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拙文载于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文教资料》2009年06期P32－35，欢迎批评指正！
最近10年国内《三国演义》英译研究评述
摘要：《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章回式长篇历史小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介到世界各地也深受喜爱。在进入21世纪不到10年的时间里，国内开始重视《三国演义》的英译研究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尤其是对罗慕士的英语全译本的研究比较深入。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三国演义》英译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和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三国演义》；罗慕士；文化全球化；典籍英译
1. 引言
《三国演义》深刻地描绘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生动地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三国故事在民间代代流传，《三国演义》则因“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特点而人人可读：儿童读之犹如阅读童话故事，政治家们读之则可体会其谋略，学者们读之则可领教其智慧，家长们读之则可学习家教之良方，普通人读之则可消遣、娱乐。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介到世界各地也深受喜爱。但是，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之初，国内学（译）界对《三国演义》英译的研究却还很滞后。张浩然(2001)指出：“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却大大地落后于对《红楼梦》和《水浒传》的研究，而对其英译本的研究则更为鲜见。” 汪榕培、李正栓（2005）主编的《典籍英译研究》（第一辑）是首届（2002年）和第二届（2003年）两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论文选集，所收论文34篇，竟无一篇涉及《三国演义》的英译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可喜的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不到10年的短暂时间里，国内译界已经开始重视《三国演义》的英译研究，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本文拟简要总结这些成绩，并结合文化全球化背景，对《三国演义》英译研究和进一步的发展提出浅陋的看法，求教于方家。
2.《三国演义》非英语译本研究
在世界范围内，《三国演义》首先被译作日语。李玉莲(2000)指出，湖南文山在1689年－1692年间翻译的《三国演义》的日文全译本《通俗三国志》是比较早的翻译传播本白话小说。而王丽娜、杜维沫（2006）则认为，湖南文山所译《通俗三国志》是世界上第一个《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本，对《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普及产生了极大影响。此译本先由日本京都天龙寺一个叫义辙的僧人翻译，但义辙译到全书的一半就去世了，义辙的弟弟月堂继续译完全书。因此，一种观点认为“湖南文山”即月堂的笔名，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湖南文山”是义辙、月堂的合名。
王丽娜、杜维沫（2006）这两位来自国家图书馆参研部的学者在“《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中介绍了《三国演义》多种外文译文之盛况：全世界可以读到《三国演义》的包括拉丁译文、英译文、德译文、荷译文、俄译文、爱沙尼亚译文、波译文、日译文、朝鲜译文、蒙译文、越译文、柬译文、泰译文、老挝译文、马来文译文、爪哇译文。
《三国演义》外语译本的研究，整理了相关的译本资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源，使我们能够充分看到《三国演义》在世界各国的传播是多么广泛，证明了《三国演义》不仅是我国小说史上的一部伟大杰作，也是世界文库中一部辉煌的艺术瑰宝。同时，不同时期不同语种的外语译本，展现了不同译者对《三国演义》的不同领悟，比较研究这些译本对汉语语言与文化的再现方式，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帮助我们提升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也有利于我们在异域的、现代的视野之下，建立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本身及其承载的中国文化的审美积累，从而更深刻地领略小说字里行间包含的独特的中华智慧。
3.《三国演义》的英译研究
汤姆斯(P. P. Thomas)翻译的《著名丞相董卓之死》被认为是最早的《三国演义》英语片段译文，载于1820年版《亚洲杂志》(AJ)第一辑卷10及1821年版《亚洲杂志》第一辑卷11，内容是《三国演义》第一回至第九回的节译。《三国演义》的英语全译本，国内学界公认比较受欢迎的有两个：一个是较早的邓罗(C. H. Brewitt-Taylor，1857－1938)英译的《三国志演义》，1925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共二卷。另一个是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新译本，由罗慕士（Moss Roberts，1937－）翻译，1992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及北京外文出版社联合出版，是目前译界最主要的研究文本。
罗慕士（Moss Roberts）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的汉语教授，在汉语语言文化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96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汉语博士学位。罗慕士曾出版过选译本《三国：中国的壮丽戏剧》，1976年由纽约梅林因书局出版。后来，他来到中国深造，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推出了他的《三国演义》全译本，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1995年在中国出版。译本分为上中下三册，共1,698页。其中正文部分有1,457页，其余为序言、跋以及注释等。书中还有主要人物列表、重大事件列表、头衔、职务表、当时的行政区划图、重大战役路线图等，别具一番特色，在中西方均享有崇高的声誉。西方评论界一直认为罗慕士的译文 “易于阅读”。美国芝加哥大学巴克人文学讲座教授Anthony C. Yu（余国藩）认为罗慕士的译文“超级优美，富有学术性”。为《纽约时报》撰写书评的帕特里克·哈南（Patrick Hanan）认为《三国演义》（Three Kingdoms）“是一部由罗慕士译成英语的战争史诗，原著忠于史实，译文生动流畅”。不仅如此，美国的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和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还分别于1993年 1月 17日和 1994年 6月 16日刊登书评，对罗慕士译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也对该译本进行了奖励。
研究《三国演义》，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华文明悠久，所产历史小说不止一本，为何《三国演义》独享殊荣？研究《三国演义》的英语译本，同样需要回答一个问题：罗慕士的《三国演义》英译本何以成为译界最主要的研究文本？
张浩然（2001）指出《三国演义》罗译本具有以下优点:（1）依据语境，活译词汇；（2）译出个性，再现形象；（3）重视语体，展现风格，别具一番特色。
张浩然, 张锡九（2002）认为：“罗慕士先生对文化内容的翻译很有特色，采取的手法多种多样主要有直译法、意译法、增译法和加注法(2002:35)。”
贺显斌(2003)指出，罗慕士的《三国演义》英译本是以源语文化为出发点的，即在将其英译时，译者竭尽全力地保留原著中的文化形象，以使西方读者能真实地了解古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面貌。罗慕士全译本的第一大特点是将《三国演义》中的所有内容无一遗漏地翻译成了英语，回目、对联、章末的诗歌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结束语等也都译成了英语。因而，该译本是《三国演义》到目前为止惟一的、地道的全译本。其次，对于古代王朝的年号、宫殿名和人物的封号，汉语的谦称、敬辞，习语、形象说法和典故等，译文都基本上把原来的形象保留了下来。音译中国人名和地名时，过去很多译者喜欢采用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 1895)设计的拉丁字母标音法，如Tsao Tsao (曹操), Pang Tung (庞统)等，而罗慕士采用的是标准的汉语拼音，真实地反映了汉语的发音情况 (2003:2)。另外，罗慕士还在书后附有长达79页的后记、主要人物表、主要事件时间表、部分头衔和机构以及 1120条、篇幅长达 141页的注释，对《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版本和作者研究、书中的典故、古代中国的风土人情等都进行了详尽地研究和解释，体现了作者传达中国文化的良苦用心。书中的有些内容如没有注解，中国读者也会同样感到费解(2003:3)。
那么，目前国内译界对《三国演义》英译都做了哪些相关问题的研究呢？
贺显斌（2003）以《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为例，对“文化翻译策略”进行了归因解析，认为在对待汉语文化成分时，罗慕士主要采用异化的方法，使其在译文中得到了较好地传达，因此“汉译英时，并不是非要尽量归化才能受到英语读者的青睐(2003:5) ”。
张智中（2004）根据自己翻译《三国演义》开篇词的体会,从原诗的理解出发,对开篇词的四种译文从形美、音美、意美三个方面进行了对照比较,分析了各自的优劣得失。
张晓红, 冯奇（2005）对《三国演义》回目的翻译进行了研究，重点探讨了“怎样才能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准确地转换原语的文化意义，尽量填补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意义空白(2005:89)”。在回目翻译时，罗慕士不仅回目中词汇意义的传达，而且常用改译的方法来再现的文化意义。如第五回“破关兵三英战吕布”中的“英”字，字面意义是“英雄”，指刘、关、张三人，英文中与“英雄”字面意义相对应的词是"hero"，英语"hero"这个词汇的内涵意义是不包括中国文化中“兄弟”这一层的。因此，罗慕士把“英雄”改译成了“兄弟”，“三英”译作“the three brothers”，突出表现了原文的内涵意义。
洪涛（2005）探讨了“《三国演义》中的运数观、预测术和相关的英译问题”，重点探讨了“卜《易》的描写及相关的英译问题”和“占星的描写及相关的英译问题”。
曾晓光（2007）对罗慕士英译的“数合”一词(包括“数合”、“不数合”、“不到数合”、“数十余”和“十数”)的译文进行了分析，指出在不同的语境中，罗慕士有不同的译法，但他的处理方法显得“粗略”，译文中交战回合“数”的翻译显得不忠实，互相混淆，随心所欲。曾晓光提出的解决办法还是如实译。例如：“数”就译为“a few, several”，“不数”就译为“less than a few”(2007:85)等。
孙静艺，王伦（2007）以《三国演义》罗慕士全译本中尊谦语的翻译为例，论证了“异化策略在文化翻译中的成功应用”，认为“对待《三国演义》中体现中国古代文化的尊称和谦称，罗慕士主要采用了异化方法，使其在译文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成功地传递了这种文化信息”（2007：115）。同时，“在翻译文化信息时，异化策略运用得当可以为读者了解并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机会，让他们看到异域文化的真面目，并可以加强文化交流中的相互融合与相互吸收，达到更好的传播文化的效果（2007：115）”。
张煜，田翠芸（2007）从《三国演义》英译本讨论了译者的创造性，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付出的努力不仅仅是解读原文本,将其逐字对译给另一语码,而其中要综合考虑的因素有很多，最为重要的是两大语言层面下所蕴涵的深层文化意蕴(2007: 158)”。什么地方要增译，什么地方要减译甚至不译；又有什么地方需要灵活的运用归化、异化手法加以处理，以达到最好的译介效果，是译者脑海中必须综合考虑的地方。译者的创造性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弘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7: 159)。
曾晓光（2008）还探讨了“罗慕士译《三国演义》对长度词的英译及问题”，涉及长度词有：里、丈、围、尺、寸、匹。罗慕士“长度”词的翻译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显出了在“归化”和“异化”之间的徘徊，由此带来了一些混乱。作者认为“直译是译作中传播源语文化的最有效的手段(2008:75)”。同年，曾晓光还探讨了“罗慕士译《三国演义》对容量词的英译及问题”，涉及的容量词有：斗、石、斛、升，认为“罗慕士对这些容量词的翻译形式多样,但有不少错误”，曾晓光不仅分析了那些形式和错误，而且提出“对《三国演义》的‘容量’词的英译，完全可以采取直译”：一致英译为各自相应的汉语拼音词，即：sheng, dou, hu, dan。在汉语拼音的“容量”词的旁边用双括号注明英制或公制的容量，形如:one dou (about 2 litre)，但浪费篇幅，因而最可行的做法是在书末的注释中，用汉英度量衡对照表统一说明，其中一定要有公制，又在书末注释中适当加以说明。
4.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罗慕士《三国演义》英译本的意义
翻译活动是世界各民族间相互交流的产物，其最本质的作用是为人类拆除语言文字障碍，促成不同社会、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没有翻译，就没有社会的进步，没有翻译，世界一天也不能生存（季羡林, 转引自黄友义, 2008:6,7）”。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在经历经济界、社会文化界的众多学者的阐述和频繁使用后，其含义已经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领域中，全球化是一种一体化和趋同化的趋向。而在文化领域中，全球化既包含同质化和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包含了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征，强调的更近乎是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趋势（游玉祥, 2007:201）。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显然是异质的，必然要产生碰撞，这实质上就决定了“在全球化的大语境下，翻译的功能将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王宁, 2000:10）”。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力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力，与中国文化自身的内涵与厚度相比，相去甚远。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能走出多远、走出多少，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翻译工作的质量”（黄友义，2008:9）。这就要求翻译工作者对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对外文化翻译的工作特点、翻译的定义，乃至翻译的道德观念都必须有新的认识。
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英翻译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文字转换过程，而是一种特别的文化交流活动，更准确地说，是具有政治色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对处于弱势文化层的汉文化来说，它肩负着反对英语文化霸权的重任 (游玉祥，2007:201)。因此，汉译英就是要在翻译中尽量保留汉语的文化成分，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将优秀的中华文化介绍到英语中去，在英语中建构汉民族的文化身份(游玉祥，2007:202)。从反对英语文化霸权这个意义上讲，汉英翻译又是一个涉及自我与他人的伦理道德问题，而当前国内外学者的回答倾向性比较明确，那就是“尊重差异，关注差异”（申连云，2008：16），用异化策略展现文化差异。曹春玲,任菊秀（2008:75）指出：“汉译英采用异化策略是传播中华文化需要,构建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平台;英译汉采用异化途径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达到丰富汉语语言、促进文化交流的目的。”因此，翻译时应该求异，而不是求同。而求同与求异，归化与异化，不是何者更能忠实传达愿意的翻译策略或翻译方法的问题，而是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他者的伦理道德问题。韦努蒂引用贝尔曼的话说：“异化的翻译是道德的，因为异化是对文化他者的尊重；归化翻译是不道德的，因为归化掩盖了原作的异质特征。而掩盖、无视他人的差异和特殊性，等于否认或无视他人的存在（申连云，2008：16-17）”。
纵观国内学者对罗慕士译本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罗慕士的《三国演义》英译本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罗慕士的译本是全译本，便于中外读者全面了解《三国演义》的内容以及字里行间所承载的中国民族文化。其次，罗慕士最大的成就是以直译的方法，竭尽全力在译语中保留汉语语言、文化的特色。目前的研究成果对“异化策略”在罗译本中的成功运用是充分肯定和赞许的。第三，罗慕士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和传授中国文化的教授，利用研究、翻译《三国演义》的机会，进一步加深了自身的学术造诣，译本中的注释、考据和研究不仅是译者用来译介中国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其《三国演义》英译的有机组成部分。第四，罗慕士将一部完整的《三国演义》精确地翻译出来，呈现在西方读者的面前，客观上为西方的读者提供了领略中国小说和中国文化的风采的便利。同时，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罗慕士也为中国提供了机会，让古老的中国民族文化越过国界，走向世界，去赢得世界的理解和认同，并在世界文化广阔土壤理生生不息，发扬光大。
5.《三国演义》英译研究展望
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三国演义》自然反映了许多中国深层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内涵。因此，探讨这些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内涵在英语的体现，不仅可以让西方文化也感受一下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且，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三国演义》英译研究可以丰富“三国文化”的研究。因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沈伯俊，1999：41-42）。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下一步研究的重点还是在于梳理罗慕士英译《三国演义》的实践，探讨汉语文化词汇翻译的得失，探讨汉语文化词汇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寻找一条既能在译文中准确再现原文信息及其所负载的文化色彩，又能巧妙地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介绍给英语译文读者的途径，为汉语翻译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技巧和经验。
比如，探讨《三国演义》自创成语的英译、骂词的英译和三国时期的官制、官职、官称及其相关的英译问题就很有价值。在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中运用和创造成语多达500余条，广泛用于人物、情节和环境—小说的三要素及其它描写中(米文佐，2005:283)；《三国演义》中的骂词不仅丰富，而且可以分为两军对阵时阵前的叫骂、辱骂和揭短型骂词、嘲讽型骂词等不同类型。而三国时期的官制和官称及其相关的英译问题，也是一个如何再现中华文化内涵的问题。王慧，张华（2007）在《英译〈中国的神仙〉献疑》一文中指出：有关中国古代官职的名称,大部分在英文中缺少对等词。就目前的资料来看，汪榕培（2002）在《汤显祖的〈邯郸记〉及其英译》一文中还以专门的章节探讨过“《邯郸记》中的官称及其英译”。
总之，从文化翻译的角度研究《三国演义》的英译，是外语工作者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深切关怀，是外语工作者当仁不让的责任。当然，《三国演义》英译研究与其他中国典籍英译研究一样，是一项艰苦的、耗时费力的创造性劳动，需要外语工作者怀着一颗拳拳之心，为弘扬民族文化、保持全球化语境中文化民族性而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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