyage to the Houyhnhms Country,1735）指出，慧骃国师确实存在的，并可以追溯到乔叟的叙事诗和拉伯雷的小说。这位古典文学学者认为斯威夫特与拉伯雷有一些近似的庞大固埃精神（Pantagruelism）。桑兹伯里《奥古斯都时期的和谐》认为，拉伯雷较早就创作了有些怪异的小说，“仅仅论及令人不快/厌恶的天才，除开斯威夫特（他倒真可以与拉伯雷的令人生厌，还有塞万提斯的某些风格相提并论），便要数斯摩莱特了。”^[22] 英拉西雅和托马斯认为，斯威夫特特别偏爱拉伯雷式的嘲讽，他仅仅把拉伯雷视为一个暴露人类的虚伪伪善和严厉抨击人类傲慢的先驱者，拉伯雷在关于粪便景象、奇思异想，和令人骇异的混杂文本上影响了斯威夫特。^[23]

㈡ 斯摩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 1721-1771）是苏格兰的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他创作了叙事诗《阿托姆历险纪》（The History and Adventures of an Atom, 1769），和五个长篇小说。斯威夫特对斯摩莱特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拉伯雷自由的想象力显然带来了巨大的启发，莫尔（John Moore, Memoirs, & c.,77）认为，斯摩莱特在创作上融合了斯威夫特和拉伯雷的方法，在很多地方，他的幽默都可与二者相当，他并不总是避免他们的不雅致，有时还追随拉伯雷无羁的夸张手法。^[24] 斯摩莱特的《笩松历险纪》明确提到“拉伯雷式的开心”（the jakes of Rabelais）。^[25] 《阿托姆历险纪》从拉伯雷的小说中借鉴了一些材料和方法，例如讽刺、幻想的远东旅行、医学和疾病的细节叙述，以至于他的同时代人认为他是一个大胆而笨拙的拉伯雷模仿者。^[26]

㈢ 斯泰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是出生于爱尔兰作家，他的两部小说《商第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1859）和《游历法、意的感伤旅行》（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1768）都未写完。1759年写作的讽刺散文《拉伯雷式的断章》（A Fragment in the Manner of Rabelais, 1776），但是斯泰恩并不十分喜欢拉伯雷，他在信中表示他只是把拉伯雷看作幽默文学的先驱者。1759年12月斯泰恩在一封信中指出，“我依然坚持要谨小慎微，便无法承认我是密切的追随着斯威夫特：他对拉伯雷保持适当的距离，我对他同样保持适当的距离。斯威夫特说出了我不敢说的千百种事情，因为我是圣帕特里克教区的主教。”^[27] 因为《商第传》中表现出来的被净化的少量猥亵幽默，伏尔泰宣称，斯泰恩明显超越了拉伯雷，《商第传》也许没有带来任何革命性的变革，但我们应该感谢译者，因为这战胜了那些粗鄙的玩笑，英国过去曾谴责过它们。^[28] 1762年10月狄德罗在“致索菲•沃岚的信”中认为：“这本书是狂野的，很机智，很欢快，像英国的拉伯雷，……我似乎只能对你说它是一个天大的美妙讽刺。其作者斯泰恩是一个牧师。”^[29] 《商第传》显然接受了拉伯雷的《喀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斯威夫特《桶的故事》和《至友人--论精神的机械运作方式》、蒲伯、阿巴思诺特的《斯科利伯勒路斯回忆录》等的影响。《商第传》从拉伯雷借用了一些人名，Agelastes, Kysarcius, Jomenas, Montero-cap，^[30] 同样采取了取悦读者的策略，特别是，拉伯雷式的社会讽刺启发了斯泰恩。斯蒂文森在诗作《抒情的信函》（John Hall-Stevenson, Lyric Epistles to My Cousin Shandy, on his coming to town, 1760）中再次热情赞颂了拉伯雷式的豪饮狂吃与无羁无拘（It was delightful fun, /To see them run /And eat up the young Cattle. /Now had Elijah chang’d the Scene,/ From thinking and walking/ To drinking and talking,/ Or any pleasant Situation,…）。值得指出的是，斯蒂文森（1718-1785）崇尚法国文学，并推动了斯泰恩对拉伯雷的接受，他曾与卢梭相识，这位怪诞风格，并发起“恶魔联谊会”（club of demoniacks）的作家十分推崇庞大固埃主义：豪饮狂吃，不避讳猥亵与放荡。他的《感伤对话》（A Sentimental Dialogue between two Souls in the palpable Bodies of an English Lady of Quality and an Irish Gentleman, 1768）和《约理克的感伤旅行》（Eugenius, Yorick's Sentimental Journey Continued: to Which Is Prefixed Some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Mr. Sterne, 1769）--因为他以尤金尼（Eugenius）名字出现在斯泰恩的两部小说中—前者被视为斯泰恩《游历法、意的感伤旅行》的仿作，后者为其续作。^[31]

五 结语

对于阅读而言，文学经典总是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蕴含深度，而文学翻译的选择、接受和批评在译入文化中表现出极度的复杂性。自文艺复兴以来，虽然有迥然差异的评价，英国对拉伯雷几乎是持续地表现出阅读热情，尤其是来自苏格兰、爱尔兰的（边缘）作家，以及批评社会主流文化的英格兰知识分子。拉伯雷在英国的翻译、接受与批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共同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传统，英国较早在拉伯雷的小说中发现了讽刺的力量，在英语戏剧中，拉伯雷也较早赢得了同情。而后，拉伯雷影响了18世纪的英国小说，除开斯蒂文森表现出与拉伯雷近似的性格和气质，斯威夫特、斯泰恩、斯摩莱特、阿莫利等小说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接受了拉伯雷的影响，由于英国社会更趋于文明与优雅，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也是日渐明显，英国小说家与拉伯雷的差异也愈加显著。总言之，英国文学一直从不断更新的角度发现和借鉴拉伯雷。

政治局：对4类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

蔡芳本-许燕影-吴银兰-陈作二-浪行天下-叶逢平-吴谨程-蒋明河-陈客-张志平-傅建卿-柯友珊-陈功-笔尖-吴奋勇-庄伟杰-挥鞭流浪--巫小茶-空格建-南夫-王清铭-李德辉-本少爷-年微漾-萧然--汤养宗-哈雷-闻小泾-林小耳-白鹭-蓝雨-王丽枫-钟而赞-周宗飞-王祥康-零点风云-石城-何钊-暮然-张颖-刘伟雄的阁楼-晚晴不语-邱景华-许陈颖-余昌雄-迪夫-风轻扬-林忠成-伯庠-谢有顺-江浩-胡赛标-张左-马卡丹-华俊锋-江小鱼-南河-李龙年-梁永辉-德昌-余小明-丘有滨-梁辰-吴德荣-朱佳发-邱云安-伍明春-刘佩光-西闽尘-占斗-昌政-辛也-蚂小回-张广福-马兆印-卢辉-莱笙-灵焚-叶来-聂书专-芦忠-高漳-闽田-唐朝白云-离开-六点半-黄毅-张传海-夏沫-秀美-崖虎-我是圆的-朱谷忠-郭永仙-潇潇-叶发永-绿音-陈柳傅-潘秋-陈剑平-顾北-简梅-施德善-福州阳光-秋水-林宗龙-还非-极地蓝光-安琪-吴常青-林仕荣-黑枣-曾平顺-临风-张朝晖-欣赏坦然-刘黄强-陈海容-楚雨-阿里-老皮-康城-北溪高羽-张边阿土 -高萍之-吴友财-蔡兴乐-闽北阿秀

一本大学

大学不是称一所大学吗？什么时候跟书一样，成了一本大学了？正是高考录取季，一本大学二本大学的。听上去不习惯了。一打问，才知道这本不是那本。

北美没有统一高考。一般学生的一次报名费，可以同时报考3-5所大学。假如交两次报名费，就可以报考6-10所大学。大学录取根据学生高中科目平均成绩（GPA）。美国或要 SAT考试参考。报考不同方向对所学科目要求不同。比如报考工程类，对数学物理课成绩有要求。报考艺术类，对历史语言成绩有要求。大学录取标准，科目不同，有所区别。比如报考地质学跟报考金融学标准不同。奖学金标准也有区别。比如某大学最低录取线平均成绩70分。够85分有普通奖学金。够90分有特别奖学金，够95分有校长奖学金。还有各种名目的奖学金：私人的，团体的，或地方政府的。学生成绩好，可能得到各种奖学金。完成大学不用花很多钱。大学４年，每年都有评估。比如第三年，学生的平均成绩低于某奖学金标准，则得不到该部分奖学金。

被大学录取却没得到奖学金或奖学金不够的学生，可以申请政府的低息学生贷款。一般利息4%多点。每个月发放一次。在读４年，不用偿还。毕业6个月后，开始偿还并计算利息。不会发生考上大学却读不起大学的情况。学生贷款一般要求在15年内还清。根据统计数字，加拿大平均每个大学生四年贷款两万多。学生贷款不可因任何理由豁免。即使申请个人破产，也不能取消。因此有人到了60岁还没还清学生贷款。

大学期间，大学生一般都会打工。暑期从五月到八月，共四个月。很多大学生这期间挣的钱，足够用来支付一年的学费和部分花销。没有打工经历的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的。怎么写简历？什么都不会。一点工作经历都没有，谁雇用这种人呢？俺的一个同事，女儿中学期间就挣了两万多钱，还都存着。供自己上大学用。俺自己的女儿中学期间，课余打学生工两年，挣了$1,6000多（俺因每年帮女儿填所得税表，报税。记得很清楚。高三高四两年，每年挣钱7-8千。）。她不节俭，爱好太多，花了大半。

实事求是。亚裔学生就是成绩普遍较好。一般都会得到奖学金。俺的女儿到了学校注册后，在电脑上打开自己的账户。除了录取通知书上学校提供的两个奖学金。还有好几个其它奖学金。从几百元到几千元。都不用自己申请。就是够了标准，自动发放的。电脑系统自动工作。不需要前门后门。比如有一个奖学金是省级的。省里每所中学的考生，高中平均成绩的top 5, 前5名，自动发放。（俺女儿要是在国内，至少数学，肯定是bottom 5, 垫底5名。国内的考生，闭着眼睛抓一个放过来，大概都是top 5. ）女儿意外惊喜。见钱眼开。手舞足蹈。看到这么多名目的奖学金。

一般家庭，父母不为孩子读大学做很多预算。有的家长是贷款给孩子读大学。亚裔中国家庭，坚守传统，多数不会让孩子贷款读书。

国内时有报道，哪个学生获得美国好几所大学录取，奖学金多少。在北美，每个申请大学的学生，都会得到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因为没有人只报考一所学校，不给自己挑选余地。比如报考5所大学，全部被录取，这是很正常的。每个学校根据自己的原则，向报考学生提供奖学金。学生就根据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多少及其他考虑，决定去哪所学校。并在规定日期前，知会学校，是接受录取还是婉拒录取。不论接受与否，都在回函中感谢学校提供的学习机会。

大学也很清楚，接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不一定会选取就读本大学。因此发出的录取通知，远高于实际要招收的学生数量的。

那些报道某学生被多所大学录取，奖学金加起来几十万的消息，没有什么稀奇。在北美从来不是新闻。家常便饭。一则某学生只能选一所大学就读，得到一所大学的奖学金。二来每年都有成绩评估，成绩不达到标准，奖学金就会自动取消。比如4年十万奖学金。要4年期间，每个学期全部成绩达标才能得到。不是上了大学，混日子也照发奖学金的。

北美大学还有一个指标，也比较重要：新生第一年辍学率。一般在20%-25%. 因这里中小学相对比较松。大学突然学业量增加很大。学生这时也可能到了法定年龄，可饮酒吸烟等（18岁或19岁，各州省不同。），各种社交活动增加。加上打工，很多学生缺课严重。读不下来一年级。或者读了不喜欢，改换专业。

比较而言，国内学生是中小学累，大学轻松。进了大学的门，基本不用担心毕不了业。先苦后甜。北美学生是中小学轻松，大学累。先甜后苦。 都是有苦有甜，正常人生。而国内读了中小学，再来北美读大学的学生，就是苦中加苦，最苦的苦孩子。

按：“中国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的诗歌节日？”诗人王寅几天前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出这样的疑问。他刚刚在法国参加了第32届巴黎诗歌市场。这个定于每年6月在圣叙尔皮斯教堂广场举行的盛会，是关乎诗歌大派对。今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600家出版社在这里摆摊，前后来了5万多名参观者，一切的一切都只围绕着诗歌这个主题。

法国巴黎诗歌市集

王寅不知道，就在他发出微博的时候，中国首届“诗歌市集”已经在筹备中了，昨日，在位于朝阳区东北部的红砖美术馆一隅，这个市集悄然开张了。她很小，静静地待在一个大市集最内侧的一小块区域，如果你不肯一直往里走、往里走，你就会和她错过，这大概也是诗歌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吧。

中国首届诗歌市集

第一届“诗歌市集”不论是规模、人流、成交量，都无法与巴黎的诗歌市场相提并论，但至少我们现在迈开了这一步，以后的事，谁知道呢。昨儿个，书评君也来到了这个“诗歌诗集”上，现在就来分享下我们的感受吧。

诗人西马的地摊

在“诗歌市集”上，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摊位主人是西马，他正在努力抹平他铺在潮湿砖地上的蓝布，蓝布上面放着几本薄薄的诗集和大约20张明信片。西马6点钟起床，搭乘地铁从位于大兴的公安大学赶到了靠近机场高速的何各庄，路上花了两个半小时。抵达后他发的摊位旁边放着他的双肩包，里面装着的零食是他这一天很简单的一餐午饭。

西马的诗集很朴素，白纸上画着一棵树，写着《西马和三土的诗（2014.7-2015.6）》，他只印了7、8本，每本的制作成本是8.6元。如果你问坐在蓝布上的西马一本诗集多少钱，他就会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你看着给吧，一块两块三块都行的。”在诗集进行了3个小时后，西马卖出了两本诗集，一本是我们出价的10块钱，另一本他卖出了5块钱。“没想到给诗歌的位置这么不好。”西马这个说法也没错，诗歌确实被规划在这个市集相对边缘的位置，我们也是问了安保人员才一路向里抵达了这里。

诗人青阁的摊位

18岁的姑娘青阁和她的朋友惠人，是为数极少在“诗歌市集”上有桌子可以练摊的主人。她带来了自己的三本诗集，其中装帧最精美的《空山牧鸽》里面，是她16岁时写的诗，封面和内页都是她自己设计的，印制成本大概30块，她说喜欢诗歌的人给多少都行，权当随喜。

青阁的朋友惠人，在一边卖自己照片印成的明信片，每张5元。惠人昨天还起了个大早，烤了15个纸杯蛋糕一并来卖，每个8块钱。被我们调侃道，“你们是破产姐妹吗？”

挂在长廊售卖的诗歌

在挨着青阁桌子旁的长廊里，才是这次“诗歌市集”的大本营。在长约20米的长廊里，诗歌主人们纷纷把自己的诗抄在信笺上、纸张上、甚至出租车票上，然后像晾衣服一样将它们一张张夹在绳子上面飘摇，像诗人们的旗帜。植被茂密，空气潮湿，有的信纸和诗集渐渐起了皱。

很多“旗帜”旁并没有诗歌的主人，“她上午来了夹完自己的诗就走了。”我们询问其中一个署了法文名的诗人去向的时候，得到这样的回答。每个人会留下个小纸袋，是让大家放钱用的，自取自付费，让交易的味道在这里变得很淡。但确实也很淡，中午13时的时候，只有一个孤零零地五块钱，躺在某个纸袋里。

写着诗歌的信笺和投币袋

想要报名参加“诗歌市集”的诗歌爱好者私下里拉了个微信群，他们在现场彼此打招呼的方式之一是询问“你在群里面吗？”据说群里面有60多位报名的人，最后来到现场的，大概有20多位。这样的数量当然没法和巴黎的诗歌市场并谈，却已经让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刘雪梅感到惊讶。“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报名，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喜爱诗歌。”市集上每个区域都是事先规划好的，等到开放报名的时候刘雪梅才发现，留给诗歌区域不够了。

来到现场的诗歌爱好者总在提“交流”二字，有人抱怨现在诗歌的交流平台太少，来这里不图卖市集，只图多认识些同好。聊得好时“扫一扫”的事情频频出现，聊得浓时送张自己的手抄诗也再正常不过。而用诗歌“赚钱”这事，想来摊主们应该没指望，也确实指望不上。不过这些喜爱诗歌的人已经在憧憬下一届的“诗歌市集”啦。

诗人三土送给书评君的信封，上书海子的诗句

本文为原创内容，撰文、摄影与编辑：方格，巴黎诗歌市集图来源于网络，转载请联系书评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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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宋德利

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是也。虽貌美皆如花，但下场却各异。令人感慨，令人哀戚。今见有以诗赞美者，不禁手痒，故而拙笔涂鸦，亦撰文附和。赞美耶？同情耶？调笑耶？讥讽耶？

西施

王妃间谍浣纱村女，

忍辱负重报国身许。

传奇盖世牛气无比，

闭月羞花落雁沉鱼。

人物简介

西施本名施夷光，越国美女，一般称其为西施。春秋末期出生于浙江诸暨苎萝村。天生丽质，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沉鱼”，讲的是西施浣纱的经典传说，与越国另一美女郑旦合称“浣纱双姝”。西施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居首。四大美女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之美誉。

王昭君

妾本良家村姑，巴山楚水中来，

有幸身依日月，希冀死有余芳。

岂料失意丹青，远嫁异域之外，

孤魂永滞青冢，汉宫秋月悲伤！

人物简介

王昭君于汉元帝时期以良家子的身份被选入宫为宫女。传说画工毛延寿趁机勒索宫女。宫女们为了自己能被皇帝选中，送给毛延寿很多钱财。虽然王昭君相貌出众，但因品格高尚，不似他人用各种手段以谋求皇帝的宠爱，毛延寿得不到贿赂，便故意丑化她。于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和亲，昭君自愿请求嫁于匈奴。到了昭君出塞那一天，元帝见昭君美冠汉宫，不禁大吃一惊。他本想留下她，可是又怕失信，只好忍痛割爱。后来汉元帝大为恼火，杀掉了毛延寿等画工，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呼韩邪单于封其“宁胡阏氏”。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育有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后为右日逐王。呼韩邪死后，王昭君欲归汉，汉成帝命其“从胡俗”，再嫁呼韩邪单于的儿子复株累若鞮单于。育有二女，长女为须卜居次，次女为当于居次。王昭君死后，葬于“青冢”（现内蒙古呼和浩特城南）。

貂蝉

降生花羞凋谢，拜月月涩隐形。

羞花闭月艳绝，女中人杰豪英。

报答救命恩义，连环妙计高明。

歌女兼职卧底，诛杀董卓枭雄。

人物简介

貂蝉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位无史料记载仅存在于小说戏剧中的的美女，曾登场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民间传说其为山西忻州人，与名将关羽为同乡。也有人真根据实物和史料作出另一个推断，貂蝉极有可能是河北邯郸永年人。西施、杨玉环、王昭君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在民间传说中她原名任红昌，是山西一村姑，也有人认为吕布部将秦宜禄前妻杜氏（杜秀娘）即是貂蝉。她为了报答义父王允的养育之恩而甘愿献身完成连环计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杨玉环

玉环太真杨氏贵妃，

专职工作色迷国君；

鸡犬升天奇葩兄妹，

主要成就祸国殃民。

咎由自取最终获罪，

颜值再高不值分文；

魂断荒山永世无归，

赚取乐天断肠诗心。

人物简介

杨玉环，唐代蒲州永乐人（今山西永济人）。通晓音律，能歌善舞。最初为唐玄宗的第十八子寿王的王妃，唐玄宗见杨玉环的姿色后，欲纳入宫中，着为女道士，号太真。天宝四年（745）入宫，得唐玄宗宠幸，封为贵妃。后安史之乱，唐玄宗逃离长安，途至马嵬坡，六军不肯前行，说是因为杨国忠（贵妃之堂兄）通于胡人，而致有安禄山之反，玄宗为息军心，乃杀杨国忠。六军又不肯前行，谓杨国忠为贵妃堂兄，堂兄有罪，堂妹亦难免，贵妃亦被缢死于路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